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阳林

四川在线记者 肖姗姗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23年11月，《收获》杂志2023年第6期推出四川作家杜阳林的长篇小说《立秋》。能够登上《收获》，是对一个作家创作实力的认可。正如《收获》杂志副主编谢锦所言，《立秋》是一部真正站在大地上的小说，“因为完整而真实，因为真实而扎实。”

《收获》对《立秋》的主要内容作了这样的简介：省报记者凌云青为了帮助家乡人竭尽全力，却背负沉重的经济债和人情债。他决定辞职下海，和好友宋桥一起投资经营川菜馆，从此开始了商海浮沉、市场搏杀的生涯，在险滩急流中功亏一篑，于举步维艰时众叛亲离。小说缩影了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在时代大潮中的所有艰辛历程和每个发展路口的成败抉择，而对梦想的执着，对日常的坚守，终究汇聚成过尽千帆的力量。天道立秋，生生不息。

“凌云青”，正是杜阳林上一部长篇小说《惊蛰》的主人公。《惊蛰》讲述了坚韧的乡村少年凌云青的成长故事，延续并推进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等经典作品对“奋斗改变命运”这一主题的书写，是一部关于乡村命运变迁的沉重史诗。

《惊蛰》刊发出版以来，文学评论界持续对这部小说保持关注的热情，孟繁华、谢有顺、潘凯雄、刘庆邦、何向阳等评论家先后提出这样的疑问：与《人生》 《平凡的世界》等表现“出走”与“奋斗”等主题的文学作品不完全一样， 《惊蛰》只是再现了云青的“出走”，作品到云青乘上远去的列车便戛然而止，至于“走出”后的凌云青式的一代人会怎么样呢？

两年时间，20余万字，杜阳林用一部全新长篇小说《立秋》来作答。

2023年12月，四川在线记者对话杜阳林。用三小时回溯两年的创作初心与愿景；用万余字，试图进入20余万字缔造的万象人间。

《收获》

访谈——

从《惊蛰》到《立秋》

一代青年乡村进城的奋斗史与心灵史

记者：距离您上一部长篇《惊蛰》问世，已有三年时间，您能与我们分享一下，这三年时间里，《立秋》创作的始末吗？

杜阳林：其实在《惊蛰》书写完成的同时，我已经萌生了要写《立秋》的想法，当时只是一个模糊的念头，没有确切的计划。《惊蛰》正式刊发出版后，一些读者较为关心，凌云青离开乡村来到城市，他又有怎样的故事？读者对一个小说人物产生了共情，对于写作者来说，这是值得欣慰的，说明这个小说人物的形象立起来了，就像我们熟知的人，活生生地矗立在身边，让人好奇或牵挂他（她）以后的命运，会画出怎样的曲线图。可以这样说，书写《立秋》固然是缘于我的初心动念，但读者的关心，产生了奇妙的催化作用，提振了我的信心，让我去思考写出“凌云青”怎样的“进城故事”。于是，《立秋》犹如一枚埋在心中的种子，经历了时间的孵化，创作时校正了思考的维度，书写从乡村进城的一代青年蜕变后的奋斗史与心灵史。

记者：从您目前的写作规划来看，《立秋》是《惊蛰》的续篇，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杜阳林：《立秋》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凌云青进入城市，带着澎湃的生命气息，离开新闻行业下海经商，在改革的潮头编织梦想，燃烧激情的岁月，展现了时代变革的一代人求生存奔发展，勇闯市场涅槃重生的曲折历程。其间，权利与利益交织，关系与人情相缠，理想与现实冲突，各方势力结成一张多维的网，不断上演纷繁复杂的争斗。那些撕扯挣扎的斑驳血泪，既是人性的展示场，也是命运的分水岭。

其实，《立秋》缩影了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在时代大潮中的成败抉择，而对梦想的执着，对日常的坚守，终究汇聚成过尽千帆的力量。

记者：《惊蛰》研讨会上，评论家对这部作品给予了积极评价，您自认为对《立秋》的文本书写是否有突破？从《惊蛰》到《立秋》，您自身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杜阳林：感谢评论家对《惊蛰》给出的肯定，也感谢读者对这本小说的厚爱。但我没有沉缅这样的肯定和厚爱，敢于跳出自我的窠臼，试着以客观的目光，重新审视与打量自己，终有启示。

因此，在书写《立秋》时，无论是对于故事的整体架构、矛盾冲突的设置，还是文学语言的表达，我自信有了一番新的尝试和突破。现在回头去看，我个人认为，从《惊蛰》到《立秋》，最大的进步，便是在塑造人物时，能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深刻思考，相应的，所展示的人性也更加复杂和立体。

记者：《惊蛰》的起点很高，首发于《十月》，这次《立秋》又登上了《收获》，这两本杂志都是国内顶级的文学刊物，这是很多写作者视为作品刊发的圣殿。对此，您有什么心得可以和其他写作者分享的？

