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成博 图据三星堆博物馆

铜尊作为商文化的典型器物，在中原和长江中游地区广泛出土。同时，尊也是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中，出土数量最大、造型多样的商文化风格青铜器。三星堆铜尊与商文化铜尊相比有怎样的特征？三星堆铜尊的这种自身特点对于我们理解三星堆有什么意义？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理委员会景区和遗址管理部部长朱亚蓉认为，三星堆铜尊上的改制现象及三星堆铜尊有别于其他区域文明的独特的造型及用途，反映了三星堆青铜文化兼容并包、融汇创新的特征。

带有鸟形饰件的三星堆铜尊

从铜尊改制观察三星堆人的学习与创新

1986年，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共出土圆尊13件（含残件）、方尊残件1件。2020年以来，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中，在遗址3号祭祀坑、8号祭祀坑也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尊，初步统计较完整的尊数量达到14件，铜尊残件52件，器型更为多样，极大地丰富了三星堆青铜尊的器型和内涵。

朱亚蓉十分关注三星堆铜尊。在她看来，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铜尊，造型、纹饰风格、铸造工艺均与中原和长江中游、陕西汉中等地出土的同类型器物十分相近，是研究三星堆与中原、长江中游地区文化联系的重要物证，也成为了三星堆青铜器断代的重要依据。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神兽器盖

她注意到，与同时期中原地区铜尊相比，出土于3号祭祀坑的一件铜尊上，出现了三星堆风格的鸟形饰件，它们采用分铸技术，被铸接到牺首的口部，这种风格体现出三星堆人在铜尊审美方面的创新；而出土于8号祭祀坑的神兽器盖及残尊，出土于3号祭祀坑的顶尊跪坐人像中的铜尊造型，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三星堆人在形制、功能方面对铜尊的创新。“这种铜尊上的本土化改制现象，既有局部的改造，又有器用上的创新，反映出三星堆人对来自商文化的铜尊与本地信仰习俗和审美观念的融合。”

根据史书记载，铜尊原是中原地区的一种盛酒器。而根据三星堆铜尊埋藏情况及清理情况分析，三星堆铜尊是用于盛装祭品的容器。“比如青铜鸟足神像上的铜尊，从造型、纹饰风格都明显有别于常见的大口折肩尊，尊身和尊盖的纹饰风格协调、口沿及尊盖沿口环钮相互呼应，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制作而成。”朱亚蓉表示，三星堆铜尊的改制现象反映了古蜀人对来自商文化的铜尊这一类器物接纳、融合、创新、发展的过程，铜尊最终成为古蜀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礼器，成为古蜀祭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铜尊改制行为极可能在三星堆本地完成

铜尊改制是如何发生的？三星堆的青铜器到底在哪里铸造？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肯定答案。专家学者们依据相关考古线索，形成了几种观点，有的认为尊罍等容器来自长江中游，面具、人像、神树等非容器类为本地铸造；有的认为是外来工匠携带金属原料在三星堆铸造；也有的认为三星堆铜器主要是外来的，可能通过定制的方式来自殷墟和其他地点。

朱亚蓉表示，北京科技大学陈坤龙团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正合作开展三星堆青铜器铸造地的溯源研究，通过铜器泥芯和黏土的地球化学特征比对来溯源铜器的铸造地。

青铜鸟足神像

经过对三星堆青铜器主量元素和稀土元素特征的研究后发现，尊、罍等容器与神树、面具等本地风格铜器铸造泥芯的黏土组成和地球化学特征存在明显区别；三星堆铜器应该存在多个铸造地来源；面具、神树等本地风格铜器泥芯的矿物构成，与当地黏土资源较为接近。

对于这项研究成果，朱亚蓉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理解，“三星堆铜尊上的改制现象，说明铸造的行为很可能是在不同的作坊完成的，结合改制后青铜尊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古蜀风格元素，改制的行为极可能就是在三星堆本地完成。这或许也从侧面说明了古蜀青铜器铸造技术的高超，已熟练地掌握了分铸技术，可以结合本地文化灵活地对原器进行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