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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伊尔曾经这样说过——“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海底聚集的人类艺术品和工业纪念物的数量，可能比大陆上任何一个时期保存的还要多。”为了打捞这些人类遗珍，人类不断跃入大海。丰富的出水文物，让水下封存的历史得以重见天日。

在中国，以“南海一号”宋代沉船等多个水下考古项目的发掘及研究为标志，水下考古迄今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打捞尘封于水底的文物难在哪里？对于了解历史又有何意义？近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孙键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专访，中国水下考古筚路蓝缕发展至今的历程徐徐展开。

孙键（左）在“南海一号”室内考古现场。受访者供图

9月初，孙键从广东出差匆匆回到北京。他的办公室，各种专业书籍和资料堆积如山；出差装衣物的背包放在一角，显然随时可以说走就走。

30多年来，孙键就是这样一趟又一趟奔走在国内各个水下考古工地。

水下考古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法国海军发明的便携式水下呼吸器，让考古学家把工作地点延伸至海底成为可能。“在中国，建立水下考古学的愿望最初始于要了解沿海岛屿上的古文化遗存情况。”孙键介绍，20世纪70年代，广东省相关部门就已经在西沙群岛进行考古调查，“但当时下水的主要是渔民。”到了20世纪8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和王仲殊明确指出了“水底考古学”的主要内涵、学科性质和发展简史，此后，水下考古学学科开始筹建。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被“逼”出来的考古事业。

时间回到1986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一次性拍卖23.9万件中国文物的嘉士德中国文物专场拍卖会吸引了世界关注。这批文物由英国职业寻宝人迈克·哈彻在中国南海海域打捞，出自1752年沉没于此的“哥德马尔森号”商船。然而，受制于国际海洋法公约等法律条文，中国并不能阻止这场拍卖。相关部门委托故宫博物院的冯先铭和耿宝昌两位文物专家带着3万美元到场试图买一些文物，结果面对高昂的拍卖价格，两位专家没有拿到一次竞拍机会，眼睁睁看着文物被外国人买走。回国后，他们立刻给国家相关部门写信，强调中国沿海有很多这样珍贵的沉船，呼吁重视沉船考古。以此为契机，在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的倡议下，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于1987年成立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这是中国成立的第一个专业水下考古机构，标志着水下考古学在中国正式诞生。

就在同一年，中国南海又有了新动静。当时英国海洋探测公司想要寻找沉没于广东省台山与阳江交界海域的18世纪东印度公司沉船“莱茵堡号”，交通部广州打捞局与之合作展开搜索。岂料“莱茵堡号”没能找到，却意外在此海域发现了一条满载货物的宋代沉船，并且用抓斗捞出了247件文物。“文物出水后，一看就是中国古代的文物，初步判断是中国宋元时期，和东印度公司的货物完全不同，所以中国政府立刻制止了他们继续打捞。”

这个水下新发现，引起了中国考古学界的关注。然而，中国当时才刚刚成立水下考古学学科，没有任何水下考古的实际经验。为了切实推进水下工作，中日合作成立了南海沉船调查学术委员会展开调查，最终发现了“南海一号”。

“水下考古刚起步的阶段，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和设备，不知道怎么去做。”孙键介绍，为了培养水下考古人才，中国先后派了张威、李季、杨林、王军等年轻学者到荷兰、日本、美国等国学习水下考古理论、潜水技术等，同时把国外相关专家请到中国讲学、展开空气轻潜水培训等课程。198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东南亚陶瓷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沿海各省市有11人报名参加。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孙键，也加入了水下考古的队伍。

尽管在国外也曾有训练专业潜水员进行考古的模式，但中国从专业角度考量，选择了让考古人员深入水下。在水下考古培训班，来自考古界的队员们新奇地从头学习水下考古的种种技能。

在孙键看来，这并非特别困难的挑战。“在水下考古的确会面临复杂海况以及钻船体等相对有难度的环节，而且超过40米的大深度潜水的确需要更专业的训练。但就工作而言，水下考古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没有超越考古学体系，我们只是通过技术手段拓展了考古的范围而已。”

孙键很快参加了中国首次独立完成的较大规模水下考古——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遗址项目。这艘沉船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沉船本体历经数百年之后早已破碎，并形成数块巨大的凝结物。考古人员在此发掘出水了2000余件瓷器、铁器等文物，为环渤海古代航海史、海外贸易史和陶瓷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此次水下考古，对处于起步中的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具有特殊意义，它意味着年轻的中国水下考古队伍已经能够独自完成水下考古工作。”该遗址也因此被评为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6年，中国渔民在西沙群岛海域华光礁礁盘西北部发现了一艘南宋沉船，这就是“华光礁一号”。消息传出后，这艘满载陶瓷器以及铁器、铜钱的沉船开始不断遭到非法盗掘，沉船遗址破坏严重。199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和海南相关部门开始调集包括孙键在内的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组建西沙群岛水下考古工作队，针对“华光礁一号”展开工作。

