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智库研究员　李媛莉

“可以确定的是，生态文明建设是对环境冲击最小化的文明发展，那么文明发展对环境的冲击究竟是由哪些人类因素驱动的？这显然是有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科学问题……”

近日在广元剑阁举行的首届生态文明天府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杨开忠抛出问题，并现场作答，为四川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生态经济学框架。他建议四川结合省情特点，运用这个新生态经济学框架，推进能源替代、降碳减污、城镇化发展等工作。

国际上较为通行的衡量环境压力的模型，或者叫揭示环境变化人类驱动力综合框架，是环境压力(I)、人口(P)、富裕度(A)和技术(T)构成的恒等式，即IPAT模型。这个定量分析环境压力与人口、富裕度和技术之间相互关系的框架，旨在把握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据此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提出适当的政策建议。

然而杨开忠指出，IPAT及其变体用于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时，是“水土不服”的。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在新生态经济学视域下，他提出了适应中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生态经济学框架I-NEE。根据杨开忠的推演及论证，I-NEE框架既能全面刻画环境变化的人类驱动因素，也能灵活适应国别和地区的差异。他表示，四川要全面精准定量分析区域内人类驱动因素对环境的影响，正需要这样的“公式”。

具体而言，I-NEE公式揭示了人类社会对环境的冲击一方面取决于经济规模，也就是经济活动人数和人均GDP的倍增；另一方面取决于经济低碳化水平、循环化水平互动。其中，人均GDP的提高在于生产集中化和交换能力的互动；低碳化水平则由能耗强度、能源碳密度、碳生产率的互动决定；包括资源节约、再利用等在内的循环化水平则由物质通量密度和环境影响强度的倍增决定。再进一步拆解影响经济规模、经济低碳化水平、循环化水平的影响因子，可以具体到工业化率、城镇化率、国土开发强度、空间布局松紧度、交换能力、电生产率、居民碳强度等。

在不同国情或者区情下，冲击环境的影响因子相对重要性不同，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的模式也不尽相同。以四川为例，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可以通过I-NEE模型计算，把握节能降耗、能源替代、降碳减污的重要级和优先级，同时协调好人口、交通、工业化、城镇化、国土开发、空间布局发展等的主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