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出一座博物馆｜人间事儿①

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刘雨薇四川成都摄影报道

开栏语

岁岁年年烟火味儿，碎碎念念人间事儿。

——很高兴，这句话陪伴大家度过2023年。

故事的最初，是我们相信，四季流转，每个月都有鲜明的色彩和故事。时代流动，总有值得抓住的微小瞬间，让岁月流逝有迹可循。

于是，2023年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人间事儿”以一个当月故事，和你准时相见。

开启2024年，这样的讲述仍将继续。

我们希望，分开看，这是12个人物、12个故事，连起来，就是属于这一年的剪影。

1月，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渐浓年味中，公布的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备受关注。四川成都，一座博物馆也悄然开放。人们习惯于在博物馆里寻觅过去，博物馆背后的人们，则在努力让这些过去拥有未来。我们想，在对时间的千百种凝视中，今年的讲述，或许可以就此开始。

广都博物馆内的跳舞俑

2024年1月27日，周六，成都双流。

广都博物馆的第一批访者是来自双流中学的师生。作为双流区文管所的专家，51岁的李国是这批访客的主讲人，身材瘦高的他，被常年的户外发掘工作赋予了一种硬朗的气质。在他看来，邀请学生第一个入馆参观学习，有着文化传承与接续的寓意。

展馆在地下，走进其中，有学生发出“哇”的惊叹。这个区县一级的博物馆里，近3000件馆藏文物均来自过去20多年来，双流本地的考古发掘工作。

李国参与了馆内每一件文物的挖掘工作。用他的话说，所有展品都曾沾上过他手指的温度。

广都博物馆内，李国站在陶俑前

或许，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座博物馆并不算“耀眼”。

在它的西边，宝墩古城遗址里，有着成都早期城市文明的先声。再往西北边走，三星堆遗址正“一醒惊天下”。视角另一边，金沙遗址内，太阳神鸟的图腾记录着古蜀王国的辉煌。

是这些时间的“礼物”，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各个阶段，证明着成都平原曾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

“我们双流是整个成都平原人类活动史中的小小一块。”李国对学生们介绍着，广都博物馆内，流动着双流本地的古蜀历史以及2300年的建县史，这是一地的历史和乡愁，也是整个古蜀文明的一部分。

顿了顿，他补充道，“或者说，我们拼贴出一小块历史的拼图，同样骄傲。”

广都博物馆内，李国站在陶俑前

一小块“拼图”

想要理解这一小块历史“拼图”的意义，就要先从整体上走进成都平原。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都平原的古蜀文明拥有相对独立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对此，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站长唐淼曾做过一个比喻。

若是将古蜀文明长达2000多年的发展脉络，压缩为一个人的一生。那么，宝墩文化就是他从婴儿到孩童的学习期。这时，成都平原开始出现城址群，人们大规模聚居在一起，修建城墙，种上水稻。时光流逝，孩童长大，来到他极富想象力与创造力的青年时期，便有了三星堆文明的奇绝。那是鸭子河畔，工匠们打磨出巨大的青铜器树，黄金面具下的面庞坚毅果敢。时光沉淀，中年的他更加追求精雕细琢的质感，于是，金沙遗址上，先祖们围绕着太阳神鸟的图腾，歌唱着古蜀国的荣光。

成都双流，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

它或许是《山海经》中所提到的“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是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中的“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是东晋常璩说古蜀王杜宇的“或治瞿上”。但直到2001年，李国从部队转业到双流，开始从事考古工作时，这些古籍中关于双流的简略传说，都缺乏实物证据。

与之相对应的，在双流的周边，新津有宝墩遗址，温江有鱼凫城古迹。

“那时候，我们就希望能够找到双流埋藏已久的遗迹，让这里的历史能鲜活地展示出来。”李国相信，要构建双流古蜀时期的历史和2000多年的建县史及其发展演变历程，很大程度上只有依靠考古学。

