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新闻记者 吴晓铃 吴梦琳（图片由中国社科院陶寺考古队供图）

中国上古时代中的尧舜禹，有望从传说走向信史。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这处位于黄河中游、距今约4300-3900年的遗址，已有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证明它可能就是帝尧都城所在。

1958年，山西考古人在襄汾陶寺村进行调查时，从大量散落于地面的灰陶片发现了这里可能存在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20年的多次复查求证，陶寺终于在1978年开启发掘，以发现龙山文化时期最大的墓地一举轰动考古界。迄今为止，陶寺遗址已发现28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城址，世界最古老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大型宫殿、布规划有序的城市布局，发现朱书陶文、龙纹陶盘，发现阙楼式门址……这里，展露出了一个早期国家都城的盛大气象。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认为，“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陶寺，已是实证5000多年中华文明历程的重要支点和基石。

陶寺遗址阙楼式门址

发现史前第三大城址

10月中旬，四川日报全媒体“寻根五千年中华文明 三星堆对话古遗址”大型融媒体报道组踏上了探访陶寺遗址之路。

从襄汾县城打车前往，穿过连绵的玉米地和村庄，车行不到半小时后，我们到达了一片缓坡状黄土塬，考古人员临时复原的世界最早观象台赫然出现在眼前，这里便是陶寺遗址。极目远眺，可见陶寺西临汾河,背靠崇山。临汾平原土壤肥沃，的确是一处适合人类生存繁衍之地。

陶寺考古队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江涛已在此工作17年，陶寺遗址发掘数十年来的每一个重大时刻都了然于胸。在他的回忆下，一个宏伟的史前城址穿越时空，缓缓向我们走来。

陶寺的第一次重大发现是1978年。这次发掘持续到1985年，考古人员在这里揭露出了1309座墓葬。他们发现这些墓葬已出现大中小的阶层分化，其中贵族墓葬中，出土了陶龙盘、陶鼓、鼍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精美文物，一举震惊海内外。陶寺文化，由此正式确立。

陶寺遗址墓葬

1999年始，考古人开始从更宏观的角度研究聚落形态。他们首先发现了这里有一处城址。城址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1800余米，南北宽1500多米，面积达到了280万平方米左右。“这样一个超大型城址，在目前发现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中，仅小于石峁和良渚遗址。”高江涛说，正是陶寺遗址呈现出来的巨大规模，让遗址的考古与研究工作开始纳入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从此，考古人开始持续对遗址进行有课题意识的发掘，期待以更多发现判断它的布局与性质，探索它是否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社会，是否是一座都城。

陶寺遗址现场鸟瞰图

20多年来，考古人员揭露出了陶寺遗址整体布局上的规划有序。

这是一处双城制的城址。最外侧的城墙围起了一座280平方米的大城。城的东北部，继续用城垣围出一处12.96万平方米的宫城。最近4年，高江涛在这片区域又发掘了一座体量巨大的夯土基址。6500平方米的夯土台上，修筑了三排柱网结构的大型建筑，其中最大的宫殿面积达到了540平方米。这座土台上不仅有主殿，还有附属建筑，“说明这里应该是一处大型宫殿基址。”

陶寺城址，大体呈45度走向。陶寺的主人在东北角营建宫殿，还在离宫城很近的地方修建“仓储区”，相当于当时的“国库”。这片区域的灰坑窖藏，宽度深度皆达数米，可以通过螺旋形坡道直达底部。这种环形坡道设计，和隋唐时期洛阳含嘉仓地下粮窖非常相似。

仓储区东南近处，是陶寺文化早期墓地。陶寺中期墓地和古观象台一起另外组成一处独立的区域。城的西北是普通居民区，西南是手工业区作坊区，考古人员2010年在此勘探发现，这里至少分布着陶器、骨器和石器制造等手工业，并且可能已有管理手工业生产的机构。

临时复原的陶寺观象台

280万平方米的城址，整体呈现出一种规划有序的状态。高江涛特别佩服陶寺先民在城市规划上所体现出来的智慧，“东北营建宫殿，西南规划手工业区，也就是统治阶层的居住区域一定要远离打制石器、烧窑生产的高污染区域，这体现出了一种质朴的环保理念。”

陶寺遗址

一座都城的气象

规模的宏大、科学的布局，以及宫城、墓地、手工业区等等的发现，陶寺渐渐呈现出了作为国家都城的全部要素。更让人欣喜的是，这里的很多发现，都可能对后世存在影响。

“陶寺宫城的发现，使陶寺遗址‘城郭之制’完备，构建了卫君与卫民相结合的都城规划政治理念,所以陶寺很可能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重要内涵的源头或最初形态。”高江涛表示。

在1999年发现陶寺外城以后，学术界对陶寺提出了另一个疑问：陶寺有没有宫城？这是因为中国春秋以来的都城，“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内之为城，外之为郭”，大多都存在内外双城的结构。

2012年底，高江涛和同事在宫殿区钻探。此时，他们对宫殿区是否有城墙还一无所知。不过，就在高江涛和同事偶然下到一处沟壑的断崖，抬头之际，忽然发现断崖断面似乎有夯土痕迹。他们顺着断崖一口气追出了100多米远，发现断面竟然全是夯土，“高度疑似内城城墙。”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支持下，考古人员经过一年钻探，城圈合围，城墙东西长约470米，南北宽约270米，面积达到了近13万平方米。这片区域，也成为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宫城。