杜阳林：我没有什么心得，唯一的感受就是要坚持写。写作是一条寂寞的漫漫长旅，有时跋涉得太辛苦，行走得太吃力，可能会磨损写作者的信心。我给自己的忠告是八个字：不计得失，执着前行。只有这样，才能让文字从心底汩汩流淌，也才能以真诚的态度直面写作。至于作品完成之后，它到底能在什么刊物发表，这不是一个创作者能把控和掌握的事，这要看杂志和编辑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他们不用，有不用的理由，要刊发，也有刊发的道理，我们写作者不必多想，守好初心做好本分，这就足够了。

记者：目前您听到对《立秋》中肯的评价吗？如果让您自己对这部新作打分，您觉得是多少分？原因是什么呢？

杜阳林：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收获》杂志选择刊发《立秋》，本身就是对作品的肯定。不过我还是想用《收获》杂志副主编谢锦老师的话来自我宣传一下，她认为《立秋》的特点是扎实和丰沛。“因为完整而真实，因为真实就显得非常扎实，”她说“也正因为小说有这两点，我们决定用这部小说，而且放在我们的第六期来压轴，它压得住。每一个部分都经得起考验的，《立秋》的扎实性是对现实的精准对照，细节上的丰满又让小说充满了生活的元气，这非常可贵，是一部真正站在大地上的小说。”她的评价，已经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奖赏。

但我不能对自己的作品打分，我的作品也不会完美无缺，那就留给更多的读者去评价，作品留有的遗憾，我希望在下一部作品中得到弥补和突破。

《收获》目录

从凌云青到凌云青

两种思潮碰撞产生的精神火花

记者：在您的笔下，凌云青从乡村走向了城市，但您没有让凌云青与苦难的乡村生活彻底告别，您一直让他与过去保持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拉扯”，为什么要采用这样一种方式推进？

杜阳林：尽管生活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有所区别，但文学作品的故事毕竟来源于生活的真实。不光是凌云青，我自己以及身边有着相似经历的朋友，通过个体的努力，从乡村走向城市，身上始终系着一根无形的绳，这根绳一头连着“城市的年轻人”，一头连着贫瘠的乡村故里。这是永远也无法斩断的血肉联系，它植根于我们的传统土壤，中国几千年的人伦道德定义了它、规范了它，它同样植根于现实情感之中，中国人永不忘根的精神情操滋养了它、延续了它。我让已然在城市中站住脚跟的凌云青，依旧与过去保持联系，甚至来回“拉扯”，正是源于这种根深蒂固的“生活真实”与“情感真实”。

记者：跟《惊蛰》相比，《立秋》里的凌云青逐渐强大，甚至成为一些乡亲依靠的对象。塑造这样的人物形象，您是如何把握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的？

杜阳林：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也是我在写作中非常小心才能避过的“雷区”。的确，随着《立秋》主人公凌云青能力的增强，帮助乡邻解决了不少棘手之事，也成为乡邻依靠的对象。倘若稍有不慎，我会将凌云青这个人物形象塑造成一个心怀仁慈的人，他以德报怨，毫无私心，所做一切都是为了他人。我在经过慎重思考后，给予了凌云青更加真实的“血与肉”，给予了他反复的自我质疑，他的疲惫和厌倦，他忽视家人的内疚和遗憾。我认为，拥有这些情愫的凌云青，才是我心目中真实的人物。实与虚，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无时无刻都在碰撞，也在碰撞中达成新的平衡与融合，而我就在这种碰撞的力道中，捋顺了小说人物的脉搏，与之呼吸同频，与之思维相接，我用一个普通人的真心去感受和体验，去创作和书写，我相信，只有为小说人物代入“真实的人的情感”，才能解决人物走向扁平化、圣人化的歧途，这也是坚守感性与理性并存的文学创作的不二法门。

记者：您在《惊蛰》里呈现了乡村的“恶”，也在《立秋》里展现了乡村的“弱”。乡村的恶，大多数人都写，但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逐渐衰弱却又在不断进步的乡村，体现了您怎样的人文关怀？

杜阳林：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乡村的体量依旧是惊人的。回到《立秋》所描绘的年代，那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无数农民背起行囊告别亲人，走上了进城打工的道路。这时的乡村，既表现出古老习规逐渐减弱，又表现了“人”在其中穿梭、游动的勃勃生机。我选择书写“乡村之弱”，是基于事实真相的书写，基于历史变迁的书写，在真实的乡土之上，所绽放的是我对乡村割不断的那份牵系和挂念，这是深藏于心的感情。作为曾经的乡土子弟，我永生也不会舍弃这份“生命来处”的感情，也不会舍弃我对乡村如何跟上时代节拍的深沉思考。