2006年，李国在双流阳光华苑汉墓发掘现场（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他到双流文管所的第二年，随着双流文物考古队对辖区内历史文化资源发掘保护的加强，当地与科研院所和地方高校的合作及学术交流也逐渐铺开。

“他们为整个成都平原的考古工作提供了大量的佐证。”左志强是成都市考古研究院的副研究员，他与李国相识于2010年的考古项目。在他的经验里，类似双流这样积极联合高校和文物单位展开项目的其实不算多，“在整个古蜀文明的研究中，他们至少填补了一个区域上的空白。”

事实上，这一小块“拼图”早就被“拼”进省内的多个博物馆。

在成都市博物馆内，一架出土于双流庙山村汉墓的陶轺车，被摆在展厅最显眼的位置。

“汉代时，成都城市的水陆交通畅达，这辆马车就是一马驾之轻便车。”直到现在，李国都惊叹于，这辆马车刚刚被发掘出来时，保存之完好。

类似的，在武侯祠博物馆、永陵博物馆等馆内，展出的高等级文物中都能看到双流文物的影子。

但即使是这样，李国仍觉得，双流本地的文物发掘工作直到2009年之前，都还不成体系。

“特别是在文物的保护利用方面。”李国记得，双流文管所曾专门拿出一层楼来保存文物，还有一个仅400平左右的展厅。但展厅藏在三楼，一二楼还是别的单位，因此很少有人知道。

李国开始建议修建一个区级博物馆，但抛开选址、建设、管理等现实问题，他被问得最多，始终是“这个博物馆里放什么？”

“是呀，我们当时没有很好的展示品。”他总是想起自己参观过的各种大小博物馆，有主题，有展品，有讲述，“建博物馆的时机还没到，但时机总会到。”

成都市博物馆内，一架出土于双流庙山村汉墓的陶轺车，被摆在展厅显眼的位置。

以物窥史微毫之痕

这个时机，经过漫长的孕育。

“我们要从考古材料出发，构建双流地方的通史。”在这个过程中，李国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因此，在觉察到要改变不成体系的发掘后，2009年开始，由双流区文管局牵头，联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开始展开针对双流区的通史考古研究。

揭开微毫之痕下的秘密，令人沉醉。作为主要参与者，李国常常会为自己所触摸到的时光而震撼。

2017年，他和伙伴在双流本地的一次发掘中，发现出土的“豆”形器物、小平底罐等器具，风格和三星堆出土的器物相似。得知消息后，四川省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和专家们当天就赶到现场，经过鉴定，这就是三星堆文化的遗存。

“雷站长当时很激动，笑着说我们把他们的工作都做了！”李国也很激动，因为这意味着，三星堆文化越过了沱江，进入到岷江流域，抵达成都平原腹心地带。

类似的，还有在位于双流的清河遗址中，发现的陶器、石器，鉴定为宝墩三期、四期的遗存。

“说明双流地区也是宝墩文化时期的重要区域。”李国自豪于这些发现，因为证明双流地区完整参与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上汪家拐遗存文化全过程，是蜀文化重要发源地之一。

历史也从不是冰冷的文字，对比发现精美“大件”文物，李国更留意那些遗址或者遗物的微痕之下，隐藏着当时最普通的生活。

在广都博物馆的馆藏品中，一组东汉时期的陶俑总是让他驻足。陶俑的庖厨戴着帽子，衣着不华丽但整洁，那是他们工作的状态。案板上，有鱼、猪头、鸡，这是当时农业养殖的缩影。而灶具上放了三四口锅，不但说明这个家庭人丁兴旺，而且，食物种类还很丰富。

“你看他们的表情，由里到外的愉悦。”指着咧嘴笑的陶俑，李国也笑了，“他们做饭是很高兴的，这就是一个海晏河清的社会缩影。”

还有在牧马山瞿上城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崖墓，李国认为，其中有着祖先们为节约良田，从事耕种的考量，“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对土地的热爱和保护。”吉光片羽之间，一件件文物摆开，似星辰在历史长河中闪烁。于李国而言，从2001年转业到双流文管所，青年到白发，他流逝的光阴，都以另一种形式呈现。

