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流中和韵共生
此次展览中，来自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高善穆石造像塔”，虽然能看出覆钵式的塔身风格源自古印度，但塔宝顶的弧面，却阴刻北斗七星以应天象。此外，在塔基处还雕刻了八卦符号。可见佛教在刚传入中国时，不仅依附于中国的阴阳八卦、谶纬和神鬼信仰，而且又与儒、道等相互融合。而另一件东晋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的越窑青瓷堆塑罐上，则可看到坐佛与飞鸟、熊等中国传统道教信仰中的瑞兽仙禽相间排列。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时期，佛像作为外来新形象，其主要起到装饰作用。
来自“佛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河南安阳市北郊一带)的考古新发现，则显示出这里的佛教造像艺术，同时受到南朝和印度的影响。成都博物馆总策展人黄晓枫介绍，邺城是东魏和北齐的国都。在北魏后期，受孝文帝汉化政府影响，邺城模仿南朝造像风格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造像大量出现。北齐时，则受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秣菟罗风格的影响，发展出透雕的菩提树为背屏的“龙树背龛”新式造像。这种风格历史上仅存20多年。
当然，南北朝造像艺术最终在不断的交流中和韵共生，绽放出佛教造像的艺术魅力。
西魏攻取蜀地之后，曾将益州高僧50人迁入长安。此次展览可以看到，成都商业街等地出土的饰满璎珞的菩萨像，肢体轻盈灵动;到了长安，这种饰璎珞的菩萨圆雕像也一脉相承。而在南北两大文化板块之间的山东青州，北魏至东魏早期的造像体现出南朝“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特征。自东魏晚期起，轻薄叠褶服饰的造像则开始兴起，最终发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的“青州样式”。亮相展览的14件青州龙兴寺出土造像，一改“秀骨清像”的审美，形成面型丰颐、衣纹简洁的薄衣佛像风格。它们也成为整个南北朝时期，汉式佛像艺术与印度笈多艺术完整融合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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