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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在线记者 余如波 摄影 黄潇

一部写给西方世界的《中国文学史》，如今“出口转内销”进入了国内读者视野。最近，由著名学者张隆溪以英文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正式翻译成中文并在国内出版。该书从先秦时代与中国文化传统基础文本讲起，洋洋洒洒写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文学。

张隆溪长期专注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尤其在东西方跨文化研究领域成就卓著。在书中，张隆溪力求借助跨越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国际化新视角，重新发现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重新定位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还将中外文学交流互动视为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议题。

恢复高考后，张隆溪凭借高中毕业生的身份，以第一名的成绩“跳级”考取北京大学西语系研究生的事迹，经常为人津津乐道。后来在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内地等高校长期任教和从事学术研究，他又凭借众多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成为不少中外学人心目中“中西方文化的摆渡者”。

2023年7月，结束在香港城市大学25年的教职，张隆溪任职湖南师范大学，在岳麓山下、湘江之滨，诲人不倦，笔耕不辍。正如他在一部著作的引言中所说，“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寻求东西方跨文化的理解，在东西方研究中作出我们的贡献。”

张隆溪在文化活动中

张隆溪用英文写作《中国文学史》，发端于20年前的一个国际学术合作计划。当时，瑞典一家基金会资助本国学者研究各个国家的文学，后来扩展至邀请全球知名学者共同参与。一个10人的核心小组应运而生，张隆溪是其中唯一的中国学者。“我们把一个瑞典的计划变成一个国际的计划，决定要写一本Literature: A World History（文学：一部世界的历史）。”

张隆溪《中国文学史》英文版封面

为何会有这样一个合作计划？张隆溪说，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很多西方学者写过世界文学史。但他们往往是以西方的观念和角度，一个西方学者无法了解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文学。所以这些作品中，非西方文学通常写得不那么好。“文学：一部世界的历史”希望打破这种西方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局面，尽量让本民族、本国学者书写他们各自的文学史。

“文学：一部世界的历史”分为四卷，张隆溪负责主编第三卷，即公元1500年到1800年这一部分，同时具体承担《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工作。“我主要做东西方比较，在研究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现在所说的‘世界文学’主要是西方文学，比如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戏剧，不光西方读者知道，非西方读者也知道。”

但是非西方文学往往不是这样。张隆溪说，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到后来若干伟大作家的经典作品，在审美价值方面并不亚于西方经典作品，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文学很大程度上仍属于“民族文学”而非“世界文学”。“我在美国教了10年书，发现西方的大学生对李白、杜甫、苏东坡、陶渊明、李清照这些名字完全是陌生的。”

张隆溪认为，“世界文学”不能只有西方文学，它必须包括非西方文学在内。“我们中国的学生，对西方主要的思想家、作家、艺术家都有所了解，都听说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贝多芬，但是一个西方大学生可能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化，这种不对等的状况应该加以改变。”

因此，《中国文学史》目标受众是西方读者，用浅显流畅的语言介绍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史，“让他们知道中国有哪些大作家、大诗人，有哪些重要的作品。”张隆溪还花了很多功夫，把不少重要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在讲一段历史的时候，有具体的文学例证，使外国读者了解中国的作品。”

张隆溪近照

张隆溪1947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从小便对中国古典诗词和英美文学兴趣浓厚，为此，他努力学习外语，打下了良好的外语基础。高中毕业后，他一度下乡插队3年、做工人5年，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生物研究所从事科技翻译。

“比起文学和诗的语言，科技英语实在很简单。”在所里，张隆溪除了翻译科技资料，还将一本中文版《大熊猫》译成英文，将一本英文版《蛇类》译成中文，两本均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但我的兴趣始终在文学，所以我继续自学，还译出了法国史学家泰纳的《英国文学史》论莎士比亚的一章。”

1978年，经由时任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副院长马识途举荐，张隆溪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直接考取北京大学西语系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翻译家杨周翰先生，后又赴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几十年来，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哈佛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香港城市大学等高校任教。

