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颁发的《圣谕广训》。

《宣讲圣谕设台王章》文本。图由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提供。

开栏语

今天是国际档案理事会确定的第11个国际档案日。档案是对一个时代和社会某方面的忠实记录和积累，是一种最原始、最可靠的记录，是人类社会的历史记忆，是文化传统的承载物，被称为“未掺水的史料”，最具有权威性和凭证性。今人透过泛黄的档案纸页，可窥见当时的时代和社会的面貌。

在众多档案中，来自乡村的档案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它们在时间的流逝中，尘封已久。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编研负责人胡开全在研究中发现，旧时的传统美德教育是丰富多彩的，文化传承大多在寓教于乐的形式中进行。

我们从有关档案局(馆)发掘出一批鲜活的、未经雕饰的乡村档案，如文书、族谱、地契、照票、文契、书信、帖子等，分门别类地通过这些原始档案，讲述其背后的故事，还原当时的民情风俗，从历史的细节起底曾经的乡村社会。

尘封的乡档

系列报道①

“哐哐哐”，几声锣响，嘈杂的人群顿时安静下来，眼睛齐刷刷地看向台上。一位身穿长衫、头戴小帽，乡绅模样的老者走上高台，手拿一张黄纸，抑扬顿挫地念了起来：“圣德洋洋，嘉言孔彰。立行宣讲，清静四方……宣讲圣谕，救正人心……”老者身后的香案上，立着一块“圣谕”牌，牌前供奉着果盘供品、香灯蜡烛等。

100多年甚至数百年前，这个场景出现在中国乡村的各个角落。这样的集会仪式，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宣讲圣谕。所谓圣谕，是指皇帝训诫臣下百姓的诏令或语言。成都市龙泉驿区洪安镇的刘德忠先生，从先祖保存下来的诸多文字资料中，发现了一份《宣讲圣谕设台王章》。从内容上看，这是一份主持宣讲圣谕仪式的“串词”文本，生动形象地展示和还原了当时乡村宣讲圣谕的场景和独特的地方风俗。

宣讲圣谕“串词”文本：再现百年前成都乡村的民风民俗

从《宣讲圣谕设台王章》可得知，刘德忠先祖主持宣讲圣谕的时间，在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宣统帝当政时期，也就是1910年左右。

宣布纪律：行者止步，言者息声

这份主持“串词”显示，在正式宣讲圣谕前，主持人说的话是比较多的。

首先是“镇场子”，让全场安静下来：“圣德洋洋，嘉言孔彰。立行宣讲，清静四方。善者报福，恶者降殃。大众肃静，诸生虔诚。恭逢盛世，岁乐升平。宣讲圣谕，救正人心。行者止步，言者息声。讲生进位，面而虚空。”

这几句话包含的内容比较丰富。

先是感恩皇帝的圣德，要大力彰显圣谕，男女老幼都要知道。

然后说，马上要宣讲圣谕了，大家一定保持安静，保持庄重肃穆的氛围，这不是乡坝头赶场耍。

“善者报福，恶者降殃。”认真听讲的人，才会有福报;不认真听的，就要遭殃。这句话带有非常浓厚的乡村特色，对目不识丁的老百姓来说，这样的因果报应说非常有市场，很有杀伤力和恐吓效应。

“大众肃静，诸生虔诚。”第二次强调会场纪律，听宣讲的人一定要安静啊，你看宣讲生是多么的虔诚。

“宣讲圣谕，救正人心。”这是点出宣讲圣谕的意义，是让“人心”归正，不要走向歧途，不要做出失德失信、违法乱纪的事情来。

“行者止步，言者息声。”第三次强调会场纪律，那些还在走动的人，赶紧停下脚步;还在说话的人，立即住嘴。

“讲生进位，面而虚空。”说完纪律，就请宣讲圣谕的宣讲生上台。

首个仪式：向历任皇帝致敬

宣讲圣谕的人上台，是不是就意味着开讲圣谕了?莫忙，还有一番仪式。

第一个仪式，是向历任皇帝致敬：“大清历代圣君：世祖章皇帝顺治老王、圣祖仁皇帝康熙老王、世宗宪皇帝雍正老王……当今皇帝宣统老王，万万岁!”

这里有一个问题：清朝从清太祖努尔哈赤算起，到宣统帝，一共12个皇帝，为啥把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给漏掉了?

