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立心：官箴之誓与立规之始——南部档案中的古代县官自律之道

&gt; **核心摘要**：文章通过分析南部县档案中章仪庆等清代县官的自律实践，揭示古代基层官员从‘立心’（自矢清勤）、‘立信’（使民共见共闻）到‘立制’（裁门丁、明规立矩）的三重自律之道。他们以白话告示提升透明度，用制度约束权力，将个人誓言转化为可执行的规矩，体现对良知与公信的追求。尽管受限于时代环境，其努力仍为后人留下深刻的历史回响。

&gt; **来源**：廉政瞭望 · 11/18/2026 6:57:35 PM

## 正文内容

文 | 廖天元一个即将赴任的县令，最先做的事是什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浙江会稽人章仪庆即将赴南部县担任知县。他一边收拾行囊，一边发了一份文札回南部县衙，要求“公馆衙署，只须洒扫洁净，毋得张灯结彩、稍事奢华；应用一切器具，照常备置。不准藉端苛派、扰累民间，致干查究。”三句话，三个“不”：不搞排场，不换新物，不许摊派。人还没到，先把规矩立了起来。南部档案跨越两百余年，展卷研读，这些基层主官留下的文书，大多不是宏大的施政纲领，而是从任前就开始给自己定下的规矩。官箴立誓，清白立身，这八个字在泛黄的纸页上有着质朴而厚重的表达。章仪庆的任前文札中有三个“不”：不搞排场，不换新物，不许摊派。立心：自矢清勤到任不久，章仪庆发布一篇白话《告示》，四言一句，朗朗上口：“本县两代宦蜀，早已自矢清勤……衙门最重关防，首先裁去门丁……事无轻重巨细，莫不亲自决行。要在一秉大公，使民共见共闻。如敢招摇撞骗，拿办绝不徇情。”百余字的告示里，第一句“自矢”两个字格外醒目。为什么是自矢，而不是矢志？矢志是给自己立一个目标，朝着它走，我们会成为那样的人；自矢是给自己发一个誓，对自己负责。章仪庆选“自矢”，选的是那份“无人处也不欺心”的分量。这种“自矢”传统，清代官场并非鲜见。顺治十八年（1661年），44岁的于成龙赴广西罗城任知县。临行前，他对友人武祗遹说：“我此行决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四字。”罗城地处荒僻，他初到任时“居无室，食无米”，却拒绝一切馈赠，在县衙后园种菜自给。后来于成龙官至两江总督，每日仍只吃青菜，江南百姓称他“于青菜”。于成龙是顺治年间的知县，章仪庆是光绪年间的知县，相隔两百余年，两人虽所处年代不同，但上任之初对自己立誓的精神一脉相通。为什么官吏上任之初要发誓？有没有作秀嫌疑？这其中有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因素，不能一概而论。上任之初，权力刚刚到手，那是人最容易得意忘形的时候。此时发誓，应该算是头脑清醒，其作用不是保证不犯错，是让犯错之前多一道心里的“坎”。章仪庆也不回避“两代宦蜀”的家世。他的父亲同样在四川为官，但他却不拿这层关系作为门第资本。父亲如何理政、怎样待民，他从小耳濡目染。家风不是族谱上的训条，而是子女从父辈一言一行中看见的风范。他把“早已自矢清勤”写进告示，等于拿家世公开背书：若言行相悖，毁的不仅是名声，更是两代人坚守的清誉。发誓容易守誓难。章仪庆明白，要把“自矢清勤”四个字做实，光靠自己发誓远远不够。真正让誓言落地的，是后面那些具体而琐碎的规矩。章仪庆到任告示里提到：事无轻重巨细，莫不亲自决行。要在一秉大公，使民共见共闻。立信：共见共闻章仪庆告示里最见分量的是这一句：“事无轻重巨细，莫不亲自决行。要在一秉大公，使民共见共闻。”“要在”的要是关键、核心、总归的意思。这是他的执政理念，要完全秉持公正，达到“使民共见共闻”。其实很不容易。这句话有三层意思：结果要公开，审断的案子、作出的决定，百姓能够知晓；过程要公开，让百姓看得见我如何办事、为什么这么处理；最要紧的一条，是欢迎监督——不只是“我告诉你”，而是“你看得见我在做什么，你可以评判我”。清代州县衙门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都“不公开”。公文多用文言，百姓难以读懂；审案在公堂，百姓只能听书吏转述；钱粮怎么收、怎么用，百姓更无从知晓。一切都在暗处运行，中间人就有了从中作弊的空间。“使民共见共闻”这六个字，就是要打破这种“暗箱”。章仪庆坚持用白话发布告示，正是为了让这六个字落到实处。清代名吏汪辉祖在《学治臆说》里说：“告示一端，谕绅士者少，谕百姓者多……要在词简意明，方可人人入目。”文言如同一堵高墙，老百姓看不懂，只能靠书吏解释。书吏念什么、怎么念、念多念少，全凭他的心情。告示本来是给百姓撑腰的，结果百姓看不懂，最后还是落进了书吏的口袋。章仪庆把告示改用白话写成，百姓自己能读、能懂、能传诵，书吏就失去了“解释权”。白话告示并非章仪庆首创。道光年间，四川保宁知府刘衡劝谕百姓不要轻生，用的就是家常话：“你们总要忍气，能忍气便是有福的人……你要晓得，白白死了，没有一点好处。”到了晚清，白话告示更成为一种趋势。章仪庆和侯昌镇，正是这一趋势在川北基层的实践者。侯昌镇到任后，同样用白话发告示，提出若衙役、差役勒索扰民，准许百姓“随时捆送”。在“民告官”门槛极高的清代，相当于把监督胥吏的权力交到百姓手上。所谓立信，是把承诺从抽屉里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但光有公开的承诺还不够——承诺会被遗忘，公开也会冷却。想要让这种约束长久有效，就必须把承诺变成实实在在的硬规矩。为了发展教育，章仪庆曾发布《南部县半日学堂简章》。所谓半日学堂，有“读书谋生各得半日”之意，专为家境贫寒，年龄在7岁至16岁之间的青少年所设。凡入学，不收取任何学费。这一举措的实施，为生活在底层的贫寒子弟打开了读书求知的大门。立制：明规立矩章仪庆上任后做的第一件“硬”事，是裁掉门丁。门丁这个职位，设在县衙门口，负责收发文书、传递消息、通报来访。品级没有，俸禄也薄，但位置要紧。百姓要递状子，先得过他这一关。他说“大人忙着呢”，你就得等；等不住了，就得“意思意思”。这样的门丁，就成了门“钉”，扎人刺手。这类门丁索要门包的弊病，并非南部县独有，全国州县普遍存在。同治五年（1866年），杜凤治赴广东广宁当知县，到总督衙门辞行时，因为没有带门包，门丁不愿意代递禀辞手本，杜凤治只好派人谈妥门包数额，仅这类花费就花去200两银子。曾国藩就曾在督署亭中亲眼看见门丁对求见者“挥臂喝叱”，直到那人献上门包才肯放行。裁掉一个门丁容易，难的是裁掉之后拿什么补上——章仪庆给出的答案是立规矩。他的办法直截了当：“请员专司收发，务期弊绝风清。”门丁不设了，收发文书由正式官员专司。这不是简单裁撤一个岗位，而是通过建章立制，斩断一条私下收受贿赂的通道。让“自律”这件事真正长久有效，靠的不是一时的决心。明代学者薛瑄在《从政录》里把官员的廉洁分为三重境界：“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薛瑄自己就是一位廉吏，被称为“铁汉公”。他的这番话，说到底是在讲一件事：自律的境界有高低，但再高的境界，也需要规矩来支撑。章仪庆做的，就是把自律从“靠觉悟”变成“靠规矩”。通读这批档案，古代基层主官的自律之道，大体就是这三重结构：立心——自己给自己立规矩，是不向外求的内心敬畏；立信——主动接受监督，取得大众信任；立制——裁去门丁、专司收发，把承诺变成制度。三者缺一不可：缺少内心的敬畏，规矩便形同虚设；缺少公开的承诺，敬畏便流于形式；缺少制度的约束，承诺就是一纸空文。当然历史有历史的局限。清代州县官法定俸禄极薄，衙门运转多赖自筹，陋规成风，几成积弊。在“浊浪排空”的环境里，几个人的自律可以福泽一方，却难以扭转全局。档案纸张会泛黄，字迹会模糊，但一个人对良知发过的誓，却能在历史深处留下回音。这些藏在泛黄纸页中的自我约束与制度探索，跨越百年，等待着后人的审视与沉思。受制于封建皇权与古代官僚体系固有历史局限，传统士大夫的道德自省，往往只能在有限的局部空间内发挥作用，然而，恰是这种从“修身立誓”走向“建章立制”的探索，才构成了古代政治文明演进的微小注脚。这些散落在卷宗里的困惑与破局，不仅是历史的切片，更沉淀为后人探索古代治官之道的历史思索。