张隆溪很喜欢苏轼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他用几十年横贯东西的学习、研究、工作经历，身体力行地践行了这一理念。“我觉得眼界开阔，对于做学术、想问题很重要。一个人应该走很多地方，看很多书，吸收不同的思想。”一大明证，便是他与钱钟书、朱光潜、马悦然等文化、学术名家长期往来、切磋学术，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1980年6月，在北大求学期间，张隆溪偶然结识了钱钟书先生，两人经常通信或当面交流。“跟钱先生聊天非常愉快，他做学问的眼光和方式对我影响很大。”张隆溪受到的启发是，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一方面要对中国有很深入的了解，一方面也要打开眼界了解西方，了解其他的文化。

张隆溪赴美读博前夕，钱钟书送给他一套《全唐诗外编》，并写下“相识虽迟，起予非一”等文字。“起予非一”即“不止一次地启发了我”。张隆溪说，“起予非一”这句话用了《论语》的典故，以孔子跟学生的关系比喻钱钟书和他的关系，某种意义上等于承认了两人的师生名分。

在北大时，张隆溪十分敬慕朱光潜先生的学问文章，也时常登门拜访。“我只是一个后生晚辈，而朱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名教授，但在他跟前，我从来没有感到过拘谨局促。”张隆溪说，朱光潜对学问抱着极为认真的态度，作为当时最有声望的美学家，在学术问题上并不固执己见，不把自己的学问视为一己之私产，而是随时准备从旁人的意见中吸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几十年来，张隆溪以中英文发表了20多部专著和多篇学术论文，《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道与逻各斯》《走出文化的封闭圈》《中西文化研究十论》《比较文学研究入门》等著作在中外学界影响深远。

“我觉得从语言方面来讲，用英文写作跟用中文写作在我并没有什么区别，我用英文撰写的著作在西方也逐渐得到读者、学界的承认。”渐渐地，张隆溪不仅受邀成为多家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的编辑、顾问，从2016年到2019年，他还担任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在此学会建立60多年的历史上，历任主席基本上是欧美学者，张隆溪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中国籍主席。

张隆溪还致力于译介国内学者的优秀成果。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学界几乎完全忽略中国本土的学术。“现在时机已到，西方学者和其他感兴趣的读者应当接触来自中国的观点看法，而把重要的中文学术著作翻译成英文出版，就是在这样接触中走出的重要一步。”由此，他在国外主编了“布里尔中国人文学术丛书”和“东亚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两套丛书。

自2007年以来，“布里尔中国人文学术丛书”已经推出了18部中国学者著作的英译本，涉及洪子诚、陈平原、陈来、骆玉明、荣新江、葛兆光、罗志田、朱维铮、陈鼓应等颇具影响力、能够代表中国当代学术研究水平的学者。“东亚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已经出版了15部，除了钱钟书的《七缀集》系中文著作英译外，其余大多为不同国家学者以英文撰写的作品。

2023年7月，张隆溪离开香港，任职湖南师范大学。除了近两年推出的《中国文学史》《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等专著外，他还希望在中国文学批评方面有所著述。张隆溪还为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语言与文化》杂志英文版联系国外学者，邀约其撰写相关文章，做相关专辑并组织国际会议等。“我在国外的时间比较长，认识的人也很多，所以这方面可以做一些事情。”

在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张隆溪还指导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并讲授相关课程。他表示，今天有志于从事东西方文学、文化比较研究，乃至传播推广、交流互鉴等具体工作的年轻人，一定要做到“兼通”。“一是能够读古文，对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有一些了解；另一个就是外文也一定要很好，起码英文应该很好，能够听说，能够阅读，对自己的研究有帮助。最主要的是眼界比较开阔，知识面比较广，不要只懂一两个东西。”

四川在线记者对话张隆溪（右）

记者：您一直从事东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比较研究，被称为“中西方文化的摆渡者”。为什么您会对这一学术领域感兴趣？

张隆溪：某种意义上是自然形成的。我从小就比较喜欢中国古典的东西，会背很多诗词，但另一方面我也很喜欢学外文，英文学得很好，还自学了俄文。我一方面对中国的传统有兴趣，一方面对外国的东西也很有兴趣，非常想多了解一点。

