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史迹|李后强:金沙古城可能毁于洪水瘟疫(上)

www.scol.com.cn (2018-10-08 13:50:34) 来源:封面新闻
编辑:彭焘李后强  

  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沙遗址,是21世纪中国重大的考古发现,是世界上同时期出土古代象牙最集中的遗址,是中国同时期出土金器、玉器最多的遗址。

  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分析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发现很多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在风格上既与三星堆文物相似,也存在一些差异,表明该遗址与三星堆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三星堆古城可能是被雷击烧毁而灭,但金沙文明为何衰亡,众说纷纭,至今仍是学术之谜。

  金沙古城是被什么力量所灭?为什么没有文献记载?文物为什么没有破坏痕迹?太阳神鸟用途是什么?这些问题必须回答。

  我们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还原法”研究金沙古城消失问题,认为“洪水之后的大面积瘟疫摧毁了金沙王国”。

  “还原法”就是把考虑场景还原到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自然环境,如农牧业社会,科技落后,自然灾害频发,人们信仰原始宗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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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横行人间的瘟疫基本绝迹,“送瘟神”已经成为历史。

  但是,2003年爆发的“非典”SARS告诉我们,不能忘记历史,金沙古城可能“毁于洪水之后的瘟疫”,更提醒我们,有些事要时时挂在心上。

  为推进西部生态文明建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正组织编写《巴蜀江河传》系列丛书,其中《成都河流故事:流淌的江河博物馆》已经正式出版,我为丛书撰写了总序言“不废江河万古流”。

  在收集整理江河资料中,我们发现,四川古代河流众多,分布广泛。

  由于成都平原是冲积平原,河道变化很大,近代消失的河流很多,由此想到金沙古城消失之谜,可能与河流改道、洪水泛滥有关,特别是与洪水之后的大面积瘟疫流行导致大量人员死亡有关。因此,古蜀国的实力大大衰减,无法抵抗外敌入侵被灭。

  金沙太阳社鸟和三星堆太阳轮盘都是古代蜀人的历法器,启发了后来的周易八卦和算盘,根据日月变化计算季节气候,以便安排农业种植。

  清华大学范念念、吴保生、刘乐2010年7月在《山地学报》刊文指出,发生于公元前1099年的地震,引起山崩、滑坡堵江,进而引起河流改道,并导致三星文明的消亡和金沙文明的传承,以及杜宇时代的严重水灾。

  这是一个重要观点,有助于探讨金沙古城的消失,至少说明成都平原水患很多。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研究员陈宁生等指出,历史上,成都古城镇迁移的最大可能因素应是山洪泥石流灾害,金沙遗址可能是被公元前300年左右的龙门山区地震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所毁灭,因为最近的一次金沙古城的毁灭时代上与2300-2600年前的区域大地震的时代吻合,相关成果发布于知名国际期刊《地貌学》上。

  他们认为,古蜀国频频受到山洪泥石流等灾害影响,蜀国国力的衰弱导致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在科技水平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古蜀人希望有一双“千里眼”,寻找一片安宁的土地,四处迁徙。

  陈宁生研究员的论文是破解金沙古城消失之谜最重要的成果,非常具有说服力。

  洪水肆虐是击垮古蜀国的最后一环,应该没有太多异议。

  《史记·张仪列传》中记载:“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

  我们分析发现,几乎目前所有的研究成果,对于金沙遗址的古墓葬类型和分布,对于完整的出土器物,都不能作出很好解释。

  据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介绍,有2000多座墓葬,有成片的,有零星的,更多的则是集中埋葬的,很多都在居住区附近。

  集中埋葬包括合葬,不应该是洪水灾害造成,因为活人是可以逃跑的。况且当时古人游泳本领高强,死亡人数有限,洪灾后还可以重建家园,不可能彻底毁灭。

  而应该是疾病造成,更可能是瘟疫造成,因为大洪灾后都有大瘟疫,只有大面积瘟疫才有大量人口集中死亡。

  另外,如果是战争,这些珍贵器物如金器玉器应该被掠走,不会留下掩埋,象牙也是好东西,不应该被集中掩埋。

  根据王毅、邓聪主编《金沙玉工I:金沙遗址出土玉石璋研究》第241至251页介绍,在“梅苑”地点内已经出土6000件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礼器,发现了大量象牙、野猪獠牙、鹿角等,从该文图八(第244页)可见象牙、野猪獠牙等都是被泥沙掩埋的。

  我们在研究金沙器物没有被人为故意损坏的基础上推测,金沙古城可能毁于洪水之后的大面积瘟疫流行。大多数人死亡,因而生产力大大下降,国力衰减,很快被灭。

  虽然没有历史文献直接记载这件事,但从《山海经》等古书中可以找到间接证据。

  古代医学不发达,对于瘟疫毫无办法,而四川盆地河流众多,水患频发,瘟疫多次爆发。

  金沙遗址祭祀区与三星堆祭祀坑完全不同,泥沙和文物混合在一起。金沙遗址坑里大小不同的泥石颗粒散落在不同部位,象牙杂乱地分散着,其中还掺杂泥沙,这应该是山洪冲击造成的“洪痕”。在遗址内,还发现古河道乌木。