清朝开始颁布并宣讲圣谕，是从顺治帝开始的，其后历代皇帝都很重视这个事情。这是宣讲圣谕的场合，所以就从顺治帝开始致敬。

称呼皇帝为“老王”，这也是比较有趣的。在老百姓心中，“王”是至高无上的，说“皇帝”不如“王”来得亲切。

致敬完后，《宣讲圣谕设台王章》写道，主持人转向“圣谕”牌，鞠躬，行三叩九拜之礼，再长跪，两手高举香柱上香，举杯奠酒，奉献锦罗绸缎等。

“召唤”各路神仙，宣读祝文

这些折腾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仪式：宣读五帝祝文。

祝文前面，要交代一番：“圣天子当阳之际，民×××，×年×月×日，读法之辰令于大清国四川西道成都府简阳县，地名×××，恭迎圣宣讲生×××，设台宣讲……”

然后，开始“召唤”“五帝”。明太祖朱元璋祭祀的“五帝”是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

但在这里，“五帝”变成了各路神仙：“皇天上帝、三教圣人、昆阳帝君、灵祖大帝、文武帝君、惠民大帝、孚佑帝君、桓侯大帝、凝阳帝君、观音大士、普天神圣。”

不能不说，这是非常具有乡村地方特色的。如果“召唤”的是那5个天帝，估计老百姓搞不懂，但“召唤”的是神仙们，老百姓就懂了。

接着是念祝文，祝文完全是文言文：“圣谕颁行天下，历万代而郑重。皇上设教统，四海以钦。遵况先哲之遗训……”

老百姓听不懂不重要，重要的是祝文的庄重性不能用通俗语言来表达，不能随意串改。

祝文之后，就是念顺治帝的“圣谕六训”和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

接下来，就正式宣讲圣谕了。

刘邦约法三章搞宣讲 朱元璋发起宣讲圣谕活动

谁“发明”宣讲圣谕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怎样做的?说起来，刘邦和朱元璋对此“功不可没”。

刘邦的“约法三章”搞了宣讲活动

论起宣讲圣谕的渊源，可上溯到周朝时期。那时，各级官府经常组织老百姓集会，学习和讲解朝廷颁发的有关文件，还组织评选和表彰村里的好人好事、最佳孝子等活动。

但这种活动是松散的，没有强制执行，或许一年半载才搞一次，人员也不可能来得齐整，毕竟大家要搞生产，忙得很，没粮食吃的话，都得喝西北风去。

后来，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刘邦的“约法三章”，《史记》中写得明明白白。

公元前208年，刘邦进入咸阳。本想感受一下住豪华宫殿的感觉，但樊哙和张良劝他先把民心得到再说。

刘邦压抑住内心狂野的冲动，把关中各县的父老、豪杰召集起来开会，宣布3条法律：“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并废除秦朝的法律。

大家都热烈拥护“约法三章”。刘邦“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他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县各乡去宣传“约法三章”，老百姓都很拥护。

虽然这时的刘邦还没坐定江山，还不是后来的汉高祖，但他的这种举动，已经算是在搞宣讲圣谕活动了。

朱元璋“明刑弼教”，大搞宣讲活动

虽然汉朝及此后的朝代也都有把皇帝的旨意“告谕”百姓的行为，但比起朱元璋的做法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了，刘邦的“约法三章”直接被甩出N条大街。

朱元璋坐稳江山后，对天下实行“明刑弼教”：他亲自撰写了刑罚之多、之细、之惨烈，亘古罕见的《御制大诰》(由《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组成);又制定了6条最高指示即《六谕》教化天下：“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

朱元璋建立了宣讲制度，主要内容就是《大诰》和《六谕》。

官府出资，大量印刷《大诰》，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

谁要是犯了罪，如果家里有一本《大诰》，就减一等刑罚，如没有就加一等刑罚。意思是说，有一本《大诰》，可以在刑罚上打折优惠。

《大诰》，你家值得拥有!

在颁行《大诰续编》时，朱元璋又强调，这是“臣民之至宝”，每家每户必须要有一本，谁敢抗拒，你看我咋个收拾人——驱逐出境，永远别想回来。

朱元璋还把《大诰》列为全国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科举考试要从里面出题。

他还把全国各地的师生召到京城来讲读《大诰》，举行学习报告会。当时来京朝见的师生达19万多人，“均赐钞遣还。”都得到了奖励。

熟背《大诰》的人，不仅可以获奖，还可因此做官，从此走上康庄大道。

那么，朱元璋又是如何把他的意志在广阔的乡村执行和体现的呢?

乡饮酒礼成为搞宣讲活动的主阵地

《礼记》中，有一种古老礼仪叫乡饮酒礼，是周朝很流行的宴饮风俗。就是由官府或乡绅搞一个酒会，大家聚一聚，官府向乡绅致谢，乡绅向官府举荐人才。

朱元璋把这个礼仪捡了起来，作为在乡村搞宣讲活动的主阵地。

朱元璋要求，每年正月十五、十月初一，各地乡村要举行乡饮酒礼活动，以“申明朝廷之法，敦叙长幼之节”。

乡饮酒礼的氛围是非常庄重的，因为有很多繁文缛节的礼仪流程。朱元璋重视，各地知县都亲自抓这事。

到了那一天，知县带领各级官吏、各地推举的民众代表(一般是农村的乡长、村长和乡绅、族长等)，统一在县学搞乡饮酒礼活动。

活动开始前，大家一起恭恭敬敬地大声朗诵朱元璋制定的乡饮谕旨：“恭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举行乡饮，非为饮食……”

