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临川渝两地指导谋划。经过五年的努力,川渝两地合作已进入了深度融合、相互赋能、量质齐升的崭新阶段,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已成为我国第四增长极。但论资源禀赋成渝还不如京津冀,论经济开放程度成渝还不如粤港澳,论发展质量成渝还不如长三角,为此,川渝地区要依托战略腹地的独特使命,借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春风,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构筑中国经济新高地。
一是创造性地用好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理念,打造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顺应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但如果没有党的全面领导和我国单一制国家制度设计,两个省级行政区很难同下“一盘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成渝两地要成为这一制度设计的领跑者。目前,川渝两地仅在电力领域的政策差异就超过140项,双方在用地审批等方面的政策也存在诸多差异,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行政分割、重复建设、缺失断链、招商内卷现象。川渝两地应站在讲政治高度,打破行政边界和行政壁垒,一体化谋划,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培育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推进水、能源、交通等领域价格改革;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建设统一的要素市场,早日建成具有全国性甚至世界性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西部金融中心。目前,全球超过60%的iPad、50%的笔记本电脑、10%的智能手机都是“成渝造”,全球最大的OLED生产基地坐落于成渝。川渝联手,可以将电子信息、汽车等产业发展为世界级产业集群。成渝两地共有10所高校、19个学科纳入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集聚发展,可以形成高等教育集群化发展。借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契机,构建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正当时。川渝两地要克服“不服气”心理,紧密合作,不断提升发展能级,共同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
二是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共筑国家战略腹地。中央已经明确把四川定位为国家战略腹地,这是四川未来能比肩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三大经济圈的底气所在。一方面,我们要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要对接好国家重大战略,共同争取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联合争取一批新的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大科学装置协同布局等;另一方面,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市场和企业来落实落地,这就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通过市场最终实现国家的战略意图。前不久召开的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进行了系统谋划,下一步要贯彻落实好省委决策部署,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充分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者的作用,探索更多具有四川特色的原创性差异化改革举措,探索更多微改革微创新,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川渝携手,共筑国家战略腹地。
三是优势互补打造世界级产业链,共担关键产业备份重任。建设国家发展战略腹地的独特使命,最为重要的任务在于实现国家关键产业备份。虽然川渝两地产业资源相似度较高,优势产业接近,但产业优势程度不同,四川优势产业更密集,重庆优势产业专业化程度更高,川渝联手,可以遵循比较优势,选择差异化协同路径,逐步向高技术产业跳跃,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我国供应链端能源和矿产资源、工业用原材料较为紧缺,价值链端高端制造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稳定发展亟需提升。作为国家关键产业备份承载地,川渝要抢抓战略机遇,将我国短缺产品作为成渝地区产业链提升的主攻方向,加快共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备份。为此,川渝两地应创新建立统一开放的标准体系,在全国率先建成川渝统一大市场,整合产业企业资源,强化产业分工协作;注重产业集群化、链条式发展,搭建产业链对接平台,有效保障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协同高效运转,推动多链融通;共同抢抓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机遇,联手发展电子信息、汽车等世界级产业集群。大力推动两地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人才等资源紧密对接,推进多层次高等教育集群化,营造全球一流创新生态,引领成渝地区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四是以成渝带动五区共兴,共建现代化新四川。五年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动成都、重庆两个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成渝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局“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式”形态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成都、重庆两个城市之间中小城市虽多,但缺乏有影响力的经济中心,使重庆主城区和成都两地发展的吸纳能力大于辐射能力,从而出现成渝地区“中部塌陷”的经济形态,制约了成渝两大“极核”的联动发展。成渝在“双象”共舞时,要带动“五区共兴”。从具体产业来看,采矿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资阳与成都具有互补优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阳整体上相对成渝更具优势;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泸州相对重庆具有优势,重庆在高技术行业和汽车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等行业相对泸州具有优势;遂宁和广安在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相对重庆更具优势;重庆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相对遂宁和广安具有优势,遂宁专用设备制造业相对重庆具有优势;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地区均在食品制造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医药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4个行业具有优势;宜宾、泸州、自贡、乐山在非金属矿采选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等方面具有优势。因而,要真正建成国家战略腹地,国家关键产业备份承载地,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成渝不应只是“双象”同舞,而应是“五区”协同共舞,整体规划产业链供应链,针对我国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形成大纵深的战略回旋。
(四川省委党校教授 陈名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