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逸尘
一
按照通行的说法，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每天被各种新闻、声音、观点、信息、数据包围着、塑造着。人工智能AI开始代替人的主体，对各种信息、数据进行基于某种算法的自动拣选。人们获取知识的门槛逐渐下降，途径越发多元，信息和知识不停增值，亦在不断贬值。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知识壁垒开始松动、崩塌，于是乎，种种跨界、出圈儿的现象不仅成为可能，甚至开始甚嚣尘上。
随着21世纪第一个10年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产活动、职业分工日益细密，阅读行为逐渐碎片化，通识型人才越发稀缺，再难出现那种学贯古今、触类旁通的大师。相应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写作也被诸种题材、文类、文体区隔在一个个孤岛上，自成封闭的圈层。
在这个信息科技涌浪堆叠的时代，越发难以激起具有共识性和引领性的文学思潮。今天的我们，依然面临着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怎样表达这个时代的困惑与难题，即以何种视域观察生活、审视现实进而理解和把握世界？
所谓视域，通常是指一个人的视力范围，是一种与主体有关的能力。德国胡塞尔等现象学家们赋予视域以特殊的哲学意义，认为它是一个人在其中进行领会或理解的构架或视野，一个视域就是一个人的生活世界。每个人作为一个历史的存在者，都处于某种传统和文化中，并因此而居于某个视域里，不可能有纯客观的、与人的特殊视域无关的理解。一个视域本身总是一个形成的过程，文本的意义便是在这样的视域中被确定的。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中，视域的概念较少被学者与批评家使用，也就是说，我们很少将文学放在某一特定的视域中进行批评与阐释，更不要说有意识地构建某一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了。
之所以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新时代中国文学，是缘于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提出又不断强调和阐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
目下，文学界（包括理论批评界）对这一思想理念还没有更深入的认知与理解，我们的思维与视野，还不曾达到俯视世界的高度与境界。或言之，还没有充分的自信，用本土的思想理论和作品去对话与影响世界。整个20世纪，我们就是在西方思想与理论的笼罩下生存与发展的。经过一个多世纪艰苦卓绝、前仆后继的奋斗，中华民族终于越来越接近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这个历史背景里，只有在这个历史背景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才能在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出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理念，其意义显然超越了单纯的理论，也不是简单的世界话语权的获得，而是站在人类历史与现实的高度，为世界未来的发展与和平指明前行的方向，展现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面向未来的长远眼光、博大胸襟和历史担当；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哲学底蕴，又充满时代的创新气息，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集中展现。
从上述意义上讲，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的提出与践行，无疑是中华民族真正走向世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转折，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因此，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新时代中国文学，就是一个摆在中国作家与理论批评家面前的伟大而堂皇的、兼具现实与历史意义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核心是人类的视角，表达的是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关切，是对和平与发展的向往，以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和思考。
我们还可以将这一命题延伸，就是倡导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世界文学。因为，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论为世界各国人民所认同的时候，“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世界文学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当然，此为远景与后话。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审视新时代中国文学，既要明确新的时间阶段，也须重视新的空间位置。100多年前，我们面临西方的军事扩张、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中国对西方的各种思想、理论、方法一直是被动接受、学习的姿态，整体而言处于输入与承受的空间位置。
