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鄣昊 李桥 马大季 四川在线记者 底伊乐 川观新闻眉山观察 方旭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
眉山江口沉银博物馆推出多重惠民福利政策
涵盖门票减免、免费赠票、
文创饮品折扣、沉浸式VR体验折扣
……
多重促消费举措
邀约大家赴一场
跨越三百年的“江底寻宝”之约
走进江口沉银博物馆
面对馆中琳琅满目的金银
如何看出门道？
这五件代表性文物
不要错过！
金帽顶
小小饰件，解码明代等级礼制
展柜里那一排金帽顶
体量不大
游客往往容易跑马观花
但是，请注意！
它们是明代冠服等级制度的微型缩影
就说眼前这一件，通体金黄，底部作覆莲形，层层莲瓣上錾刻着细腻的花卉纹；其上收束为柱状顶饰，再向上化作花冠形，顶端原可能镶嵌宝珠，如今宝石虽已佚失，仍能想见当年华贵。底部莲瓣间留有穿孔，当年应是用线固定在冠帽之上。
它们就是古代男子冠帽顶部的装饰物，又称“顶子”，是元明时期大帽制度的组成部分，清代的“顶戴”是它的延续，前后流行数百年。
它们代表了等级、权力与礼制。帽顶制度源于北方游牧民族传统，元代蒙古贵族已有戴帽顶之风，明初将其纳入冠服体系，以材质区分尊卑。《明史·舆服志》：“文武官常服，洪武六年定：凡职官一品、二品帽顶帽珠用珠玉，三品至五品帽顶用金，帽珠除玉外，随所用。六品至九品帽顶用银，帽珠用玛瑙、水晶、香木，此即顶珠之肇端。”同时，庶民则“帽不用顶”。
一句话，能不能用顶、用什么材质的顶，直接对应着一个人的官阶与社会身份。若再镶嵌宝石，或为赏赐、特许等特殊情况，更显尊贵。
那么，什么人在用？首先是明代三品至五品官员。帽顶用金，是标识其官阶的重要符号。其次，金质帽顶常见于藩王、勋贵及受赏功臣等，其形制多为金镶宝石，规格远高于普通官员。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即使制度规定庶民“帽不用顶”，但服饰僭越盛行，帽顶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已逐渐松弛。
1646年，张献忠率部沿江南下，遭明将杨展伏击，船队沉没。这些金帽顶，可能是大西军从王府、明代官员、富户处获取的财富，也可能是军中将领、王府人员所用之物。它们随船沉江，又在三百多年后重见天日，成为“江口沉银”确为史实的实物见证。
一枚金帽顶，看似只是冠帽上的小饰件，却牵出明代冠服制度、等级秩序与王朝兴衰。它曾戴在谁的头上？又见证过怎样的权力与财富流转？欢迎走进博物馆，在金帽顶前，寻找你的答案。
金簪鹿纹
寸金藏雅，窥见明人的山林仙梦
你敢相信？一枚金簪，簪面不过盈寸，却藏着一方山林仙境。它就珍藏在江口沉银博物馆中。
制作者以錾刻工艺，在有限的簪面上营造出一方小天地。鹿的姿态是奔跑的，而非静立；是野逸的，而非驯服，整个画面充满动感与生机，营造出一种可游可居的“画意”。这只鹿并未配羽翼，亦未驾云车，更无羽人导引，它只是奔行于山林，质朴而生动。这种林泉野趣的呈现，在明代首饰中殊为少见，极富诗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鹿”自古便与神仙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金簪上的鹿纹，恰是这种文化记忆在明代首饰中的含蓄投射。
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位明代女子将此簪绾入云鬓，低头之际瞥见簪上仙踪，她所感受到的，或许不仅是福禄富贵的俗愿，更有一种超越日常的神仙意趣悄然泛于心头。
从工艺角度看，这件金簪也堪称明代“意匠之美”的典范。鹿的肌理、叶的脉络、果的圆润，画面清雅，这在崇尚富丽华贵的明代金银器中尤为难得。
更为精妙的是构图取舍，簪面狭长，本不利于铺陈复杂场景，但匠人巧妙地以纵向布局安排仙果树，以横向动势刻画奔鹿与祥云，使得有限的画面生出深远的空间感。
博物馆中还有一批精美金簪，可一瞥当时的工艺和流行审美，期待你来探索。
都水司正银一百两
百两巨银，白银时代的实物注脚
都说江口沉银博物馆有“金山银山”
这么多银锭
背后有什么故事？
