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智库研究员 燕巧

关于我国人口变化，近日有两组数据，引起热议。

10月底，《中国统计年鉴2024》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6.3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自2022年起，这是全国人口负增长的第二年，而且降幅从-0.60‰扩大到-1.48‰。

但另一组数据，却透露着乐观。最近陆续有地方宣布，2024年上半年的人口出生数据要好于2023年同期。比如湖北省天门市，2024年全市出生人口达到4232人，不仅扭转了出生人口连年下滑的趋势，还逆势增长11.3%。今年1-6月，山东青岛户籍人口出生数为22669人，同比增长5.93%，扭转了连续两年同比下降的趋势；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2024年上半年共出生735人，较上年同期增长7.3%；在东三省出生人口数“洼地”，由于生育政策和各项配套措施落地完善，大庆市在2024年上半年出生人口数量明显上升。

有专家表示，短期来看，尤其在二三线城市，有力度的生育补贴政策对于促进生育，会起效较快。而在更大范围内，多位人口专家认为，2024年上半年多地出生人口“小幅回弹”，是由于疫情导致的生育推迟出现了补偿效应。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表示，当前的出生人口数反弹仍是地方性的、局部的、短期的，反弹虽令人鼓舞，但对此还需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总和生育率，是理解当下中国所处的低生育困境一个最普遍、最综合的指标。总和生育率指平均每对夫妻生育的子女数。国际上，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1能达到更替水平。也就是说，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人口数量才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水平。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最新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4版》中，测算得到的中国2023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00。

影响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二是生育时间推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数据，2023年我国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约为3.3亿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卫今年初在一场研讨会上介绍，2017年至2022年，我国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年均减少了500万，其中对出生人口贡献最大的20～29岁生育旺盛期女性，年均减少440万。

在宋健看来，就“低生育率陷阱”的人口学机制而言，育龄妇女的减少已成既定事实。但是，生育时间推迟导致的出生人口下降，则有可能通过生育政策缓解。通过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缓解那些“想生不敢生”育龄人群的困境。

我国自2021年起实施三孩及配套支持政策，到如今已3年有余。不少人口学家认为，3年仍不足以观察到其成效。即使当下仍处于成效尚难观察的“盲盒时期”，但不妨碍继续优化完善政策。宋健认为，育龄人群可以按生育周期阶段分为未婚、已婚未育、不孕不育、已婚一孩、已婚二孩等不同情况，这些人群对于政策的需求不同。“如果生育支持政策把育龄人群当作同质群体，政策供给和实际需求就可能产生偏差。”宋健说，“优化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尽可能匹配人群需求和政策供给，以便更有效地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