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莹莹
首次造访哨楼村，跟一个叫“作家小树林”和“作家书屋”的计划有关。很多朋友受其鼓舞，要去种棵树，捐套书，跟这村庄结场缘分。我听说那里的村史馆别具特色，十二位乡贤很有些故事，尽管脑海中时常浮现出无数的面孔，试图契合文学叙事的人物，却因为过于模糊，便激起了我前往探究的冲动。
“乡贤”一词近些年来颇受瞩目，与乡土文学的创作潮流密不可分的。
四十年前的小说《大淖记事》里，汪曾祺隐约描写过一些商绅角色。他们由乡民举荐，和那些卸任回乡的官员一起，斡旋于政策和民情之间，不仅为小人物主持公道，还能协助政府“了”事。如果说，那仅仅是对江南乡贤的淡描写意，陈忠实的《白鹿原》无疑就是关中乡贤文化的大成集合了。最近这些年，乡土文学也不再止步于《边城》似的田园牧歌，亦或《秦腔》那般挽歌样的变奏。当文学对山乡巨变的真相和实质有了深切的表述，伴随而来的乡村叙事，也对“乡贤”的意象进行着重构，还令其逐渐成为文化兴村的术语。
哨楼村由仁寿县管辖，地处眉山东面，成都以南，和川西平原不过一山之隔。这“一山”名叫龙泉山。上古传说，震龙入川时，龙泉山脉斜亘而出，导江西行，仁寿十年九旱，吃尽了苦头。建国以后，数十万仁寿人拿着原始的锤子、锄头和箩筐，凿开龙泉山，引蓄灌溉。他们修建黑龙滩水库，承接都江堰泽陂之恩，解决了上百万亩水田灌溉和两百多万人的饮水问题。
这是新中国的恢弘手笔，也是仁寿乡贤的杰出作品。
造访那天我落了单，当导航显示抵达村史馆时，天色近晚，汽车刚好驶上顶坡，从上往下看去，静卧在浅丘山坳的建筑，像阖在掌心的珍宝，又像红莲花灯的蕊芯。待我将汽车停下来，身后便是留给“作家小树林”的荒地，从旁经过时，村史馆以更为端庄的姿态呈现在面前。只是整个院坝黑灯瞎火，空无一人，陈列馆的大门也紧紧关闭着。我找到堰塘边的村民，在他们的指点下，绕过高坎下矮坡，这才看见坐在家门口砍柴的辜大爷。
辜大爷很神气。也难怪，他是村史馆的安全管理员。我跟在他的身后进入史馆，在电闸启动的一瞬，满堂灯光骤亮，正对大门的整面墙上，十二尊塑像赫立眼前。面对这十二张陌生的面孔，我感到自己就像被拽进了历史的现场，和乡村的先贤跨越时空，相互凝望。
在我的眼前，有一个女人端坐于雕墙中央。
她名叫李萧氏，遵循旧时习俗，以父姓冠以夫姓，显然是被时代构筑的附属群体。在这偏僻的乡村里，能有女性获此尊重，大概是时代所需要的精神重塑吧。当我与她的目光交汇，不必阅读其生平简历，已经感知到她周身散发的熟悉气息。这个眉眼沉静的女人，勇敢而坚韧，却也不乏母性的慈善悲悯，很难想象她是如何宽恕苦难，撑起了家族的希望，这才成为哨楼村人的信仰和骄傲。据说她拥有一座相当壮观的贞洁牌坊——让现代女性嗤之以鼻的荣耀，对她来说一定很重要。毕竟，这是那个年代，能够给予她最丰盈的精神追求了。
自从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提到过“仁厚黑暗的地母”，那就几乎成为女性精神的归属和栖居之所，迄今谱系不绝。李萧氏对应的形象，应该就是哨楼村人的地母了。毕竟她也曾是以宽恕而非抗争，以付出而非掠夺的方式，包容死亡的同时包容新生，甚至包容过地狱般黑暗的生活，这才迎来的彼岸之光。所以作家王安忆会说，地母的相貌“往往给人壮硕，粗野，虔诚的想象。那样重量级的，才有容度。”然而今天，作为墙体上唯一的女性，李萧氏既不壮硕，也不粗野，甚至表现得十分娴静，给人永恒安稳的感觉。我想，除非是地母的神性，是塑造山川筋骨、哺育土地血肉的神魂，历经千万年风雨洗礼，依然挺拔，还持有天真，才会呈现出如此宽宏而慈悲的面孔。