2015年，考古人员在清理宫城南墙时，又惊喜地发现了一种阙楼式门址。从平面图上来看，两处“阙楼”从宫城南东门的南城墙上延伸出来，呈现出“L”形状。这种结构复杂、形制特殊的门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阙楼式门址。更有意思的是，这竟然是2500年后隋唐时期洛阳应天门阙楼的基本形态，就连现在的北京紫禁城午门，也沿袭继承了这种4000年前的阙楼模式，说明它不仅具有较强的防御色彩，应该还兼具了礼仪作用。

“当我们把城墙、宫殿、高等级大墓、大型仓储区等一一罗列，就会发现这些就是一座早期都城具备的要素。”高江涛说。

事实上，更早以前的出土文物，已开始显露出陶寺的“王者之气”。

1980年，陶寺1000多座墓葬正在紧张发掘。在其中一座贵族大墓中，一个圆盘形的陶器渐渐露了出来。等考古人员清掉泥土，发现盘子中央居然栩栩如生绘制着一条盘龙，其形象已和后世之龙非常接近！此后，这样的龙盘在陶寺总计出土了4件。龙在中国文化中是帝王的福瑞，这些4000多年前的龙盘，学者们认为应该属于当时的王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龙盘

大量的乐器和礼器，也出现在陶寺的高等级墓葬中。在临汾博物馆，可以看到土鼓、铜铃等乐器。经统计，陶寺出土的乐器共有29件，包括了鼍（tuo）鼓、特磬、口弦琴等多种。考古人员发现，鼍鼓这种用鳄鱼皮蒙的鼓，只出现在王级大墓里，和磬、土鼓呈固定组合放置于墓主左下侧，应是高等级人群才能享有的陪葬品。此外，陶寺还出土了玉钺、玉琮、玉璧等体现王者身份的玉礼器。这些乐礼器的发现，说明陶寺时期礼乐文明已初步形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鼍鼓和特磬传承到了商周，是身份高贵的王者之器……

陶寺出土的土鼓

种种迹象表明，华夏文明最重要的两个特点王权和礼制已开始在4300多年前的陶寺出现，说明陶寺文化时期已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而陶寺这座既有城墙、宫殿、又有礼乐和王墓甚至“国家粮仓”的城址，应该就是一座都城。

这里可能是帝尧之都

对高江涛等几代考古人而言，陶寺考古发掘最大的价值，应该还是证明这里可能是帝尧之都。“尧舜禹时代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推进，很有可能逐渐走出传说！”高江涛表示。

对考古人来说，通常并不会轻易将传说或者文献与考古材料对应。但是在陶寺考古发掘的几十年来，他们发现文献记载、考古材料甚至民俗传承等，已经形成了一条证据链，指向陶寺极可能就是尧的都城。

传说中，尧曾封于唐地，史称“唐尧”。唐在哪里？部分史书指向了今日陶寺一带。《尚书疏证》：“尧为天子实先都晋阳，后迁平阳府。”《汉书·地理志》载：“晋阳本唐国，尧始都于此。”《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有意思的是，陶寺一带历史上一直称为唐地，而位于陶寺以北的太原，素有“北唐”之称，似乎就是为了和帝尧首都唐地区分。

在《尚书·尧典》中，还曾记载尧帝“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说明在尧帝时期，已有相对成熟的天文历法用来指导农耕。在陶寺的考古发掘中，一个重大发现出现了。

2003年，考古人员在陶寺中期小城内，发现了一处平面呈半圆形的大型夯土建筑。这处建筑有13根夯土柱子基础，排列独特，墙不像墙，路不是路。这个独特现象引起了时任考古队领队何弩的注意。彼时，他便有一个大胆设想：史料记载尧都便在这一带，史料还记载尧帝如何观象授时，这块奇怪的建筑，是否就是当时的观象台？

沿着这个思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进行了两年的实地模拟观测。他们拿着相机、摄像机反复拍摄找规律，终于选定了3个观测点。有一天，一位考古人员站在观测点上，突然看到一道光从柱子狭缝照进来，大家幡然醒悟，原来考古先民是通过观察柱子狭缝中附近塔儿山的日出方位，来确定季节和节气的。

经过反复摸索实验以及天文学家的助阵，陶寺观象台已确认能够观测到20个节气。12道观测缝，只有1号缝没有观测日出的功能，从第二个狭缝看到日出为冬至日，第12个狭缝看到日出为夏至日。春分和秋分则同时可以从第7个狭缝看到日出……2005年10月23日，“陶寺遗址大型特殊建筑功能及科学意义论证会”上，一批天文学家到陶寺观象台实地考察后，一致认同陶寺观象台的观象功能。“如果英国巨石阵确认有观测天象功能，那么陶寺观象台比它早了约500年!”高江涛表示。

当观象台被确认之前，陶寺遗址在一件陶扁壶上发现的朱书陶文也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关注。这件扁壶的复制品如今在临汾博物馆展出，壶体残破。朱书的“文字”，写于陶壶两面。1984年，这件陶壶出土于陶寺遗址的一处灰坑。目前，古文字研究专家已基本认同其中一个字为“文”，而另一个字，则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尧”字，其意思是在黄土高原上用夯土板块建筑的大城。

朱书陶文

在高江涛看来，陶寺遗址发现的鼍鼓和石磬，同样也是尧都的证据，“因为文献记载尧帝时期就已出现了乐器……”这些证据链，让尧都陶寺成为极大可能。

当然，在没有确切文字记载这里就是尧都之前，一切只是合理推测。然而陶寺遗址的发现，无疑是中华文明演进之路上的又一个鲜活样本。它的城郭制度、城址规划、宫城形制甚至礼乐制度，都对后世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不同区域都有辉煌的文化，最终从没有中心的多元，渐渐走向一体。高江涛表示，“如果说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是孕育中的‘中国’，二里头时期是成长起来的‘中国’，那么陶寺，便是刚刚诞生时期最初中国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