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文露敏

“‘三农’领域的历史性成就，不仅是实践探索的结果，也是理论研究的成果。”2021年12月底，在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的一间研讨室，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蒋永穆和记者谈起自己为何要主持编写《新中国“三农”十大理论问题研究：70年发展与变迁》一书。

这本刚刚获得四川省第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的著作，就是对蒋永穆口中的“成果”的研究——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农”领域争鸣较为热烈的十大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深度聚焦新中国“三农”理论问题研究的历史演变。从选题到成稿，此书先后修改了7版，历时2年，最终于2019年12月顺利出版。

70年来，农业基础地位持续巩固，从“靠天吃饭”到“自给自足”；农村面貌持续改善，从“百废待兴”到“欣欣向荣”；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从“缺吃少穿”到“衣食无忧”。在这期间，“三农”理论问题研究也和新中国一道，历经发展和变迁，“一脉相承，任重道远。”

史论结合

横跨70年 提炼“三农”研究多维阐释

《新中国“三农”十大理论问题研究：70年发展与变迁》是一本600余页的“大部头”。正如书名所言，研究时间横跨70年，涵盖新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阶段。这给研究团队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比如，早期资料只有纸质版，需要人工查找，很费工夫；再比如，从事“三农”研究的学者众多，为确保全面，需要详细查阅，最终覆盖了2000余位学者、2800多条相关文献……

尽管研究过程艰难，但最终的成果颇丰。研究团队审慎选取的农业基础地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经济体制及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金融制度、农民教育、农村贫困与反贫困、农村文化、乡村治理、城乡关系这十大理论问题，都得到了全面、多维的诠释。

这得益于研究团队对学术争鸣抽丝剥茧式的梳理和分析。“关键的问题是，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如何阐释同一主题，又为何会出现阐释上的差异。”蒋永穆说，“总体来看，1978年农村改革是一个关键节点，在这前后，‘三农’理论问题研究产生了很大变化。”

拿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研究举例，学者们一直没有放弃探索小农户如何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问题，但各个阶段研究侧重有所不同：“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试图通过高度集体化经营将数以亿计的小农户‘组织起来’，到农村改革后深入探讨如何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如何通过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发展集体经济实现统分结合等问题。”蒋永穆介绍，围绕“统分结合”，学者们又形成了“以统为主”、“以分为主”和“统分并重”三种不同观点。

农村改革为“三农”理论研究带来的巨大影响只是其中一个缩影。70年来，党和国家对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诸多积极探索，助推“三农”学术研究的认识深化和实践进步。“反过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三农’研究服务农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服务广大农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的作用也更加突出。”蒋永穆说。

以史鉴今

预判新时代新方向

除了充分归纳多位学者对同一主题的多维阐释，《新中国“三农”十大理论问题研究：70年发展与变迁》力图在把握70年研究整体特点的基础上，预判新时代“三农”研究的全新方向。

在第一章农业基础地位中的第四节“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就条分缕析地突出了粮食安全的重要地位。“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内容丰富而角度多元，既有理论层面的阐述，也有实践角度的探讨；既有对世界粮食安全战略的借鉴，也有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实际分析。”蒋永穆提到，在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再次说明了，粮食问题一直都十分重要，也为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三农”理论重大问题，远远多于书中所涉及的十大问题。未来，“三农”研究将走向何方？

蒋永穆告诉记者，在新形势下，“三农”领域的研究应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来进行，“要围绕如何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重点任务、重点环节展开深入研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提供智力支撑和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