这趟参观行程，因为有辜大爷介入，可谓与众不同。他急于让我了解的，是墙上的四位辜姓族亲。听完他们的故事，我对辜姓人家所奉行的道义有了深刻的印象。
就拿右边的那位老者来说，他名叫辜延泰，身为南明遗臣，官至太仆寺正卿，《明史》也有记载。众所周知，南明王朝存续十八年，几度风雨飘摇，充满了背叛和挣扎。尽管出现过柳如是这样的“文宗国士”，却不乏钱谦益般“水太冷”的文坛盟主。辜延泰所背负的，也并非“两朝开济”的寄命之托，相反是不被采纳的忠恳之心。但他始终秉持君臣之义，遵循着传统中天经地义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追随王朝的命运，走完了悲壮的亡国之路。他那张面孔，遗恨苍凉，就像海角崖山绽放的红梅，遥映着先贤品格“义”字当先的底层色彩。
在李萧氏身后，也有一位老者，是德高望重的辜增荥。这位被称为“辜白胡子”的老先生不仅是书院教习，还是经学大家。直到今天，哨楼村滥沟湖边的“学堂坝”都还留有先生遗烈。当年，他反对段祺瑞政府独裁统治，毅然组建四川靖国军川南北伐军，并亲自出任总司令，以响应护法运动。“莫道书生空谈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在这张老而弥坚的面孔之下，是他对民族道义的恪守成全，即便身处漫漫长夜，也始终不渝上下求索。
在辜大爷看来，最富道义的乡贤非辜学照莫属。他站在雕塑的右上角，叉腰笔立，手握一柄偃月大刀，颇有点“横刀立马”的气势。那头缠白布，面如方田的样子，看起来又像是邻家大爷——实际上也确实是月亮坝上土生土长的“辜大爷”。当年就是这样的人们，站在哨楼山上振臂一呼，全体村民听其号令，拔地建起了整栋哨楼。据说，辜学照参加过攻打蓝二顺和李短褡褡的激战，平生以护家守民为己任，这才成为村民们甘愿追随的乡村贤者。
我的正前方也有一位执刀将军，他的名字叫辜有闻，曾是威风凛凛的科举武进士。这张清正廉洁的面容，恰似明镜止水，映照他所奉行的道，就是清正廉洁的为官之道。据说，身为诰授昭武都尉将军，在他去世以后，竟要依靠同乡的资助，才得以归葬故里。
早在七十多年前，学者费孝通便道出了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性这个基本事实。按乡土中国的社会礼俗，乡贤士绅是乡村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伦理道义则始终被置于核心地位，且离不开忠孝节义、青史留芳的古训。《白鹿原》等诸多文学叙事里，伦理道义是极具崇高感的悲剧精神，它超越世俗的权贵与成败得失，是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的道义依托。所谓“天下通行之路皆为道，天下合宜之理皆为义。”体现在辜氏族人身上，成就的也不只是个人的锦绣前程，更是在艰难环境中锤炼出来的血性和韬略，以推己及人的方式，在家族血脉中延绵不绝，最终融入民族的精魂，永不消亡。
这些优良的根脉传承，同样体现在村里其他族人的身上。哨楼村首位文科进士名叫李春旺，他曾任河南按察副使，最终就是在家乡英勇抗敌，恪尽职守而以身许国。
对参观者而言，这位明代官员似乎更加引人注目。他不仅有一张浩气凛然的忠义面孔，手中所持诰词更凸显其文章锦绣。他饱读诗书，归官以后引领家乡教育，和族人李天厚一样，都是开创哨楼村读书风尚，传承儒学道统的先驱。