孙键整理华光礁沉船出水的陶瓷器。受访者供图

华光礁在西沙远海，海底是珊瑚礁，海水清澈，沉船保留环境相对较好。考古队员们在直径20多米的遗址范围内展开发掘，出水了近万件文物。这是中国首次在远海发现有六层船体构件的古船，展现了中国古代造船工匠的精湛技艺。“这次成功的考古，意味着中国水下考古人可以在远离大陆的海域展开工作。”

2009年，孙键再次风尘仆仆奔赴南海。两年前，当地渔民在南澳岛附近海底作业时，无意间发现了一艘载满瓷器的明代沉船。面临文物贩子的疯狂盗捞，水下考古队对沉船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出水近3万件文物。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考古不仅出水文物极其丰富，广东省也针对水下遗址成立了水下文物保护区。“南澳一号”沉船考古，也因此入选201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孙键（左）和同事在“南澳一号”考古发掘现场。受访者供图

多年来，中国的水下考古人员足迹遍布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以及内水水域，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的艰辛和荣光。孙键特别不愿放大水下考古的难度，“它只是一种考古方式而已。事实上这么多年来，中国水下考古没有发生过一例重大安全事故。”

孙键考古事业中最难忘的时光，当属“南海一号”的考古发掘。作为这艘沉船的考古领队之一，孙键和同伴们一起经历了沉船水下调查、整体打捞、保护发掘、公众展示等诸多环节，“这是中国水下考古非常经典的案例，堪称中国水下考古的名片和里程碑。”

1987年，“南海一号”沉船在中英双方寻找“莱茵堡号”过程中被意外发现。作为中国水下考古的开拓者，俞伟超亲自将它命名为“南海一号”。因为它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沉船遗址，意味着中国水下考古的开始。然而，中国在当年无论是器材装备还是技术能力，都不足以支持“南海一号”的水下考古工作。直到2007年，才开始正式打捞。

在此之前，中国水下考古人已从2000年开始，展开过6次水下调查，最终确认了“南海一号”沉船的具体位置和埋藏环境。调查表明，“南海一号”沉船遗址的沉没位置深度在24—26米，海水能见度较差，沉船上又覆盖海泥沉积层，水下条件复杂。但也正因为如此，保存在泥底下的船体温度、盐度、湿度都处于恒定状态，船货基本都能以原始的状态出现。

只是，针对“南海一号”究竟是原地发掘还是对沉船进行整体搬迁，业内形成了不同意见。有专家认为，如果采用海底原址发掘的方式，考古人员每次只能在海底待30分钟左右，单次工作的时间太短、效率太低，而且海底能见度差，大量的有用信息或许会在工作中被迫遗失，部分文物也会被遗漏。如果对沉船进行整体打捞，这条船上当时人们的生活痕迹就会被完整地保留，将提供一个中国人在800多年前航海的实证和场景。经过多番考量，国家文物局最终同意了将沉船整体打捞出水。

“南海一号”载重近800吨。为了打捞时不破坏船体结构，施工单位制作了一个重5600吨的钢制沉箱，将沉船全部套住。得益于中国海洋施工能力的提升，施工方不仅完成了在海底30多米处对船体的精确定位和从船体底部穿钢梁的施工，还派出起吊能力达4000吨的“华天龙”号起重船，将“南海一号”成功打捞出水。仅是整体打捞的工程，前后就花了半年多时间。

对考古人而言，更重要的工作在于后续的室内考古发掘。2007年，“南海一号”经整体打捞后被移至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比对了不同发掘方案后，最终决定以田野考古的方式，以船舱作为“探方”展开精细化发掘。室内考古还全程对公众开放，博物馆观众可以透过玻璃看到沉船考古的全过程。而为了保护发掘中暴露的有机质和金属，文物保护也同步进行，投入的经费和人力物力远超考古。

那些年，孙键经常在北京、广东两地奔波。得益于整体打捞完整保存了沉船信息，考古人员总计在船上清理出18万余件珍贵文物，他们还在船上发现了牛羊的骸骨以及橄榄、胡椒等生活用品，甚至还有一坛腌制的咸鸭蛋，让800多年前的航海生活更加鲜活而生动。“南海一号”考古项目不仅入选2019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成功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从水下考古的开拓者俞伟超到一代又一代水下考古人，从内陆江河的“长江口一号”到海底的系列沉船，中国的水下考古正在扬帆远航。