——那就是在眼前，距今4500～22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中，双流一地的贡献，终于真正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

于他而言，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在能够拼尽全力的时候，他从没吝啬过一丝力气。

索德浩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他在大四时曾作为实习生参与了双流一处崖墓的挖掘工作。那是他和李国最初的相识，对于这位带着自己的“老大哥”，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好像都不用睡觉。”

他们几乎全天待在一起。白天一起在现场挖掘，晚上回到文管所，整理材料、开会讨论，等各自躺下，已是凌晨。但几个小时后，早上6点，李国又会准时起床，开始工作。

严谨和自律，或许算得上是李国刻进骨子里的习惯。在转业到双流文管所之前，他在部队当过10年零5个月的兵。应征入伍，守护边疆，这是他在少年时代为自己作出的选择，他抵达过祖国的最北方，也踏上过广袤无垠的草原，在漫天大雪或者是人迹罕至处守护着祖国。

他始终相信，一件事，只要目标正确，一直向着那个方向跋涉，总会有结果。

李国和老师宋治民教授在一起（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万年前的“礼物”

随着双流通史考古的搭建，李国等待的时机，就在这样一点点的积累中来到。

2022年夏天，四川省文物局正式下发双流区广都博物馆设立备案确认书，这标志着双流区广都博物馆正式设立。

似乎是漫长跋涉终于得到时间的礼物，又好像是时代聚焦、政策支持、学术发展下并不令人意外的答案。

得知这个消息时，李国正站在牧马山台地北部缓丘之上，那是王家堰遗址现场。如果说博物馆是他相信终会抵达的目标，那么在靠近目标的过程中，还有数不尽的山峰。

例如，寻找成都平原旧石器时代的遗存。

在此之前，成都平原地区很少有旧石器时代遗存的发掘。平原内经过科学发掘的第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还是2020年在成都平原南部的眉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坛罐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2021年10月29日，这是李国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他和伙伴在双流区广牧路、青栏沟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后被鉴定年代分别为约3.2万年及7.2万年。

那是几块不算太大的石核剥片，被发现的地方，就靠着C919国产大飞机的项目地。李国很难形容那种令他热泪盈眶的兴奋，数十万年前，这片土地上出现了最早的人类，他们坐在宽广平原上，打磨石器，开垦土地，又被历史淹没。当这些石器再次重现天日时，已是沧海桑田，喧闹都市中，一架大飞机正腾空而起。

“我们踏着先人的脚印，去寻找他们生活的痕迹。”李国觉得，这是一种让他一直坚持下去的使命感。

2022年，李国在黄水镇二道沟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现场（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曾经，他的老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宋治民一针刺破过他们对于考古的理想泡沫：“这不是一个热闹的学科，要有坐冷板凳的认识，当年我们在西北大学学习时，校长侯外庐先生曾说，毕业十年内不希望看到我们的文章，就是希望我们好好坐下来看书，掌握资料。”他的另一位老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黄伟也经常说，“考古要注重现场与文献结合，探方要平剖结合，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

这也是这些考古人的核心命题——“光圈”之外的使命感，从何而来？

2022年，李国在黄甲街道王家堰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现场（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22年5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位于双流区的王家堰遗址，展开抢救性发掘工作。

这并不是一次轻松的任务，李国记得，最初持续没有收获，令团队所有人都彻夜难眠。

“有种很矛盾的心态。”李国觉得自己心态大多数时候都是淡然的，“因为干我们这行，没有收获也是收获，至少告诉后面的人，不用在这里费劲儿了。”

但同时，他依旧怀着强烈的期待，在双流找到旧石器时代人们生活的痕迹。为此，他们白天挖掘，找到牧马山片区的地质材料研究，晚上开会时相互鼓劲儿。到最后，他看着眼前的山体，一遍遍自我强调，“一定有东西。”

