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吴晓铃 吴梦琳 薛维睿

7月23日，“吉金铸史——三星堆文化与中国青铜时代学术研讨会”在广汉举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彭邦本在会上针对三星堆和金沙的国家形态进行了演讲。他认为，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空间上彼此邻近，文化面貌相同，属于同一文化共同体，其文化尤其精英文化共性反映其同属一个政治和信仰共同体，“实际上就是青铜文明时期一个区域性的共主联盟王朝。”

川观新闻资料照片

彭邦本介绍，早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发现以前，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就曾指出，巴蜀地区上古并存着许多大小邦国，“巴蜀不过是两个霸君”和“两个联盟的盟主”。近年来，伴随着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三星堆古城早于金沙古城，但两者在晚商并存期间，“从古城规模尤其出土器物的规格等可推测，三星堆古城的主人应为联盟共主，金沙古城应是联盟的核心成员国，从文化面貌如出一辙的表象，甚至可推与三星堆共主同宗。出土资料反映，三星堆古城在商周之际出现衰落，而后金沙古城则继续繁荣，估计此后时期联盟共主转为金沙古城的主人。”彭邦本认为，三星堆-金沙共同体是一个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巨大的地域性邦国族群联盟，在商周时期达到青铜文明的高峰期。

这些考古发现，彭邦本认为和史料的记载进行着互证。

《华阳国志》曾经记载，古蜀国的疆域“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汉书-地理志》也记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时并为都县。”彭邦本表示，“可见巴蜀在先秦属于华夏视野中的西南夷（基本符合史实）。”

那么，《史记·西南夷列传》对西南夷的族群是怎么描写的呢？其中一种就是“椎结（髻）、耕田，有邑聚”，而椎结（髻），恰恰三星堆青铜人头像中有大量这样的造型，其中包括了著名的青铜大立人。彭邦本认为，这应该是三星堆国家里的农耕人群，他们在生业上具有优势，因而其铜像群反映了他们居于统治地位。这个群体，应该来自成都平原为主的古蜀王国核心区。

川观新闻资料照片

至于三星堆族群中的盘发族，彭邦本认为可能是半农半牧的族群。因为农耕时面朝黄土背朝天，需要把头发盘起来，不过放牧时则不用太过讲究，因此没有固定发髻。这个群体，应该来自“南中”（川南云贵），多处于粗耕农业，间含与川西一带笮、白马等族群的半农半牧生业，“他们属于邦国联盟成员。”

三星堆的辫发族，在彭邦本看来属于重要的联盟邦国。它们对应的区域，彭邦本认为大致在川西高原，很早就是以畜牧为主的（间有半农半牧的“产牧”)生业区。其族群就是司马迁笔下“编发，随畜迁徙”的嶲、昆明、冉駹等。

彭邦本表示，自宝墩文化以来，蜀地邦国林立，“至迟在三星堆-金沙青铜文明时期形成了邦国林立的早期共主政治秩序格局。”这种共主模式，就是一定地域内诸邦国中的最强者及其为首组成的联盟，诸邦国一般并不直接构成共主政权下的政区，但又存在政治、宗教祭祀、意识形态、经济上一定的从属性规约联系，以及文化上的认同联系。“虽然上述联系并不十分稳固，但其中孕含着邦国向政区演进的深刻因素和趋势。反过来，共主政治也必以林立的邦国为基础。我国夏商周三代，正是在此基础上，由天下万邦的共主政治体系逐渐演进以趋于统一帝国的漫长过程。夏商西周时期的三星堆-金沙青铜文明，和东周尤其战国时期的巴蜀文化，正是蜀地区域性共主国家的考古学载体，与《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传世文献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蜀地诸朝记载形成了互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