搞乡饮酒礼活动，“非为饮食”，不是为了吃吃喝喝，而是要“敦崇礼教”等。

然后，由知县等宣讲《大诰》《六谕》。民众代表们回乡后，对乡民进行传达和宣讲。

乡村专门建有讲约处所，每个月初一、十五，都要组织民众，由秀才或塾师讲解《大诰》《六谕》。

讲完后，大家要高呼口号：“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

不知为什么，不到100年，每户一本的《大诰》就在民间彻底消失了。清朝修《明史》时，到处找不到《大诰》。近代学者掘地三尺，才找到一本《大诰初编》。

顺治帝抄袭朱元璋圣谕康熙帝升级为“圣谕十六条”

清朝定鼎后，完全继承明朝的制度，把朱元璋搞宣讲圣谕的做法翻了出来，而且进行了发扬光大，成为贯穿整个清朝的一大强制性的活动。甚至在清朝灭亡后，部分乡村仍沿袭着这一活动。

顺治帝盗版，康熙帝升级

顺治9年(1652)，顺治帝毫无愧色地把朱元璋的《六谕》一字不差地颁布出来，取名为“圣谕六训”，作为教化士民的行为准则。

这样“光明磊落”地坦诚没有治国经验，明目张胆地盗用前朝开国皇帝的版权，虽然改了一下名字，但内容连个级都不升一下，抄袭朱元璋《六谕》1.0版本的行为，在历史上也是没谁了。

顺治帝的这一政令没得到下属认真的执行，“圣谕六训”被视为虚文。

7年后，顺治16年(1659)，顺治帝同意设立乡约制度——民间的自我组织和自发治理的模式，公举60岁以上、有德有才的生员(秀才)，或在当地有较高德望的乡绅耆老承头，每个月的朔、望日(初一、十五)，向老百姓宣讲六谕，旌表善恶。

这也是抄袭朱元璋的做法，但却是清朝宣讲圣谕的肇始。

11年后，康熙9年(1670)，17岁的少年天子康熙帝，对实行了18年的“圣谕六训”进行升级，推出了2.0版本，扩展为16条，即“圣谕十六条”。

在颁发“圣谕十六条”时，康熙帝特别指出，这样做的目的，是“以教化为先”。如果推行刑罚，只能“禁于一时”，而推行教化，则能“维于可久”，所以“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

此后，“圣谕十六条”正式成为全国臣民的行为准则，并形成制度，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由地方官员和军队将领，向士绅、百姓与军人进行讲解。

史料记载，在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中，清军进驻收复地的同时，“圣谕十六条”的宣讲团也随同进驻，不仅在军中也在民间大范围宣讲。

雍正帝扩展注解“圣谕十六条”

“圣谕十六条”字数不多，每条7个字，相当于两首七律古诗，但内涵丰富。

半个世纪后，雍正帝成功晋级为皇帝。在繁忙的公务中，他仍不忘重振宣讲圣谕的“雄风”。

或许是担心老百姓看不懂、不理解“圣谕十六条”，领会不了“万岁爷的意思”，雍正2年(1724)，雍正帝亲自出马，把“圣谕十六条”中的每一条进行扩展注解，编成《圣谕广训》一书，洋洋洒洒上万字，号称“皆四书五经之精义”，首次为全国臣民在各种生活细节上制定了行为规范。

《圣谕广训》的内容包括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进行注解的序言、阐释每一条的16篇文章(每篇600字左右)。

雍正帝大量印刷发行《圣谕广训》。他对臣民提出殷切希望，你们看圣训，一定要充分领会圣祖皇帝的教化精神啊，不要认为这是教条、是玩虚的。

或许是因为各地官员执行力不行的问题，雍正帝担心“玩虚的”问题真出现了，文件又成了一纸空文。

雍正7年(1729)，雍正帝下令进行整顿，在全国建立健全的宣讲网络，省、府、州、县、乡、村，都要大力抓宣讲，不留死角，让每个人都要明白“万岁爷的意思”。

雍正帝颁布的《钦颁州县事宜》中，设有专门的“宣讲圣谕律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圣谕宣讲体制化、系统化。

乾隆帝继续加强宣讲圣谕

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和雍正帝的《圣谕广训》，成为清朝200多年里全体老百姓的行为准则，每月初一、十五都由官方集会宣讲。

乾隆元年(1736)，乾隆帝又下令：“直省各州县……令各就所近村镇恭将《圣谕广训》勤为宣读，诚心开导……”

乾隆帝还对官员们威胁道：“直省督抚应严饬各地方官，将约正、值月宣讲圣谕之处实力奉行，不得视为具文。”“如有虚立约所，视为具文者，该督抚即以怠荒废弛题参，照例议处。”

此后，乾隆帝三令五申强制推行圣谕宣讲，以化导民心，端正社会风气。

不过，自嘉庆后，由于官吏横征赋役，滥施刑罚，百姓生活困苦，大家都没有心思去学习那些谕文了，导致宣讲圣谕制度逐渐废弛。

但在一些乡村，直到清末甚至“民国”时，仍在延续着这个活动，只是方式有所变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黄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