回到《立秋》文本本身，凌云青始终没有割裂与乡土的联系，虽然很多次的倾情相助，不过是收获了吃力不讨好的尴尬结果，但他始终无怨无悔，这种朴素的乡土之情，是中国人的立身之基，帮助他人走出困境，在城市立稳脚跟，这些琐碎杂芜的背后，其实有着我自己对于城乡的深度思考。城乡二元论，从历史上的相对对立，一步步走向今天相对文明的乡村，缺不了当今社会的人文发展理念。而乡村距离融合发展，还有相当的路要走，我愿在书写中去尝试去探索，将现实真相抽象升华，构建自己“城市视角的乡村叙事”。

记者：《立秋》的凌云青在乡村里倔强生长，在城市里历经斑驳血泪终得收获。他离开乡村又回望乡村，您如何看待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对乡村复杂而热烈的感情？您是如何把握这种独特的“乡愁”书写的？

杜阳林：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进城的凌云青来自“观龙村”，村里虽然给他和他的家人造成过伤害，但那里有他的血缘至亲，也有真心帮助过他的善良乡邻。凌云青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见证了都市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他再回望乡村，眼中有疼痛，也有作为一个先行者观照乡村的情感自觉。过往乡邻络绎不绝地来城里找他，的确不胜其烦，但他始终忘不了自己的来处。因此，凌云青的“乡愁”，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愁，而是“过尽千帆”之后的清醒审视，是“无愧我心”的赤子情怀。

凌云青对乡邻伸出相助之手，又有一个不断加深认识，在实践中逐步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的过程。大家当初带着形形色色的诉求上门求助，哪怕这些求助已超过了他的能力范围，他仍尽自己最大努力去为乡亲解决问题。后来他开一个餐馆，作为接待乡邻的“大本营”，乃至最后排除困难也要兴建餐饮培训学校，就是为了让“进城农民”学得一技之长，拥有能在城市安身立命的技能。这时，凌云青已经从过往的“被动解决问题”变得更为主动，把握了时代脉搏，站在时代前端，对更多乡邻的命运有了深切认知。

凌云青拿出资金为家乡修路，这也是一种“乡愁”的体现。如何以个体的力量带动家乡的发展，也许每一位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凌云青的所思所行，象征了站在城市回望乡村的视点转变，他能用更加先进的思想去解决家乡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不仅是“乡村出身”给予他的仁厚胸怀，而是“城市熏陶”开阔了他的视野。这种“乡愁”便成为一种“新愁”，愁中自然而然蕴含了蓬勃的力量和信念，以及城市和农村两种人生、两种思潮碰撞产生的精神火花。

《立秋》

从乡土文学到新乡土文学

写出真正的时代精品力作

记者：中国在不断向前发展，以各种方式带动农村新的发展，而乡土文学这条根脉，也在以它的方式与时代相融。您如何理解当下的新乡土文学写作？如何从历史的、审美的和人性的视角来看待乡土文学在当下的书写呢？

杜阳林：当下的新乡土文学创作，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蓬勃势头，伴随“乡村振兴”吹响的号角，我能预料未来会有更多成熟的文学作品面世，带给我们新的享受，引发时代的沉思。我认为，要站在时代的宏阔背景之下，去打量和审视乡土文学在当下的繁盛书写，而任何文学作品，都离不开审美与人性的内涵底蕴，一旦缺乏便会显得空洞、干瘪、单调。因此，对于新乡土文学作品，我们同样持有尺度一致的“文学量尺”，采用面对一切文学作品的视角去阅读和分析，感受和体悟，才能写出真正的时代精品力作。

记者：您曾说，离乡、进城、返乡，是您乡村写作的一个闭环。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书写，您个人和文学写作上的具体收获是什么？

杜阳林：从离开到回归，是无数创作者孜孜不倦的文学母题，这是一个“圆圈”，以时光为经纬，编织了一个人的几十年人生，也编织了乡村写作的闭环。“离乡、进城、返乡”的三部曲，既与时代发展的脉络一致，也与我人生轨迹隐隐暗合，同时也彰显了我对“圆圈”母题思考。从始到终，从终到始，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一个生生不息的循环论调，犹如四季，轮回不休。我的书写过程，其实也是情感的整理过程，是对于生命哲学的思考过程。那些文字，终究承载了我对人生的真切感悟。

记者：您对文学表达和写作技巧是怎么理解的？您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运用的？

杜阳林：我常常想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想得越久，越发现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很宽阔博大，非只言片语能道尽的。但不管如何，这一把“文学书写”的铁尺，隔开了“文学作品”和“通俗故事”。因此，我的理解是，通过构建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刻画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描绘相应的环境背景等方法，用文学语言书写具有艺术性和感染力的作品，构筑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的虚构世界，让读者通过文字阅读，达到审美和情感的共鸣。为了实现“文学书写”的目的，我们当然要借助一定的技巧和手段，但技巧要服务内容，故事才能很好地展现出来。

