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春市图》局部

清代丁观鹏

《汉宫春晓图》中头戴春幡的妇女 明代仇英

馈春盘

雅安年猪节

《中国古代风俗百图之燃爆竹》王弘力

驱傩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全国各地的消费总额在不断刷新中，买年货、备年礼的盛况如火如荼。

中国的年俗文化源远流长，全国各地衍生出纷繁多样的过年习俗，南北迥异，各成一派。但是，备年货，送年礼却是几乎全国上下的“过年必备”。汉代之前，只有元旦没有春节，直到才女卓文君与辞赋大家司马相如所处的汉武帝时期，才开始将春节的日期固定在正月初一。

所以，中国人过春节的风俗开始于汉朝，办年货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汉朝。

著名巴蜀文化学者袁庭栋介绍，在老成都的农村，“杀年猪”是准备年货最重要的一步。除了“年猪”，古代老百姓在过年时都会准备些什么?年货又有着怎样的传承和演变?这里，我们就来回溯下年货的历史，了解一下古人置办年货有什么讲究。

汉朝

张仲景给病人送饺子

汉代之前，只有元旦没有春节，直到汉武帝时期阆中人落下闳制定出《太初历》，才开始将春节的日期固定在正月初一。在风俗习惯上，从原来比较纯粹的立春农事节庆，逐渐过渡到复合形态的信念节庆。

汉初，互相拜年宴请的习俗开始兴起，备年货成了“刚需”。那时候必不可少的年货，主要为祭祀用品、健身、防病的食物以及爆竹。

据《通典》中记载，东汉时期，祭祖是春节的重要活动和习俗，那个时候祭祖的仪式是复杂而隆重的。如此“高大上”的祭祀，主要会用到哪些东西呢?汉代崔提的《四民月令》称：“正月之朔，是为正日。躬率妻孥，洁祀祖祢。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家室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先祖之前，子妇曾孙，各上椒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

当中提到了“椒酒”，这种酒在先秦时曾是楚人享神的酒醴。到了汉代，“椒”又与寿神之一的北斗星神挂上了钩。可见，当时人们认为，在元旦饮用椒花柏叶浸泡的酒，能使人在新年里身体健康，百疾皆除，延年益寿。

“文君当垆，相如涤器”。民间饮酒也从汉代开始逐渐普遍，所以，酒是汉代人民准备年货之时不可或缺之物。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在元旦除了饮椒柏酒外，还兴起了饮屠苏酒的习俗。

除了饮酒，汉朝老百姓吃的也非常讲究，产生了一系列以除疫、延寿为目的的饮食习俗，其主要表现就是吃五辛盘、饺子、胶牙饧等。这些食物也是汉朝的年货必备。

五辛盘，是将大蒜、小蒜、韭菜、芸苔、胡荽等五种辛香之物拼在一起吃，意在散发五脏之气。唐代“药王”孙思邈在《食忌》中说：“正月之节，食五辛以辟疠气”，在《养生决》中又说：“元旦取五辛食之，令人开五脏，去伏热。”按照现代观点，元旦之际，寒尽春来，正是容易患感冒的时候，用五辛来疏通脏气，发散表邪，对于预防流感之类的疫病是具有一定作用的。而在元旦吃五辛盘，寄托了人们对新一年健康的追求。

有意思的是，“人见人爱”的饺子也是在那个时候由东汉医圣张仲景发明的，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娇耳”。据史料记载，张仲景在长沙为官时，常为百姓除疾医病。有一年当地瘟疫盛行，他在衙门口垒起大锅，舍药救人，深得长沙人民的爱戴。张仲景从长沙告老还乡后，走到家乡白河岸边，见很多穷苦百姓忍饥受寒，耳朵都冻烂了。他决心救治他们。他仿照在长沙的办法，叫弟子在南阳东关的一块空地上搭起医棚，架起大锅，在冬至那天开张，向穷人舍药治伤。

张仲景的药名叫“祛寒娇耳汤”，其做法是用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药材在锅里煮熬，煮好后再把这些东西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状的“娇耳”，下锅煮熟后分给乞药的病人。每人两只娇耳，一碗汤。人们吃下祛寒汤后浑身发热，血液通畅，两耳变暖。吃了一段时间，病人的烂耳朵就好了。

张仲景舍药一直持续到大年三十。大年初一，人们庆祝新年，也庆祝烂耳康复，就仿娇耳的样子做过年的食物，并在初一早上吃。人们称这种食物为“饺耳”、“饺子”或偏食，在冬至和年初一吃，以纪念张仲景开棚舍药和治愈病人的日子。

