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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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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慧容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历经数千载沧桑岁月，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念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述厚德载物、正心明道、怀德自重等典故，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用明德引领风尚”。厚德载物、明德弘道，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精髓的提炼和传承，也是对中华民族宽广胸怀的彰显和体现，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

厚德载物典出《周易·象传》，原文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蕴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智慧，以“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方式传达了人与世界的基本关系，用坤卦象征大地，认为君子应效法大地滋养、包容和承载万物的美德，以深厚的德行和胸怀承载世间万物，以开放包容与担当精神承担历史使命。

“唯宽可以容人，唯厚可以载物”，厚德载物的内核是“德”。“德”原意指上升、登高，后引申为遵循正道而行动，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准则。胸怀宽广、博采众长、兼容并蓄、浑厚稳重，谓之“厚德”。中华民族长久以来把“厚德”作为处事原则，倡导崇德、尚德之风气。无论是《礼记·大学》中的“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中，还是《论语》中的“德不孤，必有邻”，抑或是《中庸》的“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以及《群书治要·新语》中“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故尊于位而无德者绌，富于财而无义者刑；贱而好德者尊，贫而有义者荣”……无不体现了中国人修身处世的道德理念与内敛谦和的胸襟气量。“载”表意为“运”，引申为容纳、承载。“物”指万物，既指自然之物，也指社会中的人和事，在绵延5000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厚德载物逐渐凝铸成中国人的开阔胸襟和包容气度，铸就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

厚德载物不仅内化为中华儿女的精神品格，也成为传统政治文化中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群书治要·文子》中说：“乱国之主，务于广地，而不务于仁义；务于高位，而不务于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尚书·太甲下》指出：“德惟治，否德乱。”可见，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德政”理念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它直接关联到一个国家政权的稳定与否、社会的安宁与繁荣，乃至整个王朝的兴衰更迭。《论语·为政篇》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治理国家和社会时，不仅需要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秩序，更需要注重道德教化，提升民众的道德素养。为官先做人，做人要先立德。从古至今，我国历朝历代大多倡导“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历史上各代的官吏考核都将道德放在首位。

明德弘道是从《周易》《论语》等多部古代经典中提炼而出的智慧结晶。“明德”出自《尚书》“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明德慎罚”等句，大意为彰明德行，《周易·晋卦》也有“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寓意着君子应如同初升的太阳一样，不断地自我彰显和发扬内心的光明美德。《大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阐发的是“大人之学”或“君子之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性并推己及人，运用这种品性教育和引导人，最后达到最完善的道德境界。“弘道”出自《论语·卫灵公》篇，原文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意味着人能够彰显光明的德性，强调人立身行道的主观能动性，自觉承担起弘扬正道的责任使命。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把“弘”注解为“弘，廓而大之”。“弘道”旨在沿袭前贤之精神，与道义并肩共进，鼓励后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提升自己的德行修养，自觉承担起弘扬正道的责任使命，从而在个人成长与社会贡献中建功立业。

“德”与“道”的关系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是具有辩证统一关系的永恒主题。与西方社会对道德的强烈规范不同，中国人的道德观是德为本性、道为根源，蕴含着“道生之，德畜之”的哲学理念，即宇宙万物由道而产生，又通过德的作用得以滋养和维系，二者融通互促，共同构成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规范秩序。“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独有智慧，其理论内核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命题。儒家曾对“道”进行了丰富而深入的探讨和阐述，《周易》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命题，《论语》中对“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论述，强调的是对“道”矢志不渝的坚持和求索，荀子强调“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在道家思想中“道”不仅代表了宇宙的本源、规律和真理，又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法则和秩序。《老子》持续性追问“道”的根基，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认为“道”无所不在，“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道”渗透于宇宙万物之中，贯穿于普通的行为和世俗的事务中。可以说，“道”是中国文化思想史的根源性概念，它意味着中国古人无论是在应对家国社会的纷繁关系，还是在面对天地自然的奥秘中，都崇尚并遵循着“道”的指引，并以此作为行为的准则。

明德系立身之本，弘道乃处事之则。明德和弘道同时兼顾内在超越和外在求索，并通过以德近道、德合于道，蕴含了道德主体责任与义务、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明德弘道须躬身力行，不断强化自身的内在修养，在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尽职责、勇担当、有作为、知敬畏。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在古代先贤的社会实践和中华儿女深沉性、持久性的自觉传承中，其内涵要义也不断得到丰富发展。这一传统智慧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广泛而深入的阐述，在与诸多学派的互动贯通中直接影响着统治者的治国理政方略和社会民众的言行举止。儒家的“为政以德”与“仁者爱人”思想，主张统治者应以仁德治国，通过行仁政、施教化来弘扬道德，使社会达到和谐有序的理想状态。道家的“道法自然”与“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提倡统治者通过修身养性、积聚深厚的道德素养来影响和治理国家，而非滥用权力强行干涉，这种以道德为根本的治理方式，既体现了厚德载物的原则，同时也是对明德弘道的实践。墨家强调兼爱、非攻和尚贤等思想，他们提倡通过和平、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以维护社会的和平与安宁。这些思想流派虽各有侧重，但都表达了对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价值取向自汉朝起不断传承和发展。汉文帝以其宽厚仁德和节俭治国著称，他减轻赋税，废除肉刑，施行德政，这些举措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生产力的发展。董仲舒在推动儒家思想实现正统化后，亦在《举贤良对策》为汉武帝提供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唐太宗、唐玄宗通过弘扬儒家道德理念和推行德政，体现了对道义和秩序的追求。宋明时期，中国文化与经济经历了一段转型与危机的交织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促使人们对“弘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加强烈，范仲淹表达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情怀，张载展现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弘道”意识；明朝中期，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等心学理念，他认为，认识道德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认同，更重要的是要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通过个人的道德实践来体认道德，弘扬正道。

