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史诗之路”特别报道组 张守帅 王若晔 王新宇 苏杭 崔瑶 摄影 李强

提起“红军证明”，界首镇几乎无人不晓。小镇广场矗立的一座雕塑，定格下这段红色往事——一名红军战士紧紧握住一位群众的手，另一名红军战士正握笔准备书写。“跟红军握手的那位铜匠，是我父亲呐。”追忆起父亲，76岁的刘保生眼神一下子清亮起来。

界首镇，位于广西桂林市兴安县。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血战湘江，界首正是强渡湘江的四大渡口之一。

小镇广场上的雕塑。

9月14日下午，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史诗之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组来到镇上，稍作打听，很快在一家日用品商店，寻到“掌柜”刘保生。

红军开了一张什么样的证明？为何要开证明？刘保生在铺子里摆开几张凳子，招呼大家围坐，话匣子就此打开了。

刘保生拿着红军证明复印件。

他的父亲叫刘发祥，在湘江边长大，14岁拜师学铜艺，打铜器、配钥匙都是好手，还练过武，大刀、双刀、棍棒样样会使，舞狮子时总站在最前面。

1934年，刘发祥19岁。红军到达界首前，他被国民党军抓去挖战壕，不想右手虎口被蛇咬伤，却也因此侥幸逃脱。回家路上，他遇到红三军团的一支先头小分队。一位红军干部询问情况后，让医生取来药物，帮他擦拭伤口。

这与刘发祥“听说”的红军很不一样。长期以来，国民党四处造谣红军为“共匪”“见人就杀”，镇上人家大门紧闭，不少还躲了出去。而刘发祥决定：相信红军。

界首渡的大船早已开走，只剩一艘能载五到八人的小舟。红军问：“你敢不敢驾船？”深谙水性的刘发祥，二话不说摇起橹来。

但靠渡船过江，大军不知要等到何时。红军要在湘江上，架起一座浮桥。刘发祥挨家挨户告知街坊：“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打天下的军队，乡亲们都来帮一把。”

与红军队伍相处几日，人们选择了相信。兴安县委党史研究室资料记载，当地群众将家中的木料、门板、竹筏，有的甚至将家里的床板也拆来给红军架设浮桥。像刘发祥这样水性好的，还不顾江水冰冷刺骨，跳到江中打桩、固定浮桥。

“那时的湘江有百米宽，国民党飞机隔一会就来轰炸、扫射，十分危险，几天才架起两座浮桥。”刘保生说，桥通了，父亲又做起向导，把渡过江的部队，带到距湘江几十里地外的落（洛）江一带。为感谢刘发祥，红军“朱排长”在临时指挥部“三官堂”，写下了“证明”。

红军证明复印件。

刘保生拿出视若珍宝的“证明”复印件，逐字逐句念起来：“刘发祥青年同志给我们红军做了巳（四）件大事证明。第一，帮我们红军在界首架了二路木桥；第二，带我们红军在光华铺打了一胜仗，感谢发祥同志；第三，带我们红军上长征大道过五福关胜利到落（洛）江；第四，同我们红军一路宣传，在关顶庙开大会宣传群众干革命。”

后来，刘发祥把证明用棉纸层层包好，放进自己亲手打的木箱里——箱边镶铜、配铜锁。上世纪70年代，广西民族学院（今广西民族大学）师生到界首调研湘江战役，刘发祥将证明原件赠给了学校。如今，刘家保存的是一张复印件。去年，刘保生又把那只旧木箱和架设浮桥用过的锤子等，捐赠给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

“我的父亲那辈人，冒着生命危险架桥，觉悟很高。”讲着讲着，刘保生眼睛湿润起来。其实，这是一个“红色家庭”：刘发祥育有五个儿子，三位参军；八位子女中，六位加入共产党。刘保生的儿子中，也有一位入伍。

古稀之年的刘保生，依然在湘江边，一遍遍讲着红军的故事。去年，前来界首镇探寻红色印记的游客超过10万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