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余如波 文/视频

岳永逸时常面带笑意，个头不高，长得却很敦实。手臂绷紧时，偶尔能看出肌肉线条。

这位53岁的民俗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工作之余热爱运动。有次在北京，零下十几度出门跑步，后脑勺出汗又凝固，头发结了一层冰。

做起学问来，岳永逸也不惜力，几乎每年都有新作推出。3月30日晚，第十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在苏州揭晓，他的著作《终始：社会学的民俗学（1926-1950）》获得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这已是他第三次摘得这一荣誉。

《终始：社会学的民俗学（1926-1950）》封面

4月18日、19日，华西民俗学论坛（2026）在四川师范大学举行，岳永逸出席并作主旨发言，其间接受了四川在线记者专访。“我不想做无意义的事情，任何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我不会把它抛出来。”

把研究视角聚焦芸芸众生，尊重、敬重每一个人

“在极大的意义上，这是一本无趣的书。”在《终始》一书“自序”的开头，岳永逸写下的这句“温馨提示”令人忍俊不禁。的确，与一般读者想象的民俗读物不同，《终始》关注的对象并非鲜活生动的民俗现象，而是中国民俗学史。

岳永逸说，多年来，中国民俗学界一直围绕“中国学者对中国民俗的中文写作”开展研究，尤其是对中国民俗学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钟敬文先生。

“但是我们都知道，一片森林有参天大树，也有灌木和小草，这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他说，跟钟先生同时代的一些学者，我们有必要去“发现”他们。

岳永逸在《终始》中主要梳理的，就是民国时期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尤其是相关专业学生的民俗学研究，希望以此来丰富中国民俗学演进的传统。“它是一个‘复数’的概念，不是一个‘英雄’就完全能够撑起的，其实还有很多人的陪护和帮衬。”

岳永逸的著述不仅高产，而且高质。算上《终始》，他已经获得过三届山花奖，实现了这一奖项的“帽子戏法”：2009年，独著《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和参与主编的《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门头沟区卷》双双荣获“第九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两年后，《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荣获“第十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

《空间、自我与社会》主角是岳永逸一直关注的北京天桥艺人，他们是传统社会中的“贱役”，长期处于主流视野之外；《灵验·磕头·传说》则来自河北民间庙会研究，他的目光同样聚焦于那些名不见经传，被认为愚昧、迷信的底层人民。

从某种意义上讲，《终始》延续了这一视野。“这三本书分别写了艺人、善人、学人，如果说有共通之处的话，他们跟芸芸众生一样，都是卑微的一群。”这或许是岳永逸1998年进入民俗学行当以来最深的感悟：尊重、敬重每一个人。

作为一种“生活文化”，民俗始终处于演进过程中

“山花奖”涵盖四大类别，除了岳永逸收获的“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还有“优秀民间艺术表演作品”“优秀民间文学作品”和“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后三者代表了民间文艺创作实践。

“民间文艺是一个非常广的概念，包含了很多门类。”岳永逸说，在实践面前、在生活面前，民间文艺的理论和学术往往是苍白的。

“归纳也好，总结也好，通常是滞后的。除非特别优秀的思想者，他们的思考可能走在前面，具有引领性。”不过岳永逸也表示，学术研究和文艺实践二者看似两条“平行线”，其实也可能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形成一种相互支撑的势头。

例如，本届山花奖另一部获奖著作，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卫才华的《太行山说书人的生活史与礼俗社会互动研究》，聚焦于太行山区的盲艺人。

“给他们树碑立传，对艺人本身是一种尊重，也是一种称颂。”岳永逸说，在这个层面上，学术著作对他们的关注，可以赋予不同民间文艺行当特殊意义，给予民间艺人自信和地位。

民俗学研究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不仅体现于此。

在不少人看来，民俗似乎与现代都市生活距离遥远，然而在此次华西民俗学论坛发言中，岳永逸展示的不少案例却令人眼前一亮，例如一些学生在考试时穿着耐克服饰，因为其商标带有“正确”的含义。

“在大众包括一些文化工作者的观念里面，一说到民俗，潜意识就觉得是遥远的、过去的、乡野的、守旧的甚至落后的。”岳永逸说，对于大多数民俗学者而言，民俗就是一种中性的“生活文化”，是一群人共享的知识、文化和技术。

岳永逸举了一个例子。如今，汽车已经成为重要的代步工具，为了祈求出行平安，不少人会在驾驶室挂上寓意平安的挂饰，或者在后视镜系一条红绳。

“心理是一样的，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在他看来，民俗始终是处于演进过程当中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民俗——它是现代的，又承载着过去，可能也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将来会怎么样。

民俗学没有门槛，可以从观察自己、书写自己进入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岳永逸先后求学、工作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无论是针对民间艺人、民间信仰的经验研究，还是近年来对中国民俗学史的重新梳理，都主要在北方地区展开。

谈到民俗学史，岳永逸说，四川同样拥有深厚的民俗学传统。尤其是抗战时期，四川作为大后方吸纳了大批学者，例如李安宅、于式玉夫妇不光在成都做研究，还积极响应当时的华西边疆研究风潮，到汶川、理县、松潘、黑水等地调查。

作为著名作家、实业家和报人，李劼人则在1943年创办了《风土什志》期刊，以研究各地人文地理、风土人情为宗旨，涵盖神话传说、民歌民谣、游记纪实等内容。该刊原为月刊，后转为不定期出版，至1949年10月共出三卷14期。

其实，在20多年前研究北京天桥艺人时，岳永逸也曾对成都青羊宫和文殊院“动心”。在20世纪上半叶，它们和天桥都属于三教九流聚集之地，可惜后来因缺少资料而作罢。

如今，逢年过节，岳永逸都会回老家看看。除了标志性的剑门关，剑阁的翠云廊、三国故事、豆腐等同样远近闻名，“每一次小孩跟我回家，一路上我都会跟他讲。”

尽管没有对四川进行系统性研究，在2014年出版的文集《忧郁的民俗学》中，却收录了岳永逸一些个人色彩浓厚的随笔、小品，以较为活泼生动的语言，讲述诸如老家的人情往来、如何耕田犁地等话题。

“民俗就是我们的‘生活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四川跟别的地方一样，研究资源是无处不在的。”此次来蓉，岳永逸对成都的市井烟火气印象深刻，大街小巷都能看到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在西南民族大学做讲座时，他提醒年轻学子们多观察、多记述自己生活的城市。

“在别的场合我也讲到，其实民俗学没有门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民俗学家。我们观察自己、记述自己、书写自己，再过三五十年，我们的后人就可以看到那时候的成都、那时候的生活，那时候的人，这很有意思。”岳永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