在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江口沉银遗址）出水文物中银锭类数量众多，规制以十两、二十两、五十两最为常见，而出水的“都水司正银一百两”银锭逾越常制，锭长14.2厘米，宽10.06厘米，高7.5厘米，重约3700克，为已知明代银锭中体量最大者，拓展了学界对明代银锭铸造规格的认知边界。
这般体量，是晚明白银货币化的实证——回望明初，朝廷曾强力推行“大明宝钞”，严禁金银交易，试图以纸币统摄天下财货。然而，由于宝钞滥发导致信用崩溃，民间市场自发选择了白银。
至明中期，土地兼并、大宗贸易已普遍以白银计价支付，白银自下而上地渗透进国家经济血脉，这一趋势在隆庆、万历年间达到顶峰——1567年“隆庆开关”打通了海外白银输入通道；1581年“一条鞭法”在全国推广，朝廷正式将赋役一律折银征收，从法律上承认了白银的主币地位。至此，白银货币化进程宣告完成。
该锭锭面錾刻清晰铭文：“征完万历二十七年分都水司正银壹百两正，万历二十七年四月□日，武冈州知州应楠、吏何添继、银匠王文青。”此系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湖广布政使司武冈州（今湖南武冈）依制征收，拟解送中央工部都水清吏司的额征正银。铭文末署“知州—吏—银匠”，层级分明，符合明代税银“州县官—职役—工匠”的署名惯例，亦可见征解环节的责任链。
但，这枚本该北上京师、汇入工部河工钱粮的百两巨银，终究没能抵达它预设的终点。如今，它静陈于江口沉银博物馆。凝视它，仿佛能窥见一个时代的背影。
所以，再见到博物馆的金锭银锭，记得驻足端详，说不定就能和你的历史知识互相印证。
永昌大元帅印
乱世金印，见证群雄博弈
永昌大元帅印的诞生可以说是一件僭越朝廷旧制的历史印记。按照明代官印制度，金印为皇室专属，武将最高规格仅为银质虎钮印，但张献忠这枚官印却公然僭越，采用纯金铸造，印文不取其大西国号，反而镌刻李自成的“永昌” 年号。史学界多认为这是张与李二人政治博弈中的权宜之举，也有可能为暂时结盟的证物。当然，也不排除是张献忠借李自成之势以壮声威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江口遗址还出水了一枚“永昌督理之印”，印文同样带有“永昌”年号。两枚永昌印信同出一地，进一步佐证了这批沉银与李自成大顺政权存在某种关联。有学者推测，这批金印或为大顺政权为联合张献忠而颁赐的官印，也说明当时张献忠在名义上曾一度承认过“永昌”为正统。
1646年张献忠兵败成都，于彭山江口遭明将杨展伏击，战船倾覆，这枚重达3.195公斤的金印也随之沉于滚滚岷江。数百年后金印重见天日，每一道印文，都还留存着乱世铁火交争的时代余温。
“蜀世子宝”金印
碎金残印，回望蜀藩两百年浮沉
展柜中裂为五块的“蜀世子宝”金印，格外令人唏嘘。这枚金印由龟形印钮和方形印台组成，可见明显砍切、砸压痕迹，龟钮局部缺失，金印正面铸篆书“蜀世子寶”。这是明代蜀王世子的身份金宝，自初代蜀王朱椿就藩成都起代代相传。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君主专制，他想依靠宗室子孙加强对地方的限制和监督，于是建立封藩制度。
1378年，当时年仅7岁的朱椿被明太祖封为蜀王；1390年，朱椿就藩四川成都府。据《明史》记载，朱椿自幼喜爱文学，才能出众，爱收集古书典籍，还亲自到郡学讲学，为四川地区的文化建设做了诸多有益的实事。在朱椿的治理下，四川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生活日益富裕，四川地区长达两百年没有遭受战乱痛苦。
根据明代制度，蜀王朱椿的嫡长子长到10岁，就会授予他金册和金宝（“蜀世子宝”金印），立为世子，他的其余孩子则封郡王。1403年，蜀王朱椿的嫡长子朱悦燫封蜀世子。
后来，可惜朱悦燫先于他的父亲去世，朝廷根据制度立了他的嫡长子朱友堉为继承人。1424年，朱友堉袭封蜀王，这是第二任蜀王。
1644年，张献忠攻破成都，明朝末代蜀王朱至澍投井，为明王朝镇守西南长达两个半世纪的蜀藩王就此谢幕。1646年，“蜀世子宝”金印随着江口沉银的发生沉入江底。
2020年，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开展第三期考古发掘工作，金印残块被陆续发现，引起广泛关注。而今，这枚“蜀世子宝”金印正陈列在江口沉银博物馆的展厅中。
部分内容综合自江口沉银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