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进一步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归根结底是要紧紧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千方百计扩大居民消费和有效投资，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和投资对结构优化的关键作用。

韩保江 张容泉

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并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作为2025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要切实转变观念，把提振消费摆到更加突出位置。”这不仅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同时蕴含着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发展格局相互交织下进一步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新要求。

多重压力下的外需风险大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区域布局正在发生广泛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原有供需循环受到干扰，尤其是特朗普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之后，以“美国优先”为底层逻辑的各项政策粉墨登场，诱发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四重压力。

一是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时代”的压力。具体表现在主要经济体的GDP增速明显下降，部分发达国家甚至陷入连续的负增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也普遍放缓，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量走低，全球贸易增长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世界经济增长不平衡不确定性显著增加。

二是新一轮贸易摩擦“箭在弦上”的压力。具体表现在地缘政治博弈持续升级，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再次浮现，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各国纷纷筑起“小院高墙”，普遍采取加征关税等贸易制裁措施，原有的多边贸易规则和国际贸易体系遭到严重破坏。

三是发达国家“去依附”的压力。具体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制造业外流和产业空心化所带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纷纷把工业投资集中在国内，将海外工厂迁移回国，或在国内建厂以取代海外工厂，由此引发制造业回流，实现再工业化，从而降低本国实体经济对别国的依赖。

四是新兴国家“替代威胁”的压力。具体表现在越南、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加速崛起，以其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显著的技术后发优势和大量的优惠政策广泛吸引跨国公司到本国投资设厂，这样一来，不仅原本投资中国的外资企业纷纷撤离并转投别国，而且本土企业也开始对外投资设厂，引起我国的制造业外流，使我国经济患上“结构病”的风险大幅增加。

国内大市场是中国经济的最大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国际比较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国内经济循环同国际经济循环的关系客观上早有调整的要求。这是我们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要考虑。在当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有利于化解外部冲击和外需下降带来的影响，也有利于在极端情况下保证我国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

从需求看，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其中包含4亿多人口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逐年攀升，是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超大规模市场。作为世界经济复苏的稀缺资源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这一超大规模市场能够给我国带来显著的规模经济优势、创新发展优势和抗冲击能力优势，使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澎湃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大部分领域“有没有”的问题基本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尤为突出，人民全方位、多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迸发出强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当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更为全面、更深层次的改革创新将不断孕育新的发展动力，国内市场空间更趋广阔，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因此，在国际市场风云激荡、外部需求日渐疲软的情况下，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是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主动选择，是新时代新征程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是以独立自主谋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的不确定性的必然要求。

从供给看，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配套最完整的产业体系，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首位，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供应链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我国拥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企业家，这是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跃升最为活跃的能动因素，能够推动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从而催生新质生产力。依托基于上述优势产生的强大生产能力，我国积极推动全球要素资源整合创新，使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不断激发。然而，在我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谋求发展的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将中国发展妖魔化，企图通过“单边制裁”“极限施压”“脱钩断链”将中国拽入“修昔底德陷阱”，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卡脖子”问题成为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摆脱路径依赖、打通卡点堵点，从而实现内部可循环尤为关键。因此，在自身发展优势与外部不利局面并存的情况下，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有利于倒逼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从而以自身供给能力的稳定发展有效应对外部纷繁复杂的风险挑战。

千方百计扩大内需是根本大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内需市场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社会民生，是国内大循环的主阵地。进一步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归根结底是要紧紧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千方百计扩大居民消费和有效投资，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和投资对结构优化的关键作用。

一是要不断增强消费能力。消费是收入决定的函数。增强消费关键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因此，要千方百计促进居民增收，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力扩围推进“两新”政策，同时积极探索出台更加行之有效的促消费政策，使老百姓真正在消费中得到更多实惠。

二是要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优化供给结构，更好满足多元化、差异化的消费需求，同时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发展服务消费，培育绿色低碳消费市场，持续打造新型消费场景，在更多细分领域增加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激发新的消费需求。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各类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完善乡村市场体系，丰富乡村经济形态，进一步释放农村地区消费潜力。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进一步提高基层公务员工资水平，引领激发基层消费活力。

三是要着力消除消费顾虑。深入实施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推动质量标准、信用约束、综合治理、消费维权等制度进一步完善，充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合理规制商家经营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使消费者对自己的消费行为更加放心。不断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医疗保障水平，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优质教育资源的可及性，健全社会求助制度体系，着力消除老百姓消费的后顾之忧。同时，要鼓励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带头消费，细化公共消费管控细则，让合理的公共性、福利性消费活起来。

四是要持续优化投资环境。加强财政与金融的配合，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促进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协同发力。深入实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专项行动，促进全社会物流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出台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投融资成本，为真正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创造积极条件。

五是要着力提高投资收益。加强自上而下组织协调，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提早谋划“十五五”重大项目。优化投资结构，摒弃产能过剩和过度建设领域的低效投资和无效投资，同时，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努力增加制造业投资，加大重点领域补短板力度，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提升投资效率，协调消费与投资，针对各区域之间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和消费习惯的差异合理设计投资行为。

［韩保江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会长；张容泉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