进入新时代，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可以向世界传播原创的思想、理念、文化、方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弘扬中国精神，让世界在中国构建的某种框架和体系中运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变化。
这种从一味被动地向内吸收，到主动向外释放的空间位置的变化与调整，无疑是具有革命性的，亦属于新时代的新鲜内涵。中国文学迫切需要跟上这种变革步伐，把握时代新质，在新的时空坐标下寻求拓展和超越。
二
进入新时代，人们对碎片化的阅读语境认知、体验得越发深刻。基于个人化的写作伦理，作家们往往看到并掌握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但却如同细碎的沙粒，难以捏合成世界的整体形象。要想对时代进行整体性、穿透性和概括性的观察与表达，无疑是重要且艰难的。
于是乎，现实主义写作伦理重获普遍的认同与推崇，写真实、写整体、写宏观的要求越发强烈。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写作，正试图将曾经被冲决、颠覆、打碎的历史、思想、审美重新弥合、编织、建构起来。总体性思想、史诗性观念以及宏大叙事的美学范式，又展现出巨大而迷人的魅力。
对总体性的吁求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为迫切而焦虑的文学症候之一种。总体性的思想观念和美学范式，表达的是对人类历史的总体性把握、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观照，对和平与发展的超越性想象，落脚点当是当下中国人的生命经验和思想智识。
在现实主义文论中，总体性指文学反映生活的整体，或从整体的视角反映生活。在卢卡奇看来，总体性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没有破裂的生活之完整性（存在的完整性），充满对史诗后时代生活与意义、物质与精神之分裂的批判；第二，现实主义反映论中所要求的社会刻画之客观整体性（文学作品的整体性），意味着对碎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本来面貌的总体性把握，将单个的社会现象置于总体性的视野中，置于事物的来龙去脉中。总体性往往勾连着思想性和价值判断，讲述历史，也描摹现实，进而使生活变得整全而有意义。
阅读当下的中国小说，满眼日常生活，说日常经验已经泛滥成灾亦不算夸张。日常经验的崛起与好看故事的兴盛，或许算得上是当下小说创作的主流。作家对日常经验的挖掘越发深入，对故事本身的依赖也越发严重。当底层文学的苦难叙事、世俗的娱乐化叙事，还有对历史的戏说构成21世纪初中国小说的主流时，这样的小说是无法与世界对话的，更不可能对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新时代中国文学，应该具有更加宽广的世界性视野和人类共通的情怀。这种视野和情怀首先是具有超越性的：超越狭窄逼仄的底层视角，超越雷同世俗的日常经验，超越阴冷晦暗的情感态度，超越表潜浮泛的价值判断。
超越的路径在于，即便不能给现实生活的诸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至少也要写出迥然不同的生活经验；即便不能贡献整体性、超越性的思想智识，至少要具有思辨的眼光和立场；即便不能在形式上开掘创新，至少要趋近于优雅高贵的文学气质。
反抗和怀疑的气质，是创造精神和文学抱负的结合。就像屠格涅夫笔下的俄罗斯乡村，《猎人笔记》也是写乡村底层人民的苦难。当然，揭露与批判农奴制是它重要的主题；但在描绘农民悲惨的现实生活及处境的同时，屠格涅夫仍然不忘以细腻的笔墨展现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高贵的道德伦理、他们对自然的热爱，以及乡村颇富诗意的环境与生活。给读者印象深刻的观感便是，无论生活如何悲惨、境遇如何窘迫，作品中人物的生命总是萦绕着安详的光环，他们的生活也充盈着道德的高贵与诗性的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个人化写作伦理的一味强调和推重，加剧了文学经验的窄化和思想意义的虚无。缺乏主义和思潮的引领与推动，缺失总体性的统摄与加持，一味地凸显现实经验的平庸无聊，既不会增强叙述的真实性，还会丧失文学的意义和深度所在。
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的近30年来，总体性的文学始终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甚至一直作为被颠覆与解构的对象而存在。总体与个体的对立冲突，也成为我们理解、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种标识与线索。总体性的写作伦理也好，宏阔辽远的审美之境也罢，并非评判文学优劣的标准，但对当下的中国文学而言，却是极为稀缺而宝贵的。
三
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激荡的程度堪称世界之最，21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仍然处于改革的进程中。然而，我们的文学却并没有出现类似法国“新小说”那样的文学本体层面的变革，即便书写的是现实题材，也依然与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时代精神拉开了相当的距离。思想与批判精神的缺失，使当下的现实主义叙事无法在更为宏阔、深刻的文学空间拓展与提升其品格。
诚然，上世纪末现实主义的回潮及作家对故事的青睐，增强了中国作家表现现实生活的能力，小说的细节描摹与情节密度有了明显提升。但问题的另外一面也随之而来，对表现什么的重视，遮掩了怎么表现的孱弱。换言之，小说文体的探究几乎无人问津，曾经的先锋作家也早已不见踪迹，或随波逐流，在对好看故事的追逐中迷失了自我。
令人焦虑和忧心的是，当文学彻底的经验化和故事化后，面对一锅粥般的创作实践，批评还需要什么方法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要说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食之不化，就是化了，也无用武之地。
