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王密 沈馨 赵泽宇 张明海
9月16日，“大咖话川酒”第三季在宜宾启幕。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李华瑞以宋代社会经济史的宏阔视野为切入点，把宜宾的酿酒传统放至两宋至元代制度变迁、城市生活与民族交融的历史语境中，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分享。
李华瑞指出，蒸馏酒的出现并非孤立的技术突变，而是植根于宋代发达的社会经济土壤。自汉武帝短暂推行酒类专卖之后，后世多采用酒税制度。到了宋代，养兵带来庞大财政压力，酒税一跃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柱，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左右。
在全国酒业版图中，四川的地位格外突出，宋代登记在册的酒务近四分之一在蜀地。南宋时期，四川酒税甚至占到全国酒税的“半壁江山”，巨大的财政需求，持续拉动酿酒产业发展壮大。
与此同时，宋代城市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延续千年的坊市壁垒被打破，临街商铺遍布街巷，宵禁制度逐步放宽，夜市经济空前繁荣，酒楼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场所。旺盛的民间消费市场，为酿酒技艺的迭代提供了现实的温床。
不过，有市场需求不等于就诞生了成熟的蒸馏白酒。李华瑞特别指出，看待蒸馏酒起源，必须坚持考古实物与文献记载双重印证。汉代墓葬之中虽出土过蒸馏器，但这类器具更多用于炼丹、萃取花露，没有文献证明被用来酿造饮用烧酒，不能直接将蒸馏酒的历史上溯至汉代。两宋文献中零星出现过和“烧”相关的酒名，南宋史料记载的“红白烧酒”，描述酒液如水晶体一般通透，已经很接近蒸馏酒的样貌，但这类酒大多局限于宫廷官府，并未走向民间大规模生产。彼时，社会大众饮用的依旧是黄酒。
宋代是黄酒发展的黄金时代，而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宋元之交。改朝换代的背后，不只是政权更迭，也裹挟着技术流动、民族习俗的交融。元代酒税制度大体承袭宋制，到明代取消酒类专卖改为征税，直到明代中期，烧酒才真正在民间大规模普及。在他看来，后世所称的烧酒，并非某一个民族单独创造，而是多民族文化技术交融沉淀的结果，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酒。
在李华瑞看来，厘清这一段蒸馏酒的演化脉络，正是“考古五粮液”项目的价值所在。不必局限于窖龄长短的简单比拼，蒸馏酒作为酒类生产的巅峰之作，更需依托考古实证，回应世界酒史中关于中国烧酒发明权的学术争议。他建议，“考古五粮液”项目应把考古方向转到蒸馏酒：五粮液经历了黄酒向白酒的过渡，从考古所见的蒸馏器、酒窖和相关用具出发，可以把中国烧酒的起始往元朝之前或宋元之际追溯，这将为回应中国烧酒发明权之争提供关键实证。
他认为，川酒的风华，不止藏于窖池泥土，也写在宏大的时代长卷之中。回望宋元，不只是为了延展一段品牌纪年，更是透过文献与考古的互证，看清一杯大国浓香背后，财政制度、市井烟火、民族交融、技术革新层层叠叠的历史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