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 坚持走在田野考古第一线
不搞“沙发考古”，让一代又一代考古人在条件最艰苦的年代坚持走在田野考古第一线。
“考古系五老”，年龄由高到低分别是89岁的宋治民、88岁的林向、86岁的张勋燎、83岁的马继贤以及已经过世的童恩正。“五老”中年龄最大的宋治民，是河南人，从西北大学毕业后赴四川大学考古专业任教。1963年，冯汉骥选定广汉月亮湾遗址作为1959级考古专业学生的田野实习工地，童恩正、宋治民、马继贤三位老师负责指导工作。
1976年，童恩正先生指导1974级凉山喜德实习(中为童恩正先生)。
他们住在广汉的回龙寺小学，老师和学生一起在教室里搭通铺。白天搞发掘，晚上整理发掘记录。虽然广汉当地支援了一个人帮他们做饭，但粮食蔬菜都要自己买。“我们就向老百姓打听什么时候赶场，老师和学生轮班挑着担子、推着架子车去买，甚至煮饭的煤也要到广汉火车站去担回来。”宋治民说，那时候，每人的粮食定量一个月只有23斤，一大群年轻男子天天干体力活儿，根本吃不饱，只有不断找当地农民买红薯充饥。他是北方人，走不惯南方的田埂，在月亮湾发掘时，总是一不小心就会从田埂上踩滑到水田里。
1964年，林向和童恩正接到到汶川萝卜寨发掘石棺葬的任务。这是一处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山台地，“我们一日两餐就以玉米酸菜汤充饥，冒着野岭风沙，晨着棉袄午披单衫，整天喝不上水，山上山下奔波指挥民工，口干唇裂，汗衫不断被汗湿透，又被山风吹干。”林向说，1975年秋，童恩正赴西昌坝河堡子带学生发掘大石墓。半个多月中，他们吃住在农民堆草的破屋里，被虫子叮咬一身红肿，奇痒难忍、狼狈不堪……正是因为这次发掘，才使人们第一次得到这种神奇的大石墓葬俗的科学资料。
扎实的田野考古和徐中舒、冯汉骥二老的学术思想相结合，以“考古系五老”为代表的第二代学术精英迅速脱颖而出。
川大师生在西藏西部考古途中。
张勋燎，首创了中国考古界的道教考古。一开始，张勋燎从事的只是墓葬考古研究。但是他发现，墓葬里有很多道教材料，自己并不懂是什么意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张勋燎连续4个月泡在川大图书馆，啃完60本相关的专业书籍。张勋燎很着急，“因为上世纪80年代，外国学术界看不起中国考古。日本人过去曾公开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不能再让他们先搞出一个道教考古出来。”数十年的钻研，张勋燎完成了《中国道教考古》等重大成果。
以科幻小说《古峡迷雾》《珊瑚岛上的死光》为公众熟悉的童恩正，上世纪80年代，他提出从我国东北到西南，存在着一条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到铜器时代，活动在这一区域内的为数众多的民族留下了若干相关的文化因素。“这一观点的提出，代表着中国考古学家在上世纪80年代就以一个宏大的视野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影响了学术界如何看待亚洲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边界问题。”川大考古系原系主任李永宪感叹道。2012年，日本福冈召开第五届东亚考古学大会，专门设立了一个分会场纪念童恩正。
林向、宋治民、马继贤……他们在各自钻研的领域均结出了累累硕果。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巫山大溪遗址，“大溪文化”就由林向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