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

阿来多次说，盛唐诗歌是在四川结束的。在新近出版的《阿来讲杜甫成都诗》里，他也这么说。

盛唐诗人灿若星河，千古流传的就有二三十位，以出生先后排序，孟浩然、王昌龄、王维、李白、高适、杜甫、岑参……其中，杜甫、岑参在安史之乱后才辞世。岑参767年四月到达蜀地利州（今四川广元），七月抵达成都。大约在769年秋冬时节，被罢官一年多的岑参死在成都旅舍，享年52岁。

一年后的770年冬天，离开巴蜀大地两年（768年出三峡）的杜甫，在潭州（治所在今长沙）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时年59岁。他人生中的最后10年，有8年是在巴蜀度过，其中有6年是在成都及蜀地。杜甫和岑参相隔一年相继去世，代表着盛唐诗歌时代的结束。

杜甫在四川为盛唐诗歌拉下帷幕

有数据统计，杜甫存世的诗歌1400余首。仅在成都，他就创作了约475首，占总作品数的三分之一。后到夔州（现重庆奉节），他又写了410首诗。因此，包括其他地方在内的巴蜀时期，诗歌总数就占到了杜甫一生诗歌总量的三分之二。《阿来讲杜甫成都诗》开篇就指出，在成都与蜀地6年期间，杜甫写出了200多首诗中有史、史中有诗的作品。

盛唐诗歌一前一后出现两座艺术高峰，时至今日难以逾越。浪漫主义的艺术高峰，以李白为代表。现实主义的艺术高峰，是杜甫来筑就。

杜甫在诗歌创作上集大成，擅长各种体裁。阿来说，杜甫没有一种诗体不能驾驭，且水平都能达到高峰。例如《蜀相》，为历代推崇，誉为“七律正宗”。“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既在咏史也在论史，还把杜甫身处安史之乱怀才不遇流离蜀地的心绪寄宿其中。

又如绝句，盛唐诗人流芳百年的名诗名句何其多，但杜甫能探索创新。在《绝句四首》（其三），得到了广为传诵的硕果：“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阿来指出，杜甫这首脍炙人口的名诗，是学习了流行巴蜀荆楚一带的竹枝词，还吸收了四川当地方言，把形容黄鹂鸟的常规量词“只”，换成了四川方言中的“个”。而这首诗在歌咏生活的同时，描绘的“扬一益二”经济格局下的繁华成都绝不夸张，反而非常写实。

“千秋雪”对“万里船”，彼时唐朝良好的生态环境中，西岭一带积雪多年不化是真实的；经济数一数二的成都商业发达，从东吴不远万里而来的通航通商船只停满了码头，都挤到了家门口，也是真实的。

813年，二度被贬、还未拜相的元稹，应杜甫孙子杜嗣业邀请，写下《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称“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杜甫死后43年，历史上才有人第一次给出对他诗歌地位的高度评价。后来，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到了时局动荡、国势艰危的两宋，欧阳修在《堂中画象探得杜子美》中写道：“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生为一身穷，死也万世珍。”王安石在编《四家诗选》时，将杜甫推至首位，指出：“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后来，他又在《杜工部后集》作序：“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其词所从出，一莫知穷极，而病未能学也。”苏轼在《书唐氏六家书后》中，也强调杜甫的风格在于“忠君”“发乎情，止于忠孝”，认为杜诗“格力天纵”“凌跨百代”，明确提出杜甫“集大成”的说法。

北宋文豪对杜甫的尊崇，并以文坛上的话语权影响了几代人。以至于南宋末年，汪元量在《草地寒甚氈帐中读杜诗》写道：“少年读杜诗，颇厌其枯槁。斯时熟读之，始知句句好。”文天祥被俘狱中3年，陪伴他左右的就是杜诗，还作《集杜诗》一卷表明心志。

至此以后，一批批爱国诗人，矢志不渝地坚守着民族气节，正是从杜甫的诗歌中汲取了精神力量。在《阿来讲杜甫成都诗》可以看到，杜甫在四川，用现实主义为盛唐诗歌拉下帷幕，他是集大成者，也是收尾人。

朋友之情与短暂的欢愉

到成都之前，从洛阳返回华州（今陕西渭南华州区）的途中，见到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杜甫写下著名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759年，杜甫拖家带口，从客居的秦州（今甘肃天水）辗转流离，当年冬天经同谷县入蜀，到达成都。

在成都及蜀中生活的6年光景，杜甫不总是苦哈哈，也有过欢愉的时刻，即便是短暂的。阿来用了整整第二讲，呈现了杜甫在成都如何靠老友新朋，东要西求，一步步打造自己的灵魂栖息地“杜甫草堂”。

从《卜居》《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草堂资》到《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再到《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诣徐卿觅果栽》《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等，最后到《堂成》的“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杜甫生动欢喜地写下了草堂的建设过程，既有真实建筑建设，又有系列的诗歌内容创作。

如今的杜甫草堂，不仅是成都最早，也是阿来眼中建设公园城市历史进程中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如织的游人们凭吊感怀，有关草堂的那些杜甫诗歌，丰富了想象空间，厚重了历史文化感。

760年春天，草堂建成后，杜甫不厌其烦地写下多首有关成都江和雨的诗歌。这里面，有《梅雨》《江涨》，有《江村》《春水》《春水生二绝》，也有《水槛遣心二首》的“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终于，他写出了经典的《春夜喜雨》，光是看标题，就知道杜甫心情是喜悦欢愉的，不仅“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而且“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阿来说，杜甫有人文关怀，有深挚情感，更有美丽的自然景致与其中深含的生命韵律。

