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段漂流途中，日雨乡下水第二天。

长江第一弯石鼓。(冯春供图)

1986年长江漂流队奔赴长江源途经唐古拉山口。(冯春供图)

回望长漂30年系列报道6

讲述者：杨欣(长江源地保护者)

漂流经历：1986年参加虎跳峡漂流

1986年秋，全中国民众都在关注一个话题——长江漂流。

那一年，6300公里的长江上，有一群人揣着有限的工具和无限的热情，前赴后继地奔向滚滚流水，用生命搏一个“长江首漂”的荣誉。

热血奔涌的弄潮人中，时年23岁的电厂会计杨欣也被卷入长漂激流中。但，长漂最终是要走到终点的，大潮甫定，他的人生航向竟始终离不开那条大江的轨迹了。他漂流，他拍摄，他记录，他保护……他和长江结下不解之缘。

两次受邀后加入“科漂队”

“1985年，美国漂流探险家肯·沃伦来了中国，要在长江进行漂流。”在成都红牌楼某小区内的工作室接受记者采访时，杨欣这句话，拉开那场惊心动魄的长漂竞赛的回忆大幕。“美国人要“首漂”长江的消息，让许多中国人大受刺激，尧茂书抢在肯·沃伦之前，自己下了水。但尧茂书不幸在漂流中遇难，但他的事迹轰动全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成立了。此时，23岁的杨欣还是四川省攀枝花电厂的一名会计。

杨欣出生于1963年。他从重庆工业大学毕业后，按部就班地进入电厂，从事会计工作。“我喜欢摄影。平时就背着相机到处走。”他把老家的祖屋卖了，花费120元买了一台相机，开始四处拍照，“周边的丽江、泸沽湖什么的，那时候还没有几个人知道，我就走遍了。其中就有虎跳峡。”

作为30年前鲜有的虎跳峡拍摄者，冥冥中，他已和长江漂流结下缘分。

“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科漂队’，也叫‘四川队’。”杨欣说，“他们第一次找到我，说看到我拍的虎跳峡的照片，想邀请我加入。我拒绝了。”

虎跳峡位于云南香格里拉市虎跳峡镇境内，以“险”著称，是中国最深的峡谷之一。这条全长约16公里的峡谷，包括上、中、下虎跳峡，两岸山峰海拔超过5000米，中间江流宽仅30-60米，在峡内连续下跌7个陡坎，拉出208米的落差。

在加入“科漂队”之前，杨欣曾徒步到达虎跳峡，拍了大量照片，并深深为此地的险峻所惊叹。“我第一次拒绝他们，就是觉得，想漂过虎跳峡，完全不可能啊。”

下水之前先签“生死状”

在向杨欣发出邀请的同时，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也面向全国展开招募活动，“最容易吓退人的，就是加入要先签‘生死状’。”

“生死状”，就是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的入队申请书。除了基础的个人信息填报，在这份申请书中，还要求申请人所在单位盖章同意、家属签字同意。“附加条款中写得很清楚，漂流有危险，加入即代表认可，出了事不找组织者麻烦。”他说。

严苛的条件挡住了很大一部分申请人，其中还有1986年三支队伍之一——“洛阳长江漂流队”的灵魂人物郎保洛。在被四川队婉拒后，心有不甘的郎保洛回到洛阳，自己另外拉起队伍，建立“洛阳队”。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洛阳队”与肯·沃伦的“中美联合队”、四川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分头并进。

舆论的浪潮翻天覆地，“长江漂流”成为当时年轻人最热切关注的话题。在“科漂队”第二次发出邀请后，杨欣“没能抵抗住诱惑”，有条件地答应了入队——只做后勤，不下水。

除了签字盖章，攀枝花电厂为杨欣保留了职位和待遇，敲锣打鼓送他上火车。军人出身的父亲也认为，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为他写下18页的“汉藏翻译书”。

这样，杨欣以一名会计的身份加入了“科漂队”。“我当时还是有投机的想法的。”出发时，这小伙子想的是顺路多拍点照片，“兴许还能拿几个奖。”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踏上的是一条惊险之路。

密封船里漂过虎跳峡

除杨欣所在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外，参与长江漂流的队伍还有郎保洛所在的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以及肯·沃伦的中美长江漂流探险队。身在队伍后勤部门，最初只想沾个光的杨欣，到后面已经无法抑制胸中鼓噪的热情。他最终成为漂流队员之一，直面自己认为“不可逾越”的虎跳峡。

16公里的虎跳峡，分布了21个特大级险滩。208米的落差中，每平方米冲下的水压达14吨。“站在虎跳峡边上，我觉得地都在震动。”由于常规排桨根本无法应对虎跳峡，漂流队最终决定采用密封船，杨欣说，正式下水前，他们把一只狗放进密封船投入江中做测试，“船收回来的时候，已经被巨浪打烂了。把狗捡起来的时候，狗身上连一根毛都没有了。”

