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心:官箴之誓与立规之始——南部档案中的古代县官自律之道

2026-11-18 18:57:35 来源:廉政瞭望 编辑:李雨楠 

文 | 廖天元

一个即将赴任的县令,最先做的事是什么?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浙江会稽人章仪庆即将赴南部县担任知县。他一边收拾行囊,一边发了一份文札回南部县衙,要求“公馆衙署,只须洒扫洁净,毋得张灯结彩、稍事奢华;应用一切器具,照常备置。不准藉端苛派、扰累民间,致干查究。”

三句话,三个“不”:不搞排场,不换新物,不许摊派。人还没到,先把规矩立了起来。

南部档案跨越两百余年,展卷研读,这些基层主官留下的文书,大多不是宏大的施政纲领,而是从任前就开始给自己定下的规矩。官箴立誓,清白立身,这八个字在泛黄的纸页上有着质朴而厚重的表达。


章仪庆的任前文札中有三个“不”:不搞排场,不换新物,不许摊派。

立心:自矢清勤

到任不久,章仪庆发布一篇白话《告示》,四言一句,朗朗上口:

“本县两代宦蜀,早已自矢清勤……衙门最重关防,首先裁去门丁……事无轻重巨细,莫不亲自决行。要在一秉大公,使民共见共闻。如敢招摇撞骗,拿办绝不徇情。”

百余字的告示里,第一句“自矢”两个字格外醒目。为什么是自矢,而不是矢志?矢志是给自己立一个目标,朝着它走,我们会成为那样的人;自矢是给自己发一个誓,对自己负责。

章仪庆选“自矢”,选的是那份“无人处也不欺心”的分量。

这种“自矢”传统,清代官场并非鲜见。顺治十八年(1661年),44岁的于成龙赴广西罗城任知县。临行前,他对友人武祗遹说:“我此行决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四字。”罗城地处荒僻,他初到任时“居无室,食无米”,却拒绝一切馈赠,在县衙后园种菜自给。后来于成龙官至两江总督,每日仍只吃青菜,江南百姓称他“于青菜”。

于成龙是顺治年间的知县,章仪庆是光绪年间的知县,相隔两百余年,两人虽所处年代不同,但上任之初对自己立誓的精神一脉相通。

为什么官吏上任之初要发誓?有没有作秀嫌疑?这其中有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因素,不能一概而论。上任之初,权力刚刚到手,那是人最容易得意忘形的时候。此时发誓,应该算是头脑清醒,其作用不是保证不犯错,是让犯错之前多一道心里的“坎”。

章仪庆也不回避“两代宦蜀”的家世。他的父亲同样在四川为官,但他却不拿这层关系作为门第资本。父亲如何理政、怎样待民,他从小耳濡目染。家风不是族谱上的训条,而是子女从父辈一言一行中看见的风范。他把“早已自矢清勤”写进告示,等于拿家世公开背书:若言行相悖,毁的不仅是名声,更是两代人坚守的清誉。

发誓容易守誓难。章仪庆明白,要把“自矢清勤”四个字做实,光靠自己发誓远远不够。真正让誓言落地的,是后面那些具体而琐碎的规矩。


章仪庆到任告示里提到:事无轻重巨细,莫不亲自决行。要在一秉大公,使民共见共闻。

立信:共见共闻

章仪庆告示里最见分量的是这一句:“事无轻重巨细,莫不亲自决行。要在一秉大公,使民共见共闻。”

“要在”的要是关键、核心、总归的意思。这是他的执政理念,要完全秉持公正,达到“使民共见共闻”。

其实很不容易。这句话有三层意思:结果要公开,审断的案子、作出的决定,百姓能够知晓;过程要公开,让百姓看得见我如何办事、为什么这么处理;最要紧的一条,是欢迎监督——不只是“我告诉你”,而是“你看得见我在做什么,你可以评判我”。

清代州县衙门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都“不公开”。公文多用文言,百姓难以读懂;审案在公堂,百姓只能听书吏转述;钱粮怎么收、怎么用,百姓更无从知晓。一切都在暗处运行,中间人就有了从中作弊的空间。“使民共见共闻”这六个字,就是要打破这种“暗箱”。