杜甫在成都及蜀中的欢愉，几乎都有朋友的影子。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杜甫一家不能安定下来。这些朋友中，严武是绕不开的存在。严杜两家算是世交，严武的父亲严挺之与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曾同朝为官，可谓意气相投。尽管杜甫比严武大14岁，但他与严武的情意可能高过李白、高适。

761年十二月，严武被任为成都府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他上任的时候，正是杜甫一家在成都艰难过冬需要接济的当口。严武不仅想着老朋友，还抛开地方大员的身份写诗给杜甫。在那首《寄题杜二锦江野亭》中，严武用“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鵕鸃冠”，劝杜甫积极致仕为官。严武还去草堂看他，在青城山拿到洞天乳酒，也给杜甫送一瓶过去。杜甫当然开心，他在《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里，用“山瓶乳酒下青云，气味浓香幸见分”感谢严武。

严武除了送酒致意，还带着厨子到草堂现场做饭。杜甫诗里记录：“竹里行厨洗玉盘，花边立马簇金鞍。”被身居高位的好友重视，开心溢于言表。他还创作了一首《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来夸赞严武，“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语多虽杂乱，说尹终在口。”

然而，好景不长，半年过去，762年严武被召回长安，杜甫一路相送到绵州。没想到成都发生叛乱，他漂泊近两年没能回到成都草堂。原本打算离开蜀地，764年春天，杜甫收到严武再次出任成都尹、剑南节度使的消息，高兴得写下《奉待严大夫》，开头就是“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

严武也重情义，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入幕府做参谋，解决了他的工作和养家糊口收入的问题。但杜甫觉得“分曹失异同”，和严武的关系变得生分，又可能年龄偏大，受不了繁忙的工作和同事间的勾心斗角，不久辞职。

《阿来讲杜甫成都诗》分别用了上下两讲，一共4讲品诗评述杜甫与严武、高适的交往心路历程。杜甫始终是关注并关心高适的，还用诗歌的创作形式对他的从政用兵等提过建议。尽管在杜甫困难的时候，高适可能没有回应或像严武作出的帮助那么大，但他还是比较懂杜甫，写出了“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的名句。阿来认为，高适为成都这座城市留下了“人日草堂”的文化记忆。

长年的悲歌和穿越时空的成都市民

765年正月，回到长安不到一年的高适去世，时年61岁。紧接着，同年四月，严武突发疾病，死在成都任上，只有40岁。五月，杜甫带着全家离开成都。

果然，在杜甫一生中，欢愉是短暂的，悲歌才是长年累月的个人标签。《闻高常侍亡》中，他说“致君丹槛折，哭友白云长”。《哭严仆射归榇》里，他悲伤地写道：“风送蛟龙雨，天长骠骑营。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阿来觉得，严武暴病身亡，杜甫在成都生活失去依靠，更加感到这份友情的深情真心。

因为在严武坐镇成都前，杜甫一家在761年的由秋入冬里煎熬，生活的温饱都成问题。就在那时，杜甫四处求人接济，其中就写诗一首《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向高适求助：“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高适可能被杜甫来成都后不止一次的索求搞怕了，没有回应他。杜甫还接着写诗求他。可以想像，杜甫窘迫心急到怎样的程度。

他在歌行体《百忧集行》又写道：“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贫困潦倒，拖累一家人挨饿受冻。杜甫还年老多病，在叙事长诗《草堂》中说：“于时见疣赘，骨髓幸未枯。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余。”

个人不幸的背后，还有国家的战乱与社会的动荡。杜甫没有停留在“小我”上自怜自艾，而是将家国情怀结合起来，在诗歌创作上升华了。到了秋风暴雨的时候，杜甫的茅屋破败，饥儿老妻，彻夜难眠，他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也写过“苍生未苏息，胡马半乾坤”“愿枉长安日，光辉照北原。”（《建都十二韵》）他也恨：“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错迕失大体，坐看倾危受厚恩。”（《石笋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里文化受到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一如盛唐的经济和政治先后崩溃，诗歌才在文化里慢慢被影响。“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二首》（其二）），盛唐前期的全盛景象，出现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高峰，也就不难理解。

但杜甫活到安史之乱后，盛唐繁华不再，政局不稳，诗歌上的浪漫已难以为继，杜甫成为现实主义的高峰代表。正应了那句话：“国家不幸诗家幸。”某种意义上说，杜甫不仅是盛唐诗歌的收尾人，也是盛唐的抬棺与悲歌者。

在“杜甫 成都 诗”的20场讲座结束后，《阿来讲杜甫成都诗》得以在2024年4月出版。阿来提到一个初心，就是他从1996年到成都，如今已过去快30年。成都虽然不是他的原始故乡，却给予了阿来大量的灵感与养料，成都的文化成分是他创作的重要素材来源。

来了就是成都人，在这里工作生活的都是成都市民。阿来是成都市民，杜甫当年也是成都市民，他写过“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在阿来眼中，杜甫是历史上第一个从文学的角度面面俱到书写成都的人。两位成都市民，穿越时空，在诗歌里互动起来，逐句逐字拆解，赋予今日今时的合理解读。

在杜甫、岑参后，阿来又开启了“唐宋诗中的巴蜀与成都”第三个系列讲座：陆游蜀中诗讲，进一步向大家展示唐宋诗人笔下的巴山蜀水。听阿来的讲座和读《阿来讲杜甫成都诗》，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跟着他一起纵横遨游在巴蜀特别是成都的历史文化海洋中，形成一个以地理和人为坐标的诗歌宇宙，是一次高质量的精神与文化之旅。

古往今来研究杜甫，研究诗歌的人不在少数，《阿来讲杜甫成都诗》何以能突出？也许就是靠阿来与杜甫穿透时空进行精神连接的这个差异化优势：以诗叙史，以史证诗。

（《阿来讲杜甫成都诗》，阿来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

李燕，四川乐山人，成都市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为人处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