我是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考到北大西语系读研的，跟杨周翰先生做莎士比亚研究。我不是外文系科班出身，各种各样的书都看，自然很容易对东西方的文化都有兴趣。我想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跟钱钟书先生“一见如故”“一拍即合”。一个年轻人对中国的传统、对于西方的东西都有些了解，我觉得他是很高兴的。

钱先生在《谈艺录》序言里面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后来跟他交往，我就感觉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是非常重要的。我做东西方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好像是象牙塔里面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是现在这个世界需要的。美国跟中国或者西方跟中国需要互相了解，需要跨文化的理解，如果互相了解，就可以避免偏见、仇视，就不太容易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所以这些研究跟地缘政治是直接相关的。

记者：您强调东西方文化“在很多方面展现了相同和相通之处”，与您经常引用的钱钟书先生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异曲同工。能否举例说明，东西方文化的“相同和相通之处”在哪些方面有所体现？

张隆溪：“相同”和“相通”稍微有点区别。“相同”就是两个人、两个事物比较相似，“相通”是指二者道理上是通的，但是表述上可能不一样。

东西方文化的“相同和相通之处”有很多。西方重要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写过一本书，指导基督教教徒理解《圣经》，其中前言里边有一段话很有趣。他说我无论怎么讲，总有一部分人是不能理解的，就像我用手指头指着星星和月亮，有的人通过手指头去看星星和月亮，有的人只看到手指头，看不到星星月亮，有人连手指头都看不到。这样的人不能怪我，是你们自己的理解力不行。

记者：与您的观点相对应的是，从19世纪开始直到今天，西方学界有一大批学者包括汉学家，在不断强调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您看来，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数百年来，这一观念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张隆溪：16世纪末17世纪初，利玛窦等耶稣会教士到中国以后，报道了很多中国的情况，在欧洲有很大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中国没有教会。西方中世纪的时候，宗教的影响力远远高于世俗的政权。耶稣会教士到了中国以后，发现中国虽然没有教会，但社会管理得非常好，经济发展也不错，明代的中国跟当时的欧洲比较起来是很发达的，这对西方的思想家、哲学家影响非常大。

另一个就是科举考试制度。在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不看出身、背景，只要书读得好就有机会做官，改变身份地位。当然它也有各种各样的弊端，但从原则上来讲是公平的、合理的，所以西方人特别羡慕。他们认为中国人已经实现了柏拉图关于“哲学家为王”的梦想，即应该由有学问的人来治理国家。当时的欧洲还是一个贵族社会，出生在贵族家庭才有社会地位，平民就没什么社会地位。

所以在17、18世纪，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是非常正面的，认为中国已经实现了他们理想中的世俗国家。但是工业革命以后，西方迅速发展，不断向外扩张建立殖民地。19世纪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一两百年时间里逐渐成了一个弱势的国家，这个大的背景使西方人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具体从学界来讲也有很多例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民族学家列维·布留尔写了一本《原始思维》，认为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是逻辑的、分析的、抽象的，而原始的思维方式是审美的、物质的、形象的，这使欧洲人跟非欧洲人不一样。这种观念变得非常有影响，特别是在法国形成了一个传统，把中国看成是西方的对立面，尤其把中国看成跟希腊是相对的。因为在法国人、欧洲人看来，希腊是他们文明的来源，希腊有的东西中国没有，中国有的东西希腊也没有，把它们视为完全相反的两个方面，从学术上强调差异、强调对立。

记者：您提到过一个现象，在中国受过基本教育的人，对西方文化往往都有一定了解，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但反过来，中国的经典作品在西方往往少有人知。您觉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张隆溪：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19世纪以后进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就实际的政治经济的力量对比来讲，中国逐渐变得贫穷、落后，相关的文化也处于弱势，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变得负面，这是一个大的方面。另外一个更具体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列维·布留尔观念的影响，认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思想方式，西方人是一种抽象的、逻辑的、分析的方式，而非西方人是审美的、具体的、物质的。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就写了很多书和文章，把中国跟希腊完全对立起来，比如说古希腊有真理的观念，中国没有真理的观念。

