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假期中的伊朗副总统达比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照片。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举动，没想到没过多久，他就失去了副总统之位。原因无他，只是照片中他与妻子站在“普朗修斯”号（Plancius）邮轮前。这艘邮轮从2009年开始就专注于为游客提供前往南极洲的奢华探险旅行服务，据悉其“低消”为6685美元（约合4.86万元人民币）。
事件发酵后，尽管达比里声称“费用出自个人腰包”，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还是迫于压力解除了达比里的职务，但这并未平息民众的怒火与质疑。
因“旅行”产生风波的政客，达比里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相比于达比里的“自费”，国外政客或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公务中夹带私游”往往更挑动公众神经。
达比里（前右）发布的旅游照。
“夹带私游”的几种情形
“代表团精简人员了吗？”
“当然，绝对削皮留骨。”
在英国经典政治讽刺剧《是，大臣》中，行政事务部内阁大臣哈克前往波斯湾签署一份早已谈妥的出口协议。在飞机上落座后，哈克担心被指控浪费公款，询问随行的汉弗莱爵士是否精简了代表团，得到的回答是自信满满的“削皮留骨”。然而，镜头一转，窗外却是浩浩荡荡的登机队伍。面对哈克的惊愕，汉弗莱爵士轻描淡写地解释，“这可是出国任务”，外交部、外贸部、工业部、能源部、内阁办公室、情报部、行政部都分别派了“小团”或“小组”。于是，一个只需“签字走个过场”的简单行程，瞬间膨胀为一支规模可观的“旅行团”。
艺术源于生活，现实中，国外公职人员利用公务之便“夹带私游”的操作也屡见不鲜，花样百出，并不亚于哈克遭遇的“削皮留骨”。这不仅关乎纳税人的钱袋，更成为透视权力边界、检验制度漏洞与国际政治生态的重要切口。
2023年11月，时任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将“夹带私游”演绎到了新高度。他在印度新德里参加印澳“2+2”部长级对话期间忙里偷闲，公款乘坐VIP航班，不远千里前去印度西部的艾哈迈达巴德，只为现场观看一场板球世界杯比赛。
这绝非一时兴起。就在3个月前，马尔斯已被媒体曝光乘坐专机前往观看女足世界杯半决赛。公众进而追查发现，仅2023年第二季度，马尔斯花在飞行上的公款就高达95.4万澳元，平均每周在飞机上15个小时。很快，马尔斯就获得一个讽刺的外号——“空中巴士”。
在澳大利亚，马尔斯的事并非孤例。早在2017年，澳大利亚就有媒体披露，有议员在公务访问期间顺道观看网球和板球比赛，且机票及部分住宿费用来自公务开支。虽然议员们解释说是利用空闲时间，“满足个人兴趣”，但公开的账单显然让公众无法接受。
除了“满足个人兴趣”，不少人还会选择在公务的“空闲时间”里放松。2019年8月，时任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在一个官方出访的安排中，顺道停留在自己惯去的私人度假区，也引发了争议。相关报道称，这部分行程虽然由他自掏腰包，但政府提供的安保、交通保障本身就是公共资源。
有人充分利用公务中的“空闲时间”，还有人在公务前后制造“空闲时间”。2018年意大利曾有国会议员被曝在法国出席峰会期间延长停留，与家人到法国东南部的蔚蓝海岸度假，当时有评论辛辣地将其描述为“公务之贝壳里藏着的私人珍珠”。
比“制造空闲”更甚者，是直接编造公务理由，为纯粹的私人旅行披上合法外衣。在这种情形下，无中生有的“公务”本身就成了最大的谎言。
2014年6月23日，日本国会闭幕第二天，日本各党的国会对策委员会副委员长迫不及待地飞往捷克和克罗地亚，议员运营委员会有6人紧随其后前往印度和中东。表面上看，这是公务出行，然而有消息人士透露：“所谓海外考察其实是早就定好了想去的地方，之后随便找个考察理由。”日本媒体指出，那一年日本众议院“海外派遣预算”高达2.3亿日元（当时1元人民币约合16日元），众议员“厚着脸皮用国民的钱游山玩水”。
在《是，大臣》的故事里，庞大的“旅游团”被塞进代表团“借光”出行，现实中这种“搭便车”还会发生在官员亲属或关系密切者身上。2011年，英国前国防大臣利亚姆·福克斯被曝其密友亚当·韦雷蒂无任何官方身份，却多达18次伴随福克斯出现在海外公务行程中。尽管韦雷蒂声称自付部分费用，但其频繁“嵌入”官方活动，已构成对公共外交资源的侵占，并引发严重的利益冲突质疑。最终，福克斯因“模糊了专业责任和朋友关系之间的界限”，被迫辞职。
公务与“私游”之间的灰色地带
在外交或国际公务的安排中，部分私人性质的行程并非绝对禁区。历史上，不少国家元首都曾在外交访问期间顺道在目的地参观景点，甚至与家人短聚。从人性化角度而言，在长途跋涉、密集工作后的短暂休憩有其合理性，在陌生国度利用碎片时间体验风土人情，也属人之常情。
然而，有研究机构指出，风险点往往不是活动本身，而是三个问题：公共资金是否支付了私人部分？私人活动是否占用了本该用于公务的时间？官员是否主动、完整地披露活动内容？尤其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种敏感度也被成倍放大。
更令人担忧的是，“顺道游”有时并非纯私人娱乐，而是夹带政治意图。比如，2020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被指涉嫌利用公务旅行的机会，私下拜访共和党捐助者。据披露，2019年10月、12月以及2020年1月，蓬佩奥都曾在公务出差期间进行这样的秘密会面。这些秘密会谈都是蓬佩奥在考虑竞选堪萨斯州参议员，并在制定2024年竞选总统的计划时进行的。