然而无法后退。漂流队被分为三组，上中下虎跳峡各派2人乘坐一艘密封船进行冲刺。作为下虎跳峡的漂流队员，杨欣在踏上船的时候，心脏狂跳、手心湿透，“感觉不是在上船，是在进棺材。钻进去，盖上以后，我可能再也出不来了。”

但杨欣最终是幸运的，他活着出了舱门，只被虚惊了一次。虎跳峡漂流段最终被他“征服”了。1986年11月25日下午2点30分,“科漂队”的4艘橡皮艇，抵达上海横沙岛以东长江口江海交汇处。长江“首漂”终被中国人收入囊中。

从长江漂流到长江保护

参加了长江漂流的队员，在随后的人生中，或多或少被这段奇异的经历所影响。他们中，有的人逝去不再回来，有的人不愿再回归本来的生活轨迹。杨欣呢，他收拾包裹，回攀枝花电厂报到，重新做回会计。

工资涨了2级，一个月近80块。因兼任单位摄影师，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悠闲惬意的日子过了7年。7年后，杨欣的心重新痒了起来。“觉得这样的生活看得到头，继续待在这里，一辈子会走到哪里，都已经提前剧透了。”于是，杨欣决定停薪留职。起先，他一口气奔去深圳，靠着会计老本行，帮人打工奔生活，“也没想好到底要做什么，就是想走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而长江，依然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梦。夜夜萦回，不能或忘。1993年，杨欣组建“神奇长江源”电视摄制探险队进入青海。7年前，他想做随队摄影师，却最终下了水;7年后，他想拍电视片和画册，了却一个当初的梦想。

“我有责任为长江做点什么”

“结果回去一看，心里太难受了。”杨欣故地重游，发现曾经的冰川雪线大幅退后、原来成群的野生动物所剩无几、广袤的草场沙化严重…“怎么变成这样了呢?“我隐约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为长江做点什么。”他说。

1994年前后，杨欣多次考察长江源地区，其间，他听闻了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被盗猎者杀害的故事。“一个为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至死手里还握着枪的英雄改变了我。”杨欣说，“探险带我进入长江源，摄影帮我发现长江源的环境问题，而索南达杰的牺牲让我留在了长江源。”

回到西宁后，建立一个关注藏羚羊、关注可可西里的自然保护站的想法在杨欣心中生根发芽。

1995年初，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杨欣完成了一个五年计划，其中包括在可可西里建造一个以索南达杰名字命名的自然保护站。

从深圳到青海要批文，找经费，每一件事都要从零做起。“那时候没有手机，别人说让我回去等电话，我就两天不敢出宾馆一步，守着电话等消息。”

拿到批文，钱又成了大问题

半年后，青海的批文拿到了，钱又成了大问题。

“绞尽一切脑汁啊，后来七拐八绕，在一个朋友的帮忙下，见到了当时的深圳市长。”十分钟时间，杨欣就用严密的方案赢到了30万元资金，“钱不多，但对我来说，这笔钱太重要了。”

1996年，索南达杰保护站奠基。

在高海拔的冻土地带盖房子，本身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人动一下，就喘得不得了，头就像被钉子钉了一样。”杨欣说。

2003年，杨欣带领志愿者，花了三个月，对昆仑山口到唐古拉山口400公里的青藏公路两侧，和沿途居民点垃圾问题进行了全面调查，提出了将垃圾通过铁路剩余运力运至格尔木集中处理或就地处理的建议，此后又开创了“每人带走一袋垃圾”的项目，号召自驾进藏游客带走经消毒处理的垃圾。

把写书所得投入长江保护

为了筹集资金，杨欣把自己的长漂经历写成书——《长江魂》，他将卖书所得全部投入长江保护事业里。2016年，杨欣又提出长江“一纵一横”计划，一纵是指建立青藏线8个垃圾回收站，解决青藏线的垃圾污染问题。一横则是从长江头到长江尾，建立12个长江环保主题邮局。“我做的一切都关于长江，之所以能在如此严酷的条件中坚持下来，是因为一件事做完又有另一件事要做，而这些事让我的生命有了意义。”杨欣说。

23岁的时候，杨欣只想做一个后勤，去拍几张长江的照片。33岁的时候，他再次回到长江，并从此投身和长江保护有关的事业。“我是长江漂流的幸存者。”对于这个从那场严酷竞争中幸存下来的男人来说，回馈长江、保护长江，将自己从此融入长江，几乎是从30年前就注定好的命运。” 华西都市报记者杨雪实习生周卓灵童

“我做的一切都关于长江，之所以能在如此严酷的条件中坚持下来，是因为一件事做完又有另一件事要做，而这些事让我的生命有了意义。”杨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