明末清初，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政治智慧逐渐觉醒并得到深入发展。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这三位杰出思想家，都在其学术与政治实践中深刻体现了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理念。王夫之强调“理势合一”，认为天道与人事息息相关，以道德规范承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他在《读通鉴论》中批评了空谈心性之学，主张实学救世，提倡以德行治国，认为德行深厚者才能承载起治理国家、造福人民的重任。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倡“经世致用”，强调学问必须有益于国家社会，他提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倡导每个人都有责任参与社会治理，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实践，推动社会道德风尚的提升。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猛烈抨击专制制度，提出“公天下”的理念，他提倡以道德约束权力，使国家治理回归到以德治国的轨道上来。

上世纪60年代，钱穆在《论语新解》中提出“人道本于人心”“德者，心之最真实，最可凭，而又不可掩。故虽蕴于一心，而实为一切人事之枢机。为政亦非例外”等命题，提出社会的成立要以人之道德人格的养成为基础，强调施行德治或仁政的政治理念。

纵观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历代思想家对厚德载物、明德弘道作出了深刻阐发，这一精神追求历史性地积淀为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品格，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塑造了中华文明卓尔不群、开放包容的精神风貌，为中华民族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融合发展提供深厚的文化滋养。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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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标签，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但总有一些精神追求，是超越时空的，熠熠生辉，照耀着我们向前。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就是这样的精神追求。厚德载物、明德弘道，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累的品格底色，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国家与国家间关系时，心中时时遵“德”、处处循“道”而行，中华民族从而培育了“唯宽可以容人，唯厚可以载物”的开阔胸襟与谦和气量，树立了“道并行而不悖”的包容意识与开放精神，拥有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宏阔视野与共享思维。种种优秀品质，标注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是中华文化能够一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中国共产党人更是这一优秀品质的传承者和践行者，秉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之大德，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时代呼唤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从大的方面来说，“国无德不兴”，从个体成长角度而言，“人无德不立”。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个人成长来看，小成靠智，大成靠德。对于每一个生命个体，即使成不了大事，但是做好每一件对社会有意义的小事，做一片生命舒展的绿叶，往下扎根，向上生长，也是善莫大焉。自觉践行厚德载物、明德弘道，有助于培养自信、自强、自尊、自立的道德人格。欲立事，先立德，凡成大器者，皆有高度的责任心、进取心、自信心、感恩心。培养品德不仅有益于完善自身，而且将引领个人走上实现人生价值的正确道路。“要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这是大德，养大德者方可成大业。”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德”的阐述体现了厚德载物、明德弘道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共产党人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党员干部要把道德修养作为人生的必修课，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坚决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才能在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深层次矛盾时知难而进、迎难而上、顽强斗争。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厚德载物表现为“宽以待人、反求诸己”的宽恕自省心态。厚德载物、明德弘道强调追求道德品质，秉持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以忠诚、守信、仁爱、勇敢、正直、谦逊、勤奋的态度面对人生挑战和机遇。厚德载物还强调知足、自律的精神境界，注重自律自省，不断提升精神境界。古往今来，凡是有所成就和建树的人，都把“躬身自省”当做加强自我修养、陶冶情操、反思完善、增强本领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领导干部要学会“面壁成佛”，实现自我境界的提升，这是从“自省”的角度对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提出的要求。

在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上，厚德载物、明德弘道作为中华传统道德思想的核心理念，凝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精神标识。大变局之下，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多元并存、互相竞争”的价值观图景，精神迷茫、价值感缺失等现象在一些人群中存在，另外，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精致利已主义的滋长也不容忽视，如何平衡物质欲望与精神追求，如何在短期主义的泥淖里能够登高望远、洁身自好，是很多人的迷茫与困惑。其实答案就在厚德载物、明德弘道之中，“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同样，“德”如果不“厚”，不“明”也就难以载“物”，势必难以处理各种关系，陷入混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民群众的普遍精神认同，只有每个人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固于心形于外，才能涓滴汇海。从历史经验来看，厚德载物、明德弘道不仅关系个人的荣辱成败，更会形成整个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标尺和思想基础，是经济社会行稳致远、持续发展的保障。

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厚德载物、明德弘道体现的是一种宽容精神、和谐精神，抱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信念。张岱年认为，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厚德载物具有独特的历史内涵，主要表现在国家、民族关系、中国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及人际关系上。在国家民族关系上，厚德载物就是胸怀广大，不去侵犯别人，保持国际和平。厚德载物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应该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关注他们的需求和发展，以实现真正的和谐共处。厚德载物、明德弘道强调应该尊重他人的差异和个性，在处理问题时，应该从多个角度去思考和审视，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利益和关切，以寻求最大的公约数和共赢。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和冲突，通过相互学习、借鉴和融合，我们可以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推动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世界迫切需要一种和谐并育、美美与共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个目标，也是基于“厚德载物”思维逻辑的建设理念与路径，这是为全世界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具体呈现。

（作者系成都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