  循着这些蛛丝马迹,陈宁生研究员推断出,大地震发生后,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发,河道堵塞,河床提高,最终导致蜀地出现了大洪水。因此,发生瘟疫的可能性极大。

  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恶性传染病,常见的有鼠疫(黑死病)、天花、霍乱、流感、痢疾等,其他的还有大头瘟、羊毛瘟、疙瘩瘟、吐血瘟等。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次的瘟疫,其中有些影响特别严重。

  公元前9000年至7500年,有人类早期疾病出现。公元前1500年,埃及发生疫病(炭疽)大流行。公元前1140年,以色列发生疫病大流行。公元前430年到前427年,雅典发生瘟疫,近一半人口死亡,整个雅典濒临毁灭。

  14世纪,欧洲爆发黑死病,发病1-3日内死亡大约2800万条生命,死亡人数占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意大利、英国死者半数,据称是由中国商人和蒙古军队传入。

  1347年,欧洲瘟疫大流行,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谈》即是以这场瘟疫为故事背景,描写浩劫下的人性。在《旧约圣经》中,有类似鼠疫侵袭亚述军的记载。

  在中国各个时期,都有瘟疫流行,死亡人数惊人。

  公元前243年,中国有疫病流行记载,后来记载更多。

  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

  《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

  在中国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记载。

  “疠”字可见于《尚书》《山海经》《左传》。

  在公元2年,青周大疫,汉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东汉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可见当时瘟疫流行之猖獗。

  1344年,中国淮河流域爆发黑死病。1855年,云南发生鼠疫,单在印度和中国就引发超过1200万人的死亡。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口传历史很早,最后完成可能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由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物产、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内容,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全书18卷,共约31000字,记载了100多邦国,550山,300水道以及邦国山水地理等。

  其中,《山经》所载的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和祠官的踏勘记录。

  《山海经》记载有古蜀国的史料,如《海内西经》记载:“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

  这是古蜀开明一族的图腾形象,开明王朝延续至战国末年。

  据《华阳国志 蜀志》称:“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

  说明是秦军灭了开明王朝,因此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为开明氏蜀王的可能性很大。

  根据北京大学孙华教授对古蜀5个朝代的时间划分,我们认为,公元前2600年至前2000年为宝墩文化(主要是蚕丛、夏朝),前2000年至前1800年为鱼凫文化(可能是柏灌、鱼凫,夏晚),前1800年至前1200年为三星堆文化(主要是鱼凫,商代),前1200年至前900年为十二桥文化、金沙文化(可能是鱼凫、杜宇,商晚、西周),前900年至前500年为新一村文化(可能是杜宇、开明,东周),前500年至前100年为青羊宫文化(开明晚期,巴蜀文化晚期),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5个朝代各数百年。

  所以,金沙古城在公元前1200年至前650年之间,主要在杜宇时代。

  在杜宇与开明之间发生了巨大洪灾,洪灾之后瘟疫灭了杜宇时代的金沙古城。

  《山海经 海内经》云:“西南黑水之闲,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樭,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说明天府之国的富庶与殷实。

  袁珂校注:“杨慎《山海经补注》云:‘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衡以地望,庶几近之。”

  都广(广都)就是今天的华阳一带。都广之野也指上古巴蜀农业文明的中心,也就是成都平原。

  《蜀王本纪》言:“蜀王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

  公元前7世纪(春秋),开明氏鳖灵自立为蜀,号丛帝,建都广都。

  此处的黑水指的是发源于四川省大邑县双河乡境内的黑水河,又名长石坝河。

  稻黍稷麦菽分别指什么?指水稻、玉米、小米、小麦、黑大豆。

  《山海经》讲了许多洪灾事例,比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

  现在认为,女娲补天在雅安。

  《山海经·南山经》:“有兽焉,其状如禺而四耳,其名长右,其音如吟,见则郡县大水。”

  《山海经》中,许多异兽怪鸟就是瘟疫代名词,如旱魃、絜钩、趾踵等。

  根据《山海经·卷四·东山经》记载:“又南五百里,曰(zhēn)山,南临水,东望湖泽,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嗥狗,其名曰峳峳。见则其国多狡客。有鸟焉,其状如凫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钩,见则其国多疫。”

  絜钩长得像鸭子,却有着老鼠一样的尾巴,擅长攀登树木,它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瘟疫灾难,所以絜钩是瘟疫的代名词。

