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园 四川在线记者 熊晓雨

“是本人。公务忙，谢决（绝）求证，欢迎来高密作（做）客。”10月14日，山东高密市委书记董广明在短信中这样回复四川在线记者。此前，高密市公布了124名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包括四套班子“一把手”及市直部门、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等。

高密是潍坊所辖的县级市，四川在线记者发现，陕西咸阳、河北承德、云南昆明、四川眉山、广西南宁、安徽亳州等多地公布过市级或县级党政主要领导手机号。

公布以后，这些电话还“热”吗？四川在线记者进行了调查。

电话刚公开，领导接线忙

10月14日上午，高密市信访局局长刘桂礼的电话很快被接通，他说自己在手机号公布的这3天接到过3个电话，“一个是邻里纠纷，一个是回迁问题，一个是反映参赛费诈骗。”

山东高密市委书记董广明回复四川在线记者，短信截图。

高密市发改局局长王金语同样接到了一些咨询风电光伏业务的群众电话。此外，有媒体报道称高密市商务局、高密市姜庄镇等多系统均接到群众电话并处理。

“群众想问这个电话是真是假，核实电话真伪的情况占了有一半左右，甚至更多。”高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吴国华说，“我们欢迎人民群众来反映问题，但是一定要合理、合规、合法，我们尊重事实，给他一个答复。”

有的电话不是马上就接通。记者致电多位联系人，有的被挂断，短信回复正在开会不方便接听。当日稍晚些，记者一一接到回电询问来意。

“我们市委有一套完整机制督办，市委办要汇总推送，然后转办给有关的部门，还要跟着督查办理的情况。”高密市委宣传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代辉说。

公开领导手机号，不新鲜

书记、市长（县长）带头公开个人手机号码，不是一个新鲜事。早在2006年，陕西咸阳就有先例。根据公开报道，该市市委书记、市长等9名市委常委的办公电话以及个人移动电话都被公布在咸阳市公众信息网上，目的是方便群众提建议、意见，或者反映一些问题。

随后几年，多地公开领导电话，但是公开的级别、范围、方式不同。比如2007年6月，四川眉山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布手机号，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共91人，此后的2012年、2016年分别做了新一轮公开。2008年，云南昆明在《昆明日报》公布了副县级以上党政部门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包括市委常委、市长、副市长、14个县（市）区党政班子成员和市属各部门班子成员。2009年，河北承德在网络上公布了10位市委常委和4位副市长的手机号码以及他们所负责的工作等。

近几年在媒体上公开市委书记、市长等领导手机号的有安徽亳州、广西南宁，分别在2021年和2022年。

如何确保领导在认真接听电话？多地有明确的标准。比如，昆明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曾联合发布通知，有关人员不认真接听，责任人将被问责，同时明确规定何种情形对来电直接答复或转相关部门处理。据公开报道，2009年昆明市软环境建设办公室表示，公布领导电话以来，他们总共对领导干部接听公务电话情况组织了12次督查，接通率都在96%以上。

找得到领导，也要办得成事

个别地方晒出了领导电话公布后的成效。比如，安徽亳州在公布领导电话一年后的2023年初公布称，“16位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全年接电交办群众和企业反映事项20298件，去重后13324件，已办结12861件、占比96.5%。”但今年，记者没有查询到类似的公布信息。

根据亳州此前公开的领导干部电话，记者随机回访了6名联系人，其中4位在多次拨打后仍显示关机或无人接听，接听电话的联系人则详细回应了记者询问的异地医保等问题。

公开报道称，安徽亳州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2022年接电办结事项12861件，占接电总事项的96.5%等。 网页截图

而早年公开领导电话的地方，多数已没有延续这项举措。以昆明为例，公开报道称由于该市2008年8月岗位变化较多，2009年更新全市副县以上的领导电话，市民可通过昆明信息港网站或拨打0871-114查询。记者拨打0871-114后被接线人员告知“私人号码不能查询”。

在采访中，许多人表示支持公开领导干部电话。一位在信访系统工作多年的基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布总比什么都不公布强吧”，遇到一些特殊棘手问题，“我们底下的人确实给群众办不了，需要上面来推动。”

多名基层干部谈到，他们不质疑这项举措的出发点，但从执行层面来说“可能噱头大于实效”，只是一种“向群众示好的姿态”。一方面老大难问题难以短期解决。“就我观察到的，群众反映问题多的条线也必定是矛盾堆积、活多事多的条线，领导每天都忙活不过来，试图用公开电话的方式提高办事效率，大概率会事倍功半。”一名基层干部说。

有的基层干部更期待职能部门的精准联动。“各司其职，层层筛选，把真问题、共性问题、重大问题反映出来才更合理。”另外，他们强调电话不是关键问题，“好的干部不用打电话自己就去把事情解决了，不好的干部打一万次电话也没用。”

记者了解到，2022年广西南宁在公布领导手机号后，成立了“南宁市党政主要领导、纪委书记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直通车’工作专班”，除了要求24位专席座席员每个工作日8时至22时轮班在岗，还要求工作专班对企业反映的疑难复杂问题、超期未办结、评价不满意等问题进行跟踪协调督办。当地认为，群众、企业在乎的不是这个手机号能找到谁，而是拨打后是否能有回应，起到实效。

解决问题的常态化制度建设更重要

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静看来，地方出台这些举措和地方政府积极回应老百姓诉求、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服务型政府有很大关系。“在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出台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进统一大市场等政策措施背景下，地方领导干部公布手机号码有积极意义。”

从化解矛盾的层面，王静认为，“日常问题的投诉举报受理不应当是领导干部的常态化工作。”她向记者举例，早些年曾出现过部分领导干部频频接见上访群众，对信访过度重视，反而挤压了法定渠道的现象。好在目前这个现象已经得到纠偏，“信访回归到群众反映问题，信访部门仅负责将问题分流给各部门的职能定位，最终还是要靠制度层面和法律途径来化解问题。”

王静表示，她始终相信公开领导干部电话的初衷是好的，但更要着眼于长期的、常态化的制度建设，而不是仅仅使用接听百姓电话这种相对比较简单、短期的权宜之计。比如，地方政府领导干部应增强对法规制度的学习和理解，将各种诉求引入到法定渠道中来，支持各部门、人民调解委员会、法院来依法化解纠纷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