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吴晓铃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张仪筑成都城，从此蜀地纳入了秦的版图。秦对蜀地的治理，史料只有廖廖数语，然而考古新发现不断丰富着人们对历史的认知——12月14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成都字库街遗址重要发现：在去年4月至12月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丰富的冶铸遗存及秦简。这些遗存以及秦简上“成都”“西工师”等相关文字信息，以第一手文字及实物资料揭开了秦灭巴蜀后治理蜀郡的珍贵档案，证明了秦代官方手工作坊“蜀郡西工”极可能就在今西华门街附近。

据悉，这也是成都地区首次出土秦代简牍。

成都市中心发现丰富冶铸遗存

成都字库街遗址，位于成都旧城中心地带，西邻东城根上街，南接字库街，北近平安巷。2021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基本建设在此进行考古勘探，发现了地层堆积，在4月至12月启动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出了秦汉至明清遗存，并且有了重要发现。

字库街遗址发掘现场负责人唐彬介绍，这处遗址面积约2000多平方米，8个月里发掘462平方米，最重要的发现来自秦汉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地层内，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战国秦汉时期铸造铜制武器的石范、陶范及鼓风管、炼渣、炉壁等冶铸废弃堆积，以及三翼、三棱箭镞为主的兵器，另有少量戈范、弩机范、铜鐏范等残件。

面积最大的9号灰坑出土遗物最多，成堆出土了石范、陶范以及鼓风管等，它们多有残断和缺损，推测为废弃后多次倾倒形成。石范为红砂石材质，可以看到多次使用的痕迹，部分石范内范纹明显变浅。它们冶铸的产品包括了箭镞，其中浇口在上，箭铤位于下端。陶范的数量相对较少，多为双面合范浇铸，合在一起就能制作各种器物。根据陶范内的形状，可分为箭镞范、戈范、镦范等。箭镞范为有銎箭铤，铤部为中空銎管，一次可铸多枚箭镞。

除了兵器，该处还出土了一批战国、秦及西汉的瓦当、陶器。瓦当有朵云纹、连云纹、羊角形、卷云纹瓦当，当心图案为圆珠、网格纹、四叶花卉等，另有少量东周爪形纹与素面瓦当、半瓦当。陶器有折腹钵、圈足豆等，部分陶器内底有刻划“六、氏”等符号，并出土陶印章模一枚，阳刻篆书“二年西（工）”。

在秦灭巴蜀以后，张仪所筑成都城分为大城、少城，字库街遗址所在位置，当属彼时的中心城区位置。考古人员认为，普通的作坊在当时应该不会建在这里。那么这处出土了大量制作武器的陶范、石范的遗址附近，应是科技含量较高或者带有保密性的作坊，可能与官方制作兵器的手工作坊有关。

修复中的秦简牍      

珍贵秦简揭示“蜀郡西工”位置

幸运的是，字库街遗址在出土大量冶铸废弃堆积之外，还发现了260余片包裹在淤泥和草木灰中的秦简牍，其中字迹较完整且清晰的53支。正是这些秦简上的文字，得以帮助考古人员确认该遗址附近，极可能是秦代官方手工作坊蜀郡西工所在地。

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90后文物修复师陈俊橙展示了清洗后浸泡在蒸馏水中的两片简牍，其中一片简牍上清晰可见“成都”二字，另一片木牍上能辨认出“西工师”等字样。此外，还发现了“公士”等军功爵名、“革”“軫”等车马类原料及工具名称、“十二两”等数量用词以及“二當一”等财物折算用词。另发现“（卅）五年六月”、“廿九年”等年代信息，结合简牍字体风格，推测这批简牍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代，大体为秦昭襄王或秦王政（始皇）期间。

唐彬表示，“西工”为蜀郡西工室，“西工师”是官职名，为西工室机构中管理工匠之吏，“字库街出土遗存很可能与著名的‘蜀郡西工’有关，也就是说‘蜀郡西工’有可能就在今天的西华门街附近。”

字库街遗址现场      

负责该项目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勘探二部主任易立表示，通过对字库街战国秦汉时期遗存陶器、瓦当及石范、陶范材料比对，初步判断该期主体器物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下限可至西汉早期，推测为西汉早期时蜀郡西工位置变迁等背景下，在短时间内对废弃物进行多次填埋、平整活动。出土的大量石范、陶范，以及伴出秦简牍、陶印模等表明，附近冶铸遗址应为秦代前后蜀郡西工官方手工业作坊。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左志强对字库街遗址出土秦简进行了研究。他表示，字库街秦简牍是目前成都地区年代最早的简牍文献，新见重要的行政管理制度、职官、历史地理等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关于秦人治蜀的文献匮乏的局面，有利于深入探讨古蜀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历史问题，具有重大史料价值。同时也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文化价值。秦蜀郡西工冶铸遗存的发现也为研究秦代兵器制作工艺、蜀郡西工产品体系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实物材料，对了解秦灭巴蜀后治理蜀地的政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字库街遗址不仅发现丰富的冶铸遗存，也发现与冶铸生产相关的内证性简牍文献，是成都地区城市考古的重要新成果，再次实证成都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