## 5W1H 核心事实
- **谁 (Who)**：章仪庆、于成龙、侯昌镇
- **何事 (What)**：清代南部县知县章仪庆通过立心、立信、立制践行古代县官自律之道
- **何时 (When)**：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
- **何地 (Where)**：四川南部县
- **为何 (Why)**：打破官场暗箱操作，遏制胥吏勒索，建立清勤公正的治理秩序
- **如何 (How)**：发布文札与白话告示明确规矩，裁撤门丁由官员专司收发，推行半日学堂等惠民措施
## 核心问答对 (Q&amp;A)
### Q1: 章仪庆在赴任南部县前，通过文札提出了哪三项要求？
章仪庆在赴任前提出三项要求：不搞排场、不换新物、不许摊派。

### Q2: 章仪庆为何在告示中使用‘自矢’而非‘矢志’？
‘自矢’意味着对自己发誓并负责，强调在无人监督时也不欺心，比‘矢志’更强调内在的自我约束与道德担当。

### Q3: 章仪庆上任后发布的白话告示体现了怎样的执政理念？
其执政理念是事无轻重巨细皆亲自决行，秉持大公，使百姓能够共同看见和知晓决策过程，实现公开透明。

### Q4: 为什么章仪庆选择用白话发布告示？
为了让更多百姓能读懂、理解并传诵告示内容，避免因文言文被书吏垄断解释权，从而真正实现‘使民共见共闻’。

### Q5: ‘使民共见共闻’这一原则包含哪三层含义？
包括结果公开、过程公开，以及欢迎百姓监督，让百姓不仅知道决定，还能看见执行并评判官员行为。


<!-- 最后成功更新：2026-11-18 19:0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