章仪庆坚持用白话发布告示,正是为了让这六个字落到实处。清代名吏汪辉祖在《学治臆说》里说:“告示一端,谕绅士者少,谕百姓者多……要在词简意明,方可人人入目。”文言如同一堵高墙,老百姓看不懂,只能靠书吏解释。书吏念什么、怎么念、念多念少,全凭他的心情。告示本来是给百姓撑腰的,结果百姓看不懂,最后还是落进了书吏的口袋。章仪庆把告示改用白话写成,百姓自己能读、能懂、能传诵,书吏就失去了“解释权”。

白话告示并非章仪庆首创。道光年间,四川保宁知府刘衡劝谕百姓不要轻生,用的就是家常话:“你们总要忍气,能忍气便是有福的人……你要晓得,白白死了,没有一点好处。”到了晚清,白话告示更成为一种趋势。章仪庆和侯昌镇,正是这一趋势在川北基层的实践者。

侯昌镇到任后,同样用白话发告示,提出若衙役、差役勒索扰民,准许百姓“随时捆送”。在“民告官”门槛极高的清代,相当于把监督胥吏的权力交到百姓手上。

所谓立信,是把承诺从抽屉里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但光有公开的承诺还不够——承诺会被遗忘,公开也会冷却。想要让这种约束长久有效,就必须把承诺变成实实在在的硬规矩。


为了发展教育,章仪庆曾发布《南部县半日学堂简章》。所谓半日学堂,有“读书谋生各得半日”之意,专为家境贫寒,年龄在7岁至16岁之间的青少年所设。凡入学,不收取任何学费。这一举措的实施,为生活在底层的贫寒子弟打开了读书求知的大门。

立制:明规立矩

章仪庆上任后做的第一件“硬”事,是裁掉门丁。

门丁这个职位,设在县衙门口,负责收发文书、传递消息、通报来访。品级没有,俸禄也薄,但位置要紧。百姓要递状子,先得过他这一关。他说“大人忙着呢”,你就得等;等不住了,就得“意思意思”。这样的门丁,就成了门“钉”,扎人刺手。

这类门丁索要门包的弊病,并非南部县独有,全国州县普遍存在。同治五年(1866年),杜凤治赴广东广宁当知县,到总督衙门辞行时,因为没有带门包,门丁不愿意代递禀辞手本,杜凤治只好派人谈妥门包数额,仅这类花费就花去200两银子。曾国藩就曾在督署亭中亲眼看见门丁对求见者“挥臂喝叱”,直到那人献上门包才肯放行。

裁掉一个门丁容易,难的是裁掉之后拿什么补上——章仪庆给出的答案是立规矩。他的办法直截了当:“请员专司收发,务期弊绝风清。”门丁不设了,收发文书由正式官员专司。这不是简单裁撤一个岗位,而是通过建章立制,斩断一条私下收受贿赂的通道。

让“自律”这件事真正长久有效,靠的不是一时的决心。明代学者薛瑄在《从政录》里把官员的廉洁分为三重境界:“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薛瑄自己就是一位廉吏,被称为“铁汉公”。他的这番话,说到底是在讲一件事:自律的境界有高低,但再高的境界,也需要规矩来支撑。章仪庆做的,就是把自律从“靠觉悟”变成“靠规矩”。

通读这批档案,古代基层主官的自律之道,大体就是这三重结构:立心——自己给自己立规矩,是不向外求的内心敬畏;立信——主动接受监督,取得大众信任;立制——裁去门丁、专司收发,把承诺变成制度。三者缺一不可:缺少内心的敬畏,规矩便形同虚设;缺少公开的承诺,敬畏便流于形式;缺少制度的约束,承诺就是一纸空文。

当然历史有历史的局限。清代州县官法定俸禄极薄,衙门运转多赖自筹,陋规成风,几成积弊。在“浊浪排空”的环境里,几个人的自律可以福泽一方,却难以扭转全局。

档案纸张会泛黄,字迹会模糊,但一个人对良知发过的誓,却能在历史深处留下回音。这些藏在泛黄纸页中的自我约束与制度探索,跨越百年,等待着后人的审视与沉思。

受制于封建皇权与古代官僚体系固有历史局限,传统士大夫的道德自省,往往只能在有限的局部空间内发挥作用,然而,恰是这种从“修身立誓”走向“建章立制”的探索,才构成了古代政治文明演进的微小注脚。这些散落在卷宗里的困惑与破局,不仅是历史的切片,更沉淀为后人探索古代治官之道的历史思索。

    编辑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