自古以来，乡村儒学占据着传统文化的主流，群像中的诸多面孔，也大都来自于儒学教化的“耕读世家”。在传统中国的土地上，乡村儒学的教谕，类似于当代社会的乡村教师，他们像一烛萤火，点亮了穷乡僻壤的孩子张望世界的窗口。而李天厚，正是因为在民间儒学和乡村教育方面的卓越贡献受到了广泛的赞誉。整幅作品中，他被安置于最高位置，那高瞻远瞩的恬静面孔，极具儒家士子的风雅超逸。李春旺的十世孙李钦斋也是教书先生，但他却有一张隐于光芒的踏实面孔。他开创“钦斋泥塑”传统美术技艺，表达乡土中国的民间愿望，经过后人李长青发扬，如今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匠心传承的样本。
其实，不只钦斋泥塑，群雕的每一张面孔都是一个样本。
看魏氏族人魏光宇吧，他是以进士出身显名于乡的，此时正立身于群像中间，面容冷峻如刀劈斧刻。据说他曾在广西为官，任上颇有政绩，去官时当地老百姓还为他敬立了去思碑和长生禄位。“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身为地方长官，他也算得上是功德圆满了。紧邻于旁的布衣儒者，侧身撩须，显得亲切而和善，他名叫张联珠。哨楼村素以“廉泉让水地，文里武乡风”闻名，此则对联正出自于他所编撰的《张氏宗谱》。在魏光宇的左侧，站立着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型官员，他便是四川有名的收藏家袁朗如。
这些深受儒学教化的士人，都秉持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信念，他们身上体现的儒林风范，无不忠实于现实的本体，且都饱含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
至于最下方的鄢明才，他神态自若略显松弛，戴着一副颇具时代感的黑框眼镜。身为科技界的佼佼者，他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殊荣，属于新时代的乡贤序列，是仁寿优秀儿女的代表人物。
哨楼村这十二尊乡贤塑像，尽管呈现了不同的时代面孔，归属于各自的人生轨迹，但他们都共同承载着传统中国的社会礼俗和伦理道义，以“仁义礼智信”为基石，将“温良恭俭让”的传统，“忠孝勇恭廉”的崇高，灌注并丰富着乡土社会的道德底蕴。在山乡巨变的新时代，它同样能够成为乡村文明的精神支撑，或者行为规范，甚至是生活方式。毕竟新时代的哨楼村人，依然追随着祖先的脚步，以全新的视野和激情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哨楼村十二位乡贤的面孔，就像哨楼村的十二盏文明之灯。相信祖先在关注他们的同时，也在照亮他们，无论后辈因何离开，或者因何归来，也不论他们曾经为官治学，还是经商习艺，更不论是因莼鲈之思衣锦还乡，还是颠沛流离，哨楼村都是他们的根，落叶归根，归的是魂。
面对这十二张面孔，不只是我，很多人都被深深打动过，也令我思考所谓“作家小树林”和“作家书屋”的初衷。一个作家与一棵树，一个村庄结缘，何以就能从人类文化本源上重返精神原乡？想来，是因为文学与乡村若是深度融合，文学必将承担起唤醒乡村的任务吧。事实上，乡村给予我们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沛源泉，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给予的火热诗篇。正因如此，文字一旦在新时代的乡土中找到价值和依托，也就意味着文学与乡村、文学与个人，乃至文学和这个时代的相互救赎。
于是我也选了棵树，一棵贴梗海棠。通过苗圃师傅百里搬运，我把它恭恭敬敬地种在哨楼村的小树林里，希望它烟火般的炽热，点燃乡村的黄昏，与这乡贤的面孔相互映照，抚慰着过去、现在，直至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