汉东方朔所著的《神异经·西荒经》当中有一则关于鬼怪“山臊”的故事。说“山臊”总是裸着身子，以捕食虾蟹为生。见到人也不害怕，而在人入睡之后，却常借着人留下的火堆烤虾蟹吃，甚至还会偷些盐来蘸着吃。据说人若是被它侵犯了就会生病。人们因此就“以竹著火中”，把竹子放在火堆里，用竹子燃烧时“爆烞(pò)而出”的爆裂声来吓唬它们，于是“臊皆惊惮”，都被吓跑了。

唐朝

李世民贺卡御书赐大臣

唐朝是历史上有名的朝代，前有贞观之治、永徽之治、武则天的改革。后有开元盛世，达到最鼎盛的时代。国家强大了，人民的生活自然是富足和谐，备起年货，送起年礼来也是毫不含糊。唐朝、五代老百姓的年货清单上，有春联、“拜年帖”、驱傩(nuo)面具等物。

其实，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过年就有悬挂桃符的习俗。所谓桃符，即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和“郁垒”的名字分别书写在两块桃木板上，悬挂于左右门，以驱鬼压邪。这种习俗持续了1000多年。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降鬼大神“神荼”、“郁垒”的名字。

后来的桃符渐渐演化成了两个分支。古代普通老百姓不识字，就将“神荼”“郁垒”画成画，成了门神画。而另一支，则变成了“春书”，又叫“春帖”，即“春联”的前身。“春书”用纸制成，上面有五言或七言绝句，内容一般与过年、春节、春季有关，然后粘贴于门、窗、帐、屏风等处。

据《宋史·蜀世家》说：后蜀主孟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木板，感觉学士文笔不行，就自己来了一手：“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便是中国的第一副春联，载满感恩、期盼和祈福。“因此，我们可以说，五代后蜀的孟昶是春联始祖，春节贴春联起源于成都，随后流向民间。”袁庭栋说。

“春书”在诗中也有反映，盛唐诗人张子容在他的《除日》诗作里面就有一句：“帖牖作春书”。宋人王安石就曾在家喻户晓的《元日》一诗中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唐朝时期，年才有了节日的味道。人们拜年除登门拜年，还发明一种“拜年帖”，有点儿像现代的“贺年片”。“拜年帖”由古代名片演变而成。唐太宗李世民过年时，用赤金箔做成贺卡，御书“普天同庆”，赐予大臣。由于这一形式由帝王发明，迅速在民间普及，不过民间没皇家那么奢侈，不敢使用金箔，改用梅花笺纸，竖写，右上端为受贺者官讳，左下端为贺者姓名。当时这种“拜年帖”被称为“飞帖”。

这种“拜年帖”从唐朝发起，到宋朝逐渐流行，到了明清开始泛滥，其形式也大于内容。

唐人在备年货的时候，还会购买一些现在看来比较少见的东西，比如说驱傩(nuo)面具和春幡。据了解，傩面具雕刻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延续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集各种宗教文化于一身，被誉为“中华古文化中的活化石”。

驱傩(nuo)面具是在“驱傩”仪式上用的，这一仪式在春节期间举行，目的在于驱除疫鬼，以祈求新的一年人人健康平安。这种产生于上古时期的宗教仪式，神秘而又古老，一直传承到唐朝。唐朝的驱除疫鬼的仪式多在腊月举行，曾有诗描述驱傩景象：“驱傩吹笛又击鼓，瘦鬼涂面赤双足。桃弧射矢茅鞭打，鼠窜引得众欢呼。”

“春幡”，就是青色的小旗。晚唐诗人薛能在《除夜作》中写道：“幡悬井邑新”，前蜀诗人牛峤则亲眼看到了“玉钗风动春幡急”，都是说悬挂的春幡。后来此习俗流传入日本，称之为“鲤鱼飘”。

宋朝

小贩推出“百事吉结子”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时，社会、经济、科技均达到了相当的文明程度，从传世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以窥见宋朝老百姓市集生活的一隅，熙熙攘攘，盛况空前。

宋朝人的小日子可以说过得相当精致，在宋朝过年，需要购买的年货多得令现代人咋舌。为追忆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武林旧事》，在其中第三卷有一节《岁晚节物》，罗列了一大堆年货清单：