孙键。摄影/李强

记者：“南海一号”被誉为“中国水下考古的里程碑”，从考古价值角度来看，对认识海上丝绸之路有何意义？

孙键：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贸交流通常只见诸文献而无实证，我们并不清楚当年人们怎样航行、驾驶什么船只、交易什么货物等，当然也很难去真正理解当时的航海水平。以“南海一号”为代表的一系列沉船的发现和发掘，提供了一个真实可靠了解海上丝绸之路的窗口。尤其“南海一号”，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共出土18万余件文物精品，对研究我国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的古代造船史、陶瓷史、航运史、贸易史等有着重要意义。

“南海一号”有一个特点——满载货物。它极可能是从福建出发以后，不久就沉没在广东海域，保留了大量珍贵信息。它当年装载了种类繁多的货物，也有船上的生活用具和旅客所携带的个人物品等。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外输出的主要物品、输出方式以及海上的生活、航线等。

这些船货中，陶瓷器的占比最高。主要是德化窑、磁灶窑、龙泉窑等东南沿海地区窑场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也有景德镇的青白釉产品，证明了中国的瓷器是当时广受世界欢迎的畅销品。大量的贸易瓷器是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外销品种，而不同文化的审美、器型、工艺等也对中国瓷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外，“南海一号”上铁器的数量也非常庞大，总重量超过100吨。其中，既有工业制成品的铁锅等，也有作为初加工的铁锭。铁锅的出现和广泛使用，直接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唐代之前的食物烹饪方式主要是蒸煮，有了铁锅才能煎炒烹炸。铁锅的出口，表明通过海外贸易，中国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也传播到了不同地区。

当然，除了对外输出商品，我们也能看到海外对中国的影响。“南海一号”上发现了很多胡椒以及玻璃制品。胡椒主要产自东南亚地区，它们出现在从中国出港的船上，说明这种来自异域的物产已经对中国饮食文化形成普遍的影响。事实上在唐代，胡椒还是非常贵重的物品。但是到了宋代，这种珍贵的物品却被广泛使用，也从侧面说明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双向奔赴”的旅途——它将中国文化和风俗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也将外来元素带回到这片大地，极大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不同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共同参与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利用，既是受益者也是传播者。

记者：“南海一号”是宋代沉船，中国宋代的航海业是一个什么水平？

孙键：中国宋代的航海业已极为成熟发达。适宜远洋航行的福船开始定型、指南针等导航技术日趋成熟，为远洋航行提供了技术保障。从“南海一号”可以看到，这艘沉船的船体残长约22.1米，船体保存最大船宽约9.35米，体量不小，而且船上装载的货物也非常丰富，这都说明当时中国的航海业已极为成熟发达。

我们以前一直强调中国是大陆文明，但实际上我们也是海洋文明，也通过海路和世界交流。如果说中国的唐代主要是外国人来华经商，那么到了宋代，就是中国人主动到海外从事贸易活动，“南海一号”便是直观的证据，证明了早在两宋时期，中国已经开始了大航海时代。

记者：前不久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甲午海战沉舰的最新考古成果。中国为何要展开甲午沉舰调查？这些年来又有哪些新发现？

孙键：我国相关部门寻找甲午海战沉舰的想法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萌生，只不过受当时的技术条件所限，好几次开展工作都没有成功。2014年左右丹东港扩建涉及当时甲午海战的海域，国家文物局决定支持甲午海战沉舰调查。经过连续10年的工作，通过打捞沉船以及考古研究，我们得以更全面了解当时的状况。

比如著名的“丹东一号”，后来证明是致远舰，排水量2300吨，航速达18.5节，是北洋水师主力战舰中速度最快的。甲午海战中，致远舰在弹药将尽且遭受重创后，由管带（舰长）邓世昌下令冲向日本舰队欲与敌同归于尽，不幸被敌击中沉没。我们的考古人员在水下探摸中，的确发现多处木板、钢铁上都有燃烧的痕迹。这些烧痕说明，在海战中致远舰的确损毁严重。此外，我们还发现致远舰的“穹甲”有明显往外翻迹象，可能是舰上锅炉爆炸所致。