就在那半年，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也聚集了国内做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顶尖“先生”们。那是一串华丽的名单，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王社江研究员，北京大学城市环境学院夏正楷教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吕红亮教授。

最终，这里发掘出土石制品82件，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和石器等，还有大量未经加工的完整砾石。初步鉴定为，古人类活动时间不晚于距今8.9万年。

这也让考古学界感到无比兴奋。

当时已是古稀之年的夏正楷教授，直接走到剖面上，拉着李国的手，连连感叹，“你们做了件了不起的事呀。”

2023年8月，《人类学学报》刊登了关于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的发掘报告，其中明确，这次的发掘，拓展了成都平原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历史，为进一步了解和探索成都平原早期人类的生存策略及旧石器文化提供了重要材料。

广都博物馆内，展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工具

时间逆旅

如今，这些旧石器时代的“礼物”，被仔细罗列在广都博物馆的展馆内。李国常常在这里一待就是一整天，他能一眼看出某个不起眼的射灯没有打开，或者是两个看似相似的陶俑摆错了位置。大家总是习惯有什么事都来问他，从讲解员工作牌的样式，到一个成吨重的石碑应该摆放在哪个位置。

“文物是有温度的。”他总是这样告诉身边的年轻人。在广都博物馆立项之初，他就在思考，这个建筑面积9037平米的博物馆，不是文物的“库房”，而要选取有代表性的文物来讲述。

其中，一排14块汉代的画像砖中，有10块是国家一级文物。

“这就跟古代的照片一样。”指着一块汉宴饮图画像砖，李国指着砖面上推杯换盏的热闹感叹道。另一块精致的汉双阙图画像砖上，多重屋檐的主阙和左右各有子阙，如今被复刻成为广都博物馆的正大门。

展厅另一边，是一群舞蹈奏乐的汉代陶俑，它们笑得开怀，看得出老汉缺了一颗门牙，以及琴师拨动琴弦的手势。被簇拥在中间的舞者，从衣服纹饰到舞蹈动作，纤毫毕现。当年，李国将舞蹈陶俑从灰坑中双手捧出，连他的老师宋治民先生都惊叹于艺术的精巧，“老师一直说，这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这就是考古学的困难或魅力，在通过研究当下的存在中，去了解已经消失的人类过去。

李国总是一遍遍指着这些陶俑告诉访者，“这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多么开心，多么自信。雕刻他们的匠人，也是用这样的心情，才能刻画出这样的笑容。”

广都博物馆内，李国正在向来访者讲解

看得见的是陶俑，而在学者眼中，这就是中原文化对古蜀文明的影响之一。对此，李国解释，“因为西汉之前，我们出土的文物中是没有陶俑的。很明显，陶俑是受到了中原文明的影响，可以说，这就是中华文明从多元向一体的一个体现。”

还有馆内以投影呈现的一块蜀锦织物。这是世界最早标明产地的蜀锦“联珠对龙纹绫”，其背后“双流县，景云元年折调紬绫一匹，八月官主簿，史渝”的文字记载，展示了千年前的蜀锦织造技艺，更是唐代双流地区织锦业兴盛发达的见证。李国用骄傲的语气对簇拥在此的学生们介绍，“这不仅证明双流蚕桑业和丝绸纺织业的繁荣发达，而且证明我们双流自古以来就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贡献者、参与者。”

如果说广都博物馆的落地，是漫长孵化的结果。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孵化的不止是双流本地的历史序列，还有关于保护意识的普及。

“我们从20多年前就开始推行‘考古前置’。”指着馆内的一排陪葬品，李国印象深刻。2009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新航站楼建设区，在一处面积近5000平方米的黄土坡下，发掘出25座形制大小不等的古代墓葬，其中20座为汉墓。

相关考古发掘工作，并没有影响到机场新航站楼工程建设。到如今，整个四川的基本建设、土地活动都采取了“先考古、后出让”的举措，将文物保护从被动变为现在的主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