  实际上,“絜钩”就是鼠疫和禽流感,发生地点在四川盆地。古蜀盆地是20万平方公里的内海大泽,《易经》的八卦兑泽(方位西)就是指西部四川盆地古海。

  《山海经》还讲,太山“山上生长着一种怪兽,它的形体同牛很相似,但头是白色的,长者一只眼睛,蛇一样的尾巴,它名叫蜚。这是一种不祥之兽,它从河水与水泊,河和泊就会干涸,它从草丛中越过,草木就会枯死,只要它一出现,天下就会瘟疫流行”(《东次四经》),这应该是霍乱病。

  复州山“山中飞翔着一种鸟,它的形状像猫头鹰,却长着一只脚,生着猪尾巴,它的名字叫趾踵,这是一种不祥之鸟,如果它出现,全国就会出现大瘟疫”(《中次十经》),这可能是天花病。

  《山海经·海内南经》里面记载:“西南有巴国,又有朱卷之国,有黑蛇,青首,食象。”“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黄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

  这说明,西南巴国一带有大象、有犀牛、有巴蛇,蛇能吃象,君子吃了蛇肉可以治疗瘟疫(霍乱),这证明瘟疫存在。

  所以,金沙遗址有重达一吨的象牙,还有牛、蛇造型的器物。

  北宋《舆地广记》记载:“犀浦县,属益州。秦时李冰作石犀以压水精,穿石犀渠于江南,命之曰犀牛里。县取此为名耳,不在其地也。”

  这说明,郫县犀浦镇“犀牛里”可能就是古蜀“犀牛西”,李冰从古人那里学到知识,受到启发。从《山海经》可以知道古蜀多水灾、多瘟疫。

  由于四川盆地的特殊地理环境,成都比较容易发生洪水之后的大瘟疫。

  《蜀志》中记载,当时最为盛行的有3种瘟疫:第一种叫做大头瘟,沾染此疾的人脑袋肿胀,可以大到像量米用的米斗一样,头发全部变成暗红色。

  第二种叫马眼睛,患者发病之后双眸肿痛,直到最后眼睛流出黄色的脓水,眼珠溃烂掉落。

  还有一种叫做马蹄瘟,发病后患者从膝盖到脚趾奇痒难忍,直至肿胀成为马蹄状。

  这3种病皆为绝症,中者不救。患病死去的人,没有人敢触碰,直到他们腐朽在床榻之上也没人掩埋。

  义熙四年(408)九月,四川疾疫大起,“死者大半”,士兵十不存一。“湖广填四川”,也是由于瘟疫等传染病流行造成人员死亡。

  1648年,四川瘟疫大作,数百里内没有人烟。

  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唐朝丽在《民国时期四川的传染病与社会1912-1937年》文章中指出,大灾后有大疫,四川传染病全年皆有,在5-8月为高发期。1920年水旱灾害后,瘟疫导致重庆死亡一万余人,成都死亡4000余人,郫县死亡2000余人,富顺、自流井死亡六七千人。

  据张义奇、冯水木等“《老成都·街巷》160:肆虐成都洪水泛”报告,从都江堰建成后的2000多年间,成都的特大洪水每隔数十年就有一次,而大洪水则是几年来一次。

  从952年至l223年的271年中,发特大洪水8次,平均34年一次;从1914年至l949年的35年中,特大洪水和大洪水发生了10次之多,平均3年半一次。

  据1947年望江楼水文站的记录,从6月30日起,成都连续7天降雨都在366毫米以上。城区80多条街被淹成汪洋,城内外被冲毁的桥梁有60多座,著名的万福桥、复兴桥、十二桥、安顺桥、东门大桥尽皆遭冲毁,还有l000多不幸的居民也被卷进鱼腹。

  许多人逃过了洪水,却没躲过洪水后的瘟疫,霍乱吞噬的生命远远大于洪水。

  霍乱来势之凶,只要一出现拉肚子,两三个小时人就没了。

  有—个拉黄包车的人,跑着跑着,—头栽倒在地就死了。

  霍乱传染的速度惊人,一人发病,几天内就全家死绝。

  从l947年至l949年,连续3年发洪水,也就连续3年流行瘟疫,死亡无数。

  张义奇、冯水木等指出,由于死人太多,每天送葬的人成串成线。先死的人还有棺材,后死的人则连火匣子都找不到了,只好用席子一裹,草草安埋了事,甚至埋死尸的人在挖坑时,自己就—个跟斗栽了进去。

  洪水与瘟疫夺去了许多生命,当年成都城内棺材告罄,城外官山重重叠叠埋着死人。

  1947年的成都洪灾,震惊了全国。

  《申报》在7月12日的新闻中这样描述:“由于天灾人祸,患害频来,使悠闲的成都社会,变成了一幅哀鸿遍野的流民图。”

  鉴于瘟疫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古代中国很早就开始进行了各种预防和控制尝试,具体措施包括:顺应节气、巫术的精神控制、注意公共卫生、派遣医生巡诊及无偿施药、处理尸体、病人隔离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瘟疫防止采取了特别有力的措施,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上,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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