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本刊全媒体记者 刘兰
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干部“轻潜绩、重显绩”的现象依然存在。潜绩如何被看见？显绩如何经得起检验？围绕这些问题，廉政瞭望记者专访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廖冲绪研究员。
潜绩是根、显绩是果，根深才能叶茂
廉政瞭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潜绩上”。但在基层调研中，不少干部认为潜绩看不见、摸不着。我们应如何理解潜绩与显绩这对辨证统一体？
廖冲绪：正确政绩观包括如何看待显绩与潜绩的问题，并非所有的显绩都不好，我们批判的是错误的政绩观。从哲学上看，显绩是果，潜绩是根。根深才能叶茂，没有长期打基础的潜绩，显绩就容易成为无源之水、昙花一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潜”是“显”的基础，正是这个道理。
在公共管理实践中，潜绩是指那些打基础、管长远、惠后人的工作，比如生态修复、人才培养、基层治理体系完善等，制度建设和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系统谋划和长期推进。这些工作短期内可能不显山不露水，但却决定着一个地区发展的后劲和质量。
为什么说潜绩往往是最大的显绩？因为它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群众最终记住的，不是一时热闹的形象工程，而是生活越来越好、环境越来越优、发展越来越可持续。树立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多算长远账、整体账、民生账，少算眼前账、表面账，真正把精力用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
廉政瞭望：在实际操作中，为什么显绩往往更容易被追捧？根据您的观察，当前导致政绩观出现偏差的深层“病灶”在哪里？
廖冲绪：党的二十大以来，一些被查处干部的公开通报中，会提到“政绩观扭曲错位”，乱铺摊子，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比如不经论证滥建的文化地标、商业地标、交通工程等等。显绩容易被追捧，主要是因为它直观、好量化、好宣传。上级检查时容易被看见，短期内能制造声势，老百姓也容易感知。而潜绩是夯基筑石的工作，周期长、见效慢，短期内难以显现。
我认为政绩观出现偏差的原因有三点 ：一是考核指挥棒仍偏重显性指标，数字好看、形象突出就容易出彩。比如最近曝光的河南漯河市舞阳县上报省外到位资金78亿元，但当记者调查时，当地承认实际到位金额仅为1亿多元。二是不科学的干部任期设定带来短期行为倾向，有些大干快上搞面子工程；有些担心“干了白干”，出现新官不理旧账的现象。三是功利主义心态作祟，有些干部把个人升迁放在首位，追求快出名、快出政绩。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就容易导致“重显轻潜”，甚至制造虚假政绩，形成“数字出官”的倾向。
廉政瞭望：“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但在现实中，一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却在短期内比扎实的民生实事更具传播力。您如何看待这种错位？
廖冲绪：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把握民心民意是执政为民的基本功。但现实中，一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却因“看得见、拍得好”而短期传播力强。
这种错位是表面的。形象工程往往建成后使用率低、维护成本高，最终成为财政包袱。群众一时可能觉得热闹有面子，但时间一长，发现钱花了、债背了，实际问题还在。比如江西吉水县修建的中国进士文化园就是时任领导不顾实际执意打造的，因常年亏损，后来广受诟病。
真正的民意是朴实而长远的，他们关心的是就业稳不稳、收入增不增、看病贵不贵等等，精神层面的话还要看是否实现公平正义。那些默默解决实际问题的潜绩，虽然不张扬，但最能赢得老百姓的认可和长期口碑。比如焦裕禄、谷文昌等，都是能扎下根来做潜绩的人，为后人打下了根基，所以干部要把群众口碑作为最高标准。
廉政瞭望记者采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廖冲绪（右）。
潜绩追溯，让一张蓝图绘到底
廉政瞭望：在您看来，要改变“唯 GDP”或“唯显性数据”的惯性思维，政绩考核的指挥棒应该进行怎样的结构性调整？如何通过优化考核指标，让那些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得到重视？
廖冲绪：我觉得核心是增加潜绩权重，让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干部不再吃亏。具体来看，首先是要增设中长期考核指标，比如生态修复成效、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基层治理能力提升、教育医疗均衡发展等，用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维度来评价。