腊药、锦装、新历、诸般大小门神、桃符、钟馗、春帖、天行贴儿、金彩、缕花、幡胜、馈岁盘盒、酒檐、羊腔、果子、五色纸钱、糁盆、百事吉、胶牙饧。

上述清单中，有些词虽然显得有些生僻，但是只要稍加解释，就特别好理解。比如说，“锦装”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新衣服。《东京梦华录》记载：“正月一日年节……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

“新历”就是新一年的历书。宋朝人跟现代人一样，每到年尾，须扔掉旧历，换上新历。只是他们使用的年历上详细地写着一年节气与吉凶宜忌。宋代的历书延续唐朝的习惯，由朝廷颁行。据《宋史·礼志》记载，每年年末，皇帝就把新历书赐给文武百官，受赐者要上表谢恩。民间没有这般VIP待遇，只得自己到市场上去购买了。

在宋朝人的年货清单中，还出现了现在很难见到的“稀罕物”。例如，爱美的宋朝人会将绸布和彩纸剪成蝴蝶、飞蛾、燕子、雄鸡等动物造型，过年时插在头上，这叫“幡胜”。据《东京梦华录·立春》“立春”邓之诚注引宋金盈之《醉翁谈录》记载：“是日自郎官御史寺监长贰以上，皆赐春幡胜，以罗为之。”这说明皇帝在过年时还会将“幡胜”赐给官员。

宋朝人过年时还会在餐桌上摆放一种叫“百事吉”的利市——将柿子、橘子和柏枝放到同一个盘子里，先将柏枝折断，再依次掰开柿子和橘子，是为“柏柿橘”，寓意“百事吉”。

古代没有冰箱，水果保鲜技术相对落后，柿子和橘子也很难在寒冷的北方买到。不过，这难不倒聪明的小贩，他们经常在过年时推出“百事吉结子”：在绸布上绣以柏枝、柿子、橘子，打成中国结，卖给顾客。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全家人一起解开这个结子，再挂到房梁上，同样能得到“百事吉”的好意头。

在宋人吴自牧所著的《梦梁录》中，还记载了不少宋代过年的习俗，“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士庶家不论大小，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旭，钉桃符，贴春牌，祭把祖宗”。文中的“贴春牌”指的是写在红纸上的“福”字。可见，宋朝老百姓过年除了要准备春联、年画，还多了一个喜气的“福”字。

清朝

过年之前有专门的集市

到了清朝，过年之前有专门的集市，叫做“年集”。清人让廉撰写的《京都风俗志》对“年集”的记载十分生动有趣，描绘了热热闹闹办年货的场景，“十五日以后，市中卖年货者，棋布星罗，如桌几笔墨。人丛作书，则卖春联者。五色新鲜，千张炫目，则卖画幅者。以及芦棚鳞次，摊架相依，则佛花供品，杯盆杵臼，凡祭神日用之物，堆积满道，各处皆然……买麻秸、柏枝、米面、菜蔬，果品、酒肉，鸡鱼，凡食用之物，置办一新，以预过年。”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买豆腐……三十晚上熬一宿，除夕的饺子年年有”，一首北京民谣把孩子盼过年和人们为新年做准备的风俗礼节，表达得淋漓尽致。

清朝沈太俟的《春明采风志》中就记载，“琉璃、铁丝、油彩、转沙、碰丝、走马，风筝、鞬毛、口琴、纸牌、拈圆棋、升官图、江米人、太平鼓、响葫芦、琉璃喇叭，率皆童玩之物也，买办一切，谓之忙年。”

其中，“升官图”清朝老百姓守岁时必玩的游戏。据《海云堂随记》载：“丙申(1896年)正月十三日。年除日、正月十五、三月十五，口上商家循例至天后庙上香称‘耍春’。口上商民玩叶戏、扑老鸡、掷升官图、打满地锦者，在在皆是。”

“江米人”是面塑的一种，用小麦粉、糯米粉混合揉成面团，在面团中掺入各色颜料将面团揉匀，捏制而成的一种色彩绚丽、造型多样的艺术品，主要用作祭祀、观赏、娱乐。而“太平鼓”又被称为腊鼓，是中国民间新年时的娱乐习俗，一般在新年花会、社火中演出，以祈太平而得名。

可见，没有电视看，没有手机“抢红包”的清朝，老百姓照样也玩得很溜。

上述是从清代到民国时期北方城市备年货常见的场景，那么成都人又是如何备年货的呢?袁庭栋说，“在那个时候，成都95%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所以，我们说备年货这件事，必须分成富人跟穷人来看待。城市里的人买年货大同小异，只是买多买少的问题。而农村过去是小农经济，生活方式就非常有特色，年货中的必备是‘年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