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新闻记者  边钰

被誉为“班马（班固、司马迁）之后第一人”，陈寿是史学界的一颗耀眼明珠。他所著的纪传体史书《三国志》，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遗憾的是，尽管很多人知道《三国志》，却对陈寿知之甚少。11月2日，由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四川省图书馆承办的“名人大讲堂”再度开讲。当代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梁满仓做客四川省图书馆，解读陈寿其人以及《三国志》。

“陈寿和司马迁一样，都是忍辱负重写史书，只不过两个人忍受的‘辱’有所不同。”开讲不久后，梁满仓抛出的观点，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好奇。他解释，司马迁因不惧权贵，为李陵辩护，而遭受腐刑，备受排挤。蒙受耻辱的司马迁咽下所有苦难，最终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伟人的命运在某个节点上，总有着惊人的相似。陈寿一生曾两次经历亡国之辱，加之因不肯屈从权贵，所以屡遭遣黜，一生郁郁不得志。其晚年更是多次被贬。同样选择逆势而上，陈寿最终完成名垂千古的《三国志》。

《三国志》全书共六十五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尽管《蜀书》字数少，但是给人印象颇深。这浸透了陈寿高超的叙事技巧，和对蜀国的感情。比如，提到忠，会想到诸葛亮；说道“义”，会想到关羽；提及“勇”，张飞则冒了出来；谈及“仁”，会想到刘备。而这些人物都在《蜀书》中。

在梁满仓看来，《三国志》记录了一个非凡的时代。这一时代，创新之举颇多，且为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在政治上，出现了九品中正制、三省制；思想上出现了玄学；文化上，诞生了影响深院的建安文学……尽管在陈寿撰写《三国志》前，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但这些史书都各自记载各国，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书中还出现了一些史事失实的现象。比如鱼豢的《魏略》里，提到诸葛亮并非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而是诸葛亮自己向刘备毛遂自荐。“正是有了陈寿这种客观、完整的记载，我们才有了解三国时代的可能。他记载了一个非凡时代，为我们留下了解这个时代的宝贵资料。”

从这个角度来看，梁满仓认为，没有《三国志》就没有后来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绝大数材料都是源于《三国志》，“我们说《三国演义》三分虚七分实。但这‘三分虚’都可以在《三国志》找到‘实’的影子。”他举例，《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大摆空城计、吓退司马懿的故事演绎得大智大勇，精彩纷呈。“可惜，这只是演义，历史上诸葛亮并未设此妙计，倒是可以从《三国志》找到赵云摆过类似的空城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