其次是要推行“潜绩追溯”机制，对跨任期项目的前期贡献进行体现。比如浙江台州椒江区开展的“干部潜绩追溯”机制，对跨任期项目的参与者进行评价和激励。这是一个很有针对性的创新做法，它有效解决了发展断层问题，让每一份付出都能被看见、被记住。
再次是加大定性评价和群众满意度权重，引入第三方评估。这个评价要客观公正，比如领导干部离任或者调任其他单位，其在原单位进行测评的结果，要作为组织部门的参考。
最后要弱化单纯数字排名，避免层层加码、数据造假。只有让潜绩从“冷板凳”坐到“热炕头”，干部才能放下包袱，心无旁骛抓落实。
廉政瞭望：浙江台州椒江区“干部潜绩追溯”机制对于解决“新官不理旧账”问题有何推动？在制度设计上，如何确保这种追溯是科学且公允的？
廖冲绪：这种潜绩追溯制度能激励干部接续奋斗，避免前任打下的好基础后任不接手，导致项目烂尾。同时还能客观公正评价干部，让埋头苦干、打基础的同志得到应有认可，推动形成“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持续发展格局。
在制度设计上，要确保科学公允，首先要建立完整的项目档案和责任清单，清晰记录前任贡献。其次要由组织、纪检、审计等多机关部门组成联合评估小组，尤其对一些大项目进行评估。再次要设定合理的追溯时限和权重比例，对于做得好的或者是烂尾的项目，都能科学界定。最后要全程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只有程序严谨、标准统一、结果可查，才能真正发挥激励作用。
廉政瞭望：在数字化时代，对干部识别的方法是否也应有所转变？如何利用大数据等手段，既看到显性的“高楼大厦”，也不遗漏隐性的“地下管网”式实绩？
廖冲绪：数字化时代为干部识别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手段。用好大数据手段来识别干部政绩，我觉得要搭建干部实绩大数据平台，将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指标、民生改善数据、生态环保监测结果、群众诉求解决率等全部纳入，实现长期动态跟踪，把各种指标一体化呈现，这项工作可以和干部的政治画像结合起来。
也要运用大数据分析跨任期贡献，让前任的投入和成效能被清晰记录，这就需要我们打通一些数据互通和共享的渠道。还要通过智能分析识别隐性实绩，比如风险隐患化解、基层治理优化等不容易量化的工作等。老百姓的评价也很重要，要畅通群众评价数字化渠道，让他们的真实感受直接进入考核系统。在运用大数据的过程中，要保证数据真实可靠、使用科学规范，防止出现新的“数据政绩”。
制度闭环，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政治生态
廉政瞭望：二十届中央纪委历次全会强调要推动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纪检监察的视角看，对于那些追求虚假显绩的行为，应如何通过纪律监督予以纠治？惩治虚假政绩与保护改革创新的边界在哪里？
廖冲绪：从纪检监察角度看，对那些追求虚假显绩的行为，必须严肃纠治。具体措施包括把政绩观纳入政治监督重要内容，对违背规律的盲目决策及时提醒和纠正 ；借助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案例，严肃查处制造虚假政绩、搞形象工程造成重大损失的违纪违法行为 ；用好问责机制，配套完善问责办法，让制度硬起来。
同时，要注意惩治与保护的边界。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既要守正也要创新，对敢于改革创新、勇于担当作为但出现失误的干部，只要不是主观故意、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就要及时给予容错纠错，旗帜鲜明地予以保护，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
廉政瞭望：要彻底解决潜绩与显绩的失衡问题，除了考核机制，还应配套哪些改革，才能真正营造出“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政治生态？
廖冲绪：“功成不必在我” 是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和宽广胸怀，“功成必定有我” 是一种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和奋斗使命。领导干部职位越高，政绩观一旦出问题，产生的危害就越大。要彻底解决潜绩与显绩 失衡问题，不能仅靠考核机制，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必须在干部培养、选拔任用、离任审计等环节同步推进，形成完整制度闭环。
在培养教育上，要把正确政绩观教育纳入常规培训和基础培训，引导干部从思想上真正转变。在选拔任用上，鲜明树立重实干、重潜绩、重口碑的导向，让肯干事、干成事、不张扬的干部有舞台。在干部离任时，不仅要审计经济责任，还要延伸追溯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等方面的长远影响，并将结果作为下一任考核的重要依据，营造出风清气正、鼓励实干的政治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