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儿子岸田翔太郎的故事则更为典型。
2023年1月，日本媒体爆料，时任首相岸田文雄长子岸田翔太郎以首相政务秘书官身份陪同父亲出访期间，使用日本外务省的一辆公务车，在巴黎、伦敦等地的旅游景点观光，到百货公司购物，在埃菲尔铁塔下停留，并在加拿大出席晚宴时要求与加拿大时任总理特鲁多合影。
面对舆论质询，时任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木原诚二公开回应称，岸田翔太郎使用公务车的目的，是访问国际机构及相关人士，为首相购买赠予内阁成员的纪念品，以及收集用于对外宣传的视频素材。木原诚二还称，岸田翔太郎本人没有进入观光设施内，也没有私人购物行为。
如果为内阁成员购买纪念品并非私人购物行为，那么新问题又来了——账单由谁承担？
实际上，这种将出差机会、预算等公共资源转化为维系私人政治联盟和内部福利工具的做法，在日本政坛绵延数十年，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据悉，在20世纪70年代，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从欧洲出差回来时，常常带回来两大卡车礼物，送给内阁大臣们，甚至连门口站岗的警卫也有份。
岸田文雄与长子岸田翔太郎（后）。
岸田翔太郎事件清晰地表明，在“公务夹带私游”的灰色迷雾中，最危险也许并非纯粹的私人享乐，而是那些披着“公务”或“惯例”外衣、深度嵌入权力运行逻辑的行为。在为同僚采购纪念品，企图维系旧有政治分配模式时，即使每一笔购物小票都能证明是“自费”，即使每一个景点都只是“路过”，即使每一个行为都是“拍摄宣传素材”，公与私的界限已经模糊了。针对岸田翔太郎事件，日本国民民主党代表玉木雄一郎就表示，日本政府应当利用这次事件的机会“摆脱旧政治”，“制止购买和赠送纪念品的惯例”。
“私游”难以遁形
2017年9月28日，时任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长汤姆·普莱斯宣布将自掏腰包返还5.18万美元的费用。此前，他被质疑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花40万美元乘坐26次私人包机出差，其中两次乘包机出差的地方也是他拥有个人财产的地方。
当被问及为什么只还这么多时，普莱斯表示这是他在国内乘坐包机的个人座位费用。“我的所有政治生涯都在为纳税人而战”，但在对纳税人的关注上，“我显然还不够敏感”。9月29日，汤姆·普莱斯宣布辞职。
在媒体聚光灯与公众密切关注下，各国公职人员“公务夹带私游”的现象越来越难以遁形。在外部监督的背后，也有制度和规定的保障。不少国家通过对公款出差的严格规定，限制“私游”，试图在公务开展与公共信任之间寻找平衡点。
在美国，联邦各部门对公款出差的规定近乎严苛，其核心原则被明确框定为两项铁律：确实出于公务；花费最少。这一原则渗透到差旅的每一个环节，例如，对于普通公务员，如果旅途时间在14小时以内，一般只乘坐经济舱（不包括部长等特殊人物），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乘坐商务舱，且需事先申请并得到上级批准。坐头等舱的条件更为苛刻，如：出差者是残疾人；重要会议需在24小时内赶到，在此时间段内无法订到经济舱；随身携带重要机密文件，或有特工随从等。不仅如此，按照规定，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使用非普通舱出行的，都要按要求记录在案，每年上交到联邦政府总务局一次。每一名公民也可以公开查找到这些资料。
住宿标准同样毫不含糊，由美国各驻外使领馆根据当地物价水平每年制定，经联邦政府总务管理局审批后成为法定标准，并随物价指数动态调整，确保每一分公款都花在明处、用在刀刃上。
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规定，在日本也有同样体现。曾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名日本公务员在出差期间入住酒店前，反复询问前台一个看似微小的问题——床头柜上的两瓶矿泉水是否免费？因为如果收费，这笔费用必须由个人承担。
一名大阪市政府公务员曾透露，在每次出差前，行政部门都会进行专门的财务指导，详细说明如何在目的地高效、合理地使用经费。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在日本，公务员若被曝出挥霍公款、铺张浪费，在媒体和舆论的猛烈声讨下，会迅速丢掉饭碗，因此无人敢越雷池一步。”
在英国，约束则体现在《部长守则》之中。该守则明确规定，部长们负有确保其旅行安排始终“高效且具有成本效益”的义务。这意味着，公务交通工具原则上不得用于因私人聚会或私人事务而产生的旅行，除非存在明确的安全威胁。
无论是对一瓶矿泉水的锱铢必较，还是对舱位等级的严苛划分，抑或对“成本效益”的反复强调，都在公务与私游之间，划出一道红线。客观来说，“顺道游”并不必然等同于腐败，但它容易成为公众信任的裂缝，是一条需要谨慎踩踏的公私分界线。当普莱斯宣称自己“所有政治生涯都在为纳税人而战”却深陷包机丑闻时，民众的愤怒不仅源于那40万美元的巨额花费，更源于其宣言与行为的巨大反差。“公众对公款出行的情绪，不仅关乎预算，更关乎信任感。”在现代政治伦理要求下，信任显然是脆弱的。公职人员的行为不仅要合法，还要在公众眼中合理，而“公务夹带私游”往往难以把握好合理的度，从而将风景变为信任滑坡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