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

文学于我而言，是使我从一个乡村的蒙昧少年，变成一个能融入时代、融入广阔世界的当代人的一条切实路径。当年，我作为初出茅庐的青年写作者，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文学会议。许多作家在会上认认真真争论一个问题：作为某一个民族的作家，可不可以写自己民族文化中一些封闭落后的、跟不上时代的缺点。更准确地说，就是能不能够、敢不敢于在写作中揭示那些使自己民族处于相对落后那些内在原因。我们知道，文学不是从整体，而是从个体入手的，这样的讨论如果绝对化了，那么，文学作品中民族身份的人物出场，都不能有任何明显的缺点了。由此可见，中国民族文学中对自身文化的认识也有一个日渐成熟、日渐靠拢主流文学观念的艰难过程。

文学本身是一种唤醒，唤醒人性，唤醒良知，唤醒审美，从而引领人融入伟大现实与时代，而不是把自己以某种单一文化或血缘之名，自我封闭起来。想当年，我想再现我家乡的过往历史，以及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写作了《尘埃落定》，大家看到的是光鲜一面，获奖、畅销，却不知道其在一些本民族文学评论者那里遭遇的非议。最善意的辩护是，我们的历史非常文明，没有你写的那些血腥与残酷。我想，如果我们不是闭目塞听，这样的言论是经不起最基本辩驳的。

我是人。我是一个地方的人，我是一个民族或文化区域中的人，但我更是一个中国人，同时也是人类之人。文学的目的，不是把人区隔于某一狭隘的地域与意识中，而是打通种种分别，寻求共同性与共通性，要在情感与意识领域，把不同的人们联接起来。

这是文学根本而又伟大的使命。

这三四年来，我在走访黄河。河上的自然，河上的不同民族，从巴颜喀拉源头而下，藏族、撒拉族、土族、回族、东乡族、裕固族和蒙古族，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还有分布更为广泛、历史更为悠久的汉民族。同时，还有曾经广泛存在、如今已式微了的党项人、吐谷浑人、白兰人、苏毗人，古往今来，这些族群互相交往，融合，共同改变这片大地，共同塑造了今天多民族在这一广阔地域共生共荣的伟大现实。前些天，我到了内蒙古大青山前黄河大转弯的河套地区，站在黄河边，想起了号称元朝第一诗人的萨都剌，想起他写元上都的名作《上京即事五首》，还有《过黄河》等优秀作品。他是来自西域的色目人，作为元朝的政府官员，在江南任过达鲁花赤，终老杭州，一生用汉语写作，他的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位置。今天，我们很多民族作家恐怕没有他那样的胸怀与气象。在中国文学宝库中，李白、杜甫们之外，苏东坡们之外，他这样的人也是我的榜样与表率。与他同时代，还有一个畏兀尔人叫贯云石，也在淮南万户府任过达鲁花赤，最后退隐于杭州，同样用汉文写作，是那一时代的散曲大家。

历史是前进的，即便在某一时期因为腐朽的政治而停滞下来，最终还是会踏上进步的旅程。在前进的历史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藩篱都会打开，都会从局部的区隔走向大范围的融通。今天的中华，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同时也显现出越来越多的共通性与共同性。这是由人性中追求更高文明、更宽视野，追求生活中更多的幸福这样的共同性所决定的。许多年前费孝通先生就讲，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各美其美”的同时，更要在“美美与共”上多有努力。对文学工作者来说，这正是我们可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养成，多有贡献的地方。

总而言之，文学工作不是一种姿态，一些观念的空谈，而是要孜孜以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获得正知正见，再来写下那些万语千言，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虚怀若谷的态度，是有益于多民族团结融汇，有益于中华民族与文化共同性构建，同时，也使自己从狭小变得宽广，从浅薄变得深厚的切实实践。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