202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韩国女作家韩江，她的创作或许会带给我们些许镜鉴与启示。
对韩江这个名字多少还是有点陌生的，但读她的长篇小说《素食者》（胡椒筒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第一版）却并不违和，不觉得是在读一个外国作家的小说，这多少让我感受到文化的同质性。小说语言的细腻与叙述节奏的舒缓，以及对日常经验的铺展，让我觉得韩江应是一个温和、平静，且颇具耐力与张力的女性。也因此，在读到小说女主人公英惠那些极具爆发力的内心自白时，一种恐惧与不安，或许还有些许不适突然降临。我意识到，《素食者》并不是一部描写日常琐事的小说，作品凸显的是人类的一种极端经验，日常只是表面，海水下掩藏着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
一个无来由的梦境，居然被韩江采用不同的叙述人称和人物视角，完成了一种超越现实的幻觉般的想象，进而衍生为一种不可调合的文化冲突、一种无法沟通的隔膜、一种对既有秩序与观念的挑战、一种对自由生命的渴望、一种精神孤独的挣扎、一种关爱的过度阐释、一种绝望的人性的燃烧等多重主旨向度的隐喻或象征。
小说的荒诞属性是显明的，英惠身上便具有很强的荒诞性。小说的叙事源或叙事动力——因梦而素食，本身就经不起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推敲，多少都有些荒诞的色彩。树的联想虽有其合理性，但亦不无奇思幻想与怪异感。总体而言，这部小说可谓之荒诞现实主义。荒诞的表面看似虚妄，或无稽之谈，其实它是在另外的意义与空间里更深刻地描绘了真实，也凸显了现代性带给人类的普遍“危机与困惑”。
甫读，我以为《素食者》是3个中篇小说的结集。其实不然，这是一个独出机杼的长篇佳构，3个中篇各自独立也是可以的，但结合到一起更彰显它的宏阔、深入与厚重，以及文学性意味。这一结构自然地带出不同人物的生活状况和内心的复杂性，使小说呈现出多个观察视角及多种声音，构成巴赫金所谓复调与对话的文学性特征。小说文本在修辞、叙事及思想内涵诸方面，呈现出丰富、驳杂，深厚、宏阔的面向与可能性。
韩江的成功提示我们，现实主义从来不意味着老套与过时。当我们回顾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或曰批判现实主义经典时，其人物刻画与思想的深度，让我们当下的现实主义写作不能不为之汗颜。
是否可以说，我们仍然滞留在现实主义的表层，而没能进入到现实主义的深层结构中？作家毕飞宇在浙江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开头就说，就小说的修辞而言，现代主义小说也许是没法学的。它的代表性作品都带有孤本的性质，没有普遍性。从现代主义小说那里，我们能够学习的是文学的精神，也就是创造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
由此论之，中国当下的许多作家是否有偷懒甚至浅薄的嫌疑？如果连起码的“形而上”空间与审美意味也丧失殆尽，这样的小说又如何能与世界文学对话？
四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媒介技术正在快速迭代，传播形式也在深度转型。围绕着更大国际话语权的获得，不同国家间的文化软实力竞争越发激烈，这对文化的诠释力、传播力和渗透力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当今世界的传播格局，以文学作品展现国家形象并进行更情感化、艺术化的对外传播，已经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传播的共识。怎样对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与中国文学如何展开世界想象，是“一体两面”的，共同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与当代中国形象的塑造。
文学是一种精神性的力量，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必然体现为它对人们意识或精神的影响和塑造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为解决当前全球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未来发展模式提出了“中国方案”，也为新时代的中国文学提供了丰赡的精神资源和思想方法。
进入新时代，中国文学在题材、经验、叙事、思想、美学等层面较之以往，都发生了本质性的新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当下作家把握历史、直面现实、认知世界的崭新视域。进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世界文学，也便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学持续深化、拓展、超越的全新坐标系。
新的时空坐标和定位，需要文学去关注、表达，去阐释、彰显，也呼唤着中国文学的观念变革。这种新的变革，也给我们的文学艺术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和发展舞台。进入新时代，文学界对中国故事的呼唤和建构，已经标示出一个方向：那就是整合、概括和超越，这其中蕴含着一种新的书写文学总体性的可能。重建一种既是宏大可通约的，又是具象且精准的总体性表达，对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国文学要真正为塑造国家形象贡献力量，就要重视文明的互见与互鉴；立足世界视野和大国气度，以更加强烈的文化自信和超越性的思想智识，以更加辽远的世界性视野和人类共通的情怀，以具有总体性的作品参与到新时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建构中；以宏阔胸怀传递中华文化的正始之音，传播带有浓郁中国特色、时代新质的文学形象和经典作品，进而对话和影响世界。
作者简介
傅逸尘，辽宁省作协特聘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