在对甲午海战系列沉舰的调查中，还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子弹，说明当时北洋舰队配备了一定的轻武器弹药。像致远舰当时就配备了6挺11毫米加特林机枪，其中2挺位于桅盘上，4挺位于甲板上；经远舰则配备有53毫米格鲁森炮弹药筒、120毫米炮弹底火，但这两类武器均不见于经远舰的出厂档案，应属1894年甲午海战前紧急添置的武器装备，以加强艉部火力，这也说明当时舰队展开过积极备战。在对经远舰的调查中，我们还发现舰船外侧很多地方被烧焦，印证了当时日方的记录——经远舰起火，但舰队官兵还在一边躲避火焰一边开炮射击。

这些年来，我们在辽宁黄海海域和山东威海湾已相继发现了“致远”“经远”“定远”“超勇”“扬威”“靖远”“来远”等沉舰，取得了重要收获。

记者：对甲午沉舰的调查考古，对认识那段惨痛的战争史有何意义？

孙键：甲午海战对于中国近代史以及世界海战史来说都非常重要。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蒸汽机做动力，并且配备了大口径火炮舰队之间的对战，所以当时就备受世界关注。但关于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的失败，长期以来，网上流传着诸如炮弹里填沙子、大炮上晾衣服等传言。考古工作证明了这些属于谣传。比如炮弹里填充沙子是当时各国海军给穿甲弹配重的统一做法，以便精确计算发射距离和角度；定远舰主炮高度将近3米，正常人不会爬那么高去上面晾衣服。

随着近年来大量沉舰文物的出水，对甲午海战过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甲午战争的屈辱和抗争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些出水文物也将警示每一个中国人牢记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记者：中国近年来针对多个水下遗址展开了工作，目前中国水域水下文化遗产的家底是否已经摸清？

孙键：摸清水下文物家底需要投入的时间、人力、物力都非常大，所以目前这个目标还未实现。最近这些年，在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下，我们针对重点海域进行了水下文化遗产的调查。这些重点海域包括了海上丝绸之路所要经过的航线和节点。水底文物调查能见度很差，我们更多的是靠声呐物探设备进行全覆盖的扫测，所以相关工作推进不是太快。截至目前，我们统计的数据是中国水域已有200余处水下文化遗产，但这个数据未来会不断变化，因为有的水下文物长时间浸泡或者受涉海工程的影响，或许就会受到破坏甚至消失。中国政府对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极为重视，国家《“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中，专门强调要“持续开展我国沿海海域水下考古区域调查，逐步摸清我国沿海海域水下文化遗产状况，搭建全国水下文化遗产数字化信息平台”。在去年底启动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也提出了要对以前发现的水下遗迹进行核查，未来可能会不断有新的发现。

西沙华光礁遗址现场。受访者供图

记者：未来的水下考古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孙键：单从水下考古的角度而言，一方面需要借助海洋地球物理探测等技术手段辅助解决水下遗存的发现和确认问题，同时将深海技术及其他相关技术系统转化为深海考古能力，也是推进深海考古需要关注的问题。当前，深海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使中国深海考古变得现实可行。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成立的“深海考古联合实验室”，借助“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已在南海实现了千米水下的深海考古调查。调查显示，因为深度原因，水下遗址反而较少受到破坏，历史遗存保存较好。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水下考古未来的方向，必须从单纯的考古转向对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中明确指出，在允许或进行任何开发水下文化遗产的活动之前，就地保护应作为首选。也就是说水下文化遗产发现后并不需要全部打捞，在不被盗捞和破坏的前提下，能够原址保护最终传之久远才是首选。因为很多水下遗址今天还没有发掘条件，如果强行发掘可能造成破坏。2009年，我们针对“南澳一号”明代沉船开展了抢救性发掘，也只是因为当地渔民在海底作业时偶然发现这艘沉船载满瓷器，消息传出后便遭遇盗捞，遗址也有被破坏的风险。所以我们在抢救性发掘中取出了两万多件货物，沉船则做了罩子在原址进行保护。因为到目前为止，大型木质沉船的保护仍是世界性难题。

最近几十年，中国水下文物的保护力度有目共睹。像2006年北礁沉船遗址、海南华光礁沉船遗址等就分别纳入了全国或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也尝试了区域保护的举措，比如广东公布了“南海一号”“南澳一号”水下文物保护区，山东省也将“威海湾一号”沉舰遗址列为首批水下文物保护区。这些工作的推进，都将促进中国水下考古和文物保护事业的后续发展。此外，水下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仍然是今后需要重视的方向，以推动更多水下考古成果的展示利用，促进社会分享与全民参与。

孙键和同事乘坐“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向海底进发。受访者供图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

四川日报全媒体出品

策划：李鹏

统筹：姜明 赵晓梦

第五十七期

执行：黄颖

记者：吴晓铃

摄影：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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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梁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