当然，不是所有的西方学者、汉学家都认同这样的看法，比如剑桥大学教授杰弗里·劳埃德，中文名叫罗界，他是专门研究希腊的古典学权威。他知道中国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写了不少讲希腊和中国的书和文章，也最先反驳列维·布留尔这一套。

凡是把东西方绝对对立起来的人，都是把本来非常丰富的文化和思想说成了一个东西，然后再跟另外一个被极度简化的东西来对比。中国先秦有“百家争鸣”，大家都是不一样的，孔子和儒家不能单独代表中国文化，除了儒家还有道家、兵家、法家，各种各样的观念都有。文化一定是丰富的、多样的。

张隆溪（右三）在学术活动中

记者：您在一些文章和讲演里面提到，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要实现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和理解，翻译至关重要。翻译一方面涉及语言文字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也涉及思想观念的问题，您觉得主要难点有哪些？

张隆溪：我们不可能去读所有的原著，更多是通过好的翻译才了解外国文学。比如钱春绮翻译的歌德、海涅，查良铮翻译的拜伦、普希金，对我都有非常大的影响。翻译是一种受到原文限制的创作，文化翻译、文学翻译，尤其哲学和文学的翻译是很困难的，涉及一些重要的观念和表述，怎么样去处理它们不一样的方面是非常难的，不能自己随意创造可又要有自己的创造性。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你是用一种新的语言去做一个新的表述，文学尤其如此。

就拿《道德经》来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在英文里经常翻译成way，“道路”的意思。这一句话里面用了三个“道”，第一个“道”是道家思想的“道”，孔子也讲“道”，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个“道”是一种最高的观念，很难用西方文字翻译过来，way太局限了，“道”不光是“道路”。我觉得这里的“道”字是没办法翻译的。

可是第二个“道”就是“说话”的意思，“道可道，非常道”是指能够说出来的“道”就已经不是“常道”了，语言是有局限性的。“道”这种最高的概念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现的，《庄子》也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所以我在《道与逻各斯》英文版里面，就特别讲了“道”有这双重的意思。跟“逻各斯”比较，是因为“逻各斯”在希腊文里面恰好也有两个不同的意思，既是语言又是语言所讲的内容。它跟“道”不完全一样，但在思维跟语言之间的双重关系上面是相通的。

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把“道可道，非常道”翻译成“Dao that can be dao-ed is not the constant dao”。第二个“道”本来是个动词，英文里没有“dao-ed”这个词，我为了重复“道”，专门解释“道”就是说话的意思。但同时，翻译如果每个字都像这样去解释，那就没人看了，通顺流畅也很重要。

记者：为了攻克文学翻译、文化翻译上的难关，推动当前备受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您觉得文化界、学术界可以重点开展哪些工作？

张隆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语言的把握，做翻译，外文和中文都必须很好，必须对两种语言都掌握到很高的水平，基本上是native（本地人、当地人）那种感觉。这是可以做到的，但需要很多的努力。

我写《中国文学史》就翻译了很多作品，很多作品我很想选，但是有的太复杂、典故太多，或者必须有很多说明，所以我选择的都是很重要的诗，但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翻译的。翻译永远不能取代原文，但是不能因此贬低翻译的作用。从有人类以来就有翻译，它是给那些不懂原文的人看的，最重要的作用是沟通。

对一种文化的了解，翻译只是第一步。例如，只读莎士比亚的原著，你对他的了解是有限的。还要读很多评论，很多有名的学术著作，知道莎士比亚为什么伟大，那些作品有什么意义，你对他的了解才会更深。

我用英文写作《中国文学史》就出于这样的目的。一开始准备写一本10万字的“简明中国文学史”，出版社非常感兴趣，后来写了20万字。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种重视会逐渐扩展到历史、文化，尤其知识分子、大学生会更有这种兴趣。我们现在经常讲把文化“推出去”，这个说法不太恰当，好东西不是“推”出去的，是别人来“取”过去的，鲁迅讲“拿来主义”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