我在书写过程中不刻意追求技巧，寻求属于自己的写作路径。因为我推崇《道德经》里一句话：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最为高妙的技巧，其实都源于自然，发于心灵。因此，我在写作中所用的技巧，犹如白鸟掠过水面低飞，力求贴着文本而行，坚守质朴与天然之道，让所有的技巧如盐融水，与文字浑然天成，而非故意为之。

记者：中国乡土文学有着极其绵长深厚的传统，身处这个传统中，作为一名作家，在继承的同时如何发展，您是如何思考的？

杜阳林：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的开篇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人对乡村的感情是潜在的，也是极为深刻真挚的，人们对乡土的经营也是尽心尽力的。文学对于乡村的倾情，是现实的要求，也是历史的传承。

纵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乡村是作家笔下书写不竭的素材。农耕文化意义上的乡村，作为城市的对应体，处于远离社会结构中心的边缘，跟自然亲近，和土地亲和，使那些体现乡村精神的乡规、乡俗、乡风、乡情，既包涵敬畏也包涵协调，形成田园牧歌的乡村生活。相对于城市的车马喧嚣，乡村生命具有素朴、本真的趋向，从乡村土壤生长的文学之花显得格外独特迷人。

我认为，社会行进到今天，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新旧更迭风起云涌，关于乡村题材的写作变得更加繁复多样。乡村为新时代的作家提供了不一样的素材，在继承的同时，也为文学创新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作为一个曾经的乡村少年，多年前因为高考的机遇而来到城市，在数十年的城市生活中，蜕变为一个“新城市人”，于我个人而言，继承并发扬乡土文学传统，需要站在一个新的角度，在自我身份确认的基础上，身处城市而眺望乡村、审视乡村，从而得到不一样的启迪与触动，感悟和体验。

从第一部到第三部

身份定位仍是一个普通的写作者

记者：您从《惊蛰》前籍籍无名的作家，到《立秋》时已经声名鹊起，这个不断创作的过程，您有感激的人与事吗？

杜阳林：我感激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了。那些写出好作品的作家，都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学习的榜样。在我创作过程中，有幸遇到了一些良师益友，让我深切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这份温暖如同黑夜的一束光，照耀了我，自己才有所获益，因此更加坚定了我的创作之路。

记者：据说您将完成三部曲的计划，您能谈谈《立秋》之后的书写内容吗？这样的创作构想，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涵？

杜阳林：从某种意义上讲，三部曲的确贯穿了主人公凌云青的生活轨迹，从时间线性上进行人物的书写和塑造，从他的辗转沉浮中，掀开时代的一角，瞥见历史真实的影像。我希望能通过“凌云青”这个人物载体，从容讲述他自己以及身边人所发生的故事，酸甜苦辣，悲欢离合，话来平常，却都是来自于现实生活，映照时代变迁的滚滚洪流，个人是如何艰难地生存与发展，并且始终坚持一豆微光的美好信念，于坎坷处不低头，于沮丧处不绝望。

接下来，我会准备以凌云青为主要人物的三部曲之终篇，目前正在广泛地收集相关素材，进行大量的阅读以及田野考察计划。至于构思，我能说的，就是凌云青从城市又回到乡村、反哺乡村的经历。这一部小说主要反映的是当今乡村发展的阵痛，处于历史变革时期，乡村裂变的困惑与迷惘、突围和挫折。我想以更加独特的视角去打量现代乡村，挖掘当今乡村发展背后让人疼痛和值得反思的故事。

记者：我记得《惊蛰》入选了新时代攀登计划的“迁徙计划”，您如何看待文学作品的影视转化？观众是否有机会在荧屏或者银幕上看到《惊蛰》《立秋》和您即将创作的作品呢？

杜阳林：在回答“如何看待文学作品的影视转化”之前，我想先来谈谈对文学作品的定义。我认为文学作品一经出版、公开发行，它便成为“公共艺术品”，它不再是创作者的“个人私藏”，而是要呈现于大众眼前，接受其他目光的审阅，每一个细节情景，都应该持开放态度。因此，我对于自己的小说能否实现影视转化，我的回答是四个字：随缘、随喜。如果能够在荧屏或银幕上看到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所改编的影视剧，我当然会欢喜，因为这代表着将有更多的人通过影视这个载体去了解我的作品，我也将在此过程中获得更多被审视、被解读的机会。从我从事写作的第一天起，我就真心希望自己的文字，能架起一道桥梁，沟通我与更多人的心灵，也沟通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如果有一天，“随喜”地看到文字转化为影像，将会对我的作品架起一座再生的桥梁，我对此抱有憧憬和期待。

记者：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刚刚在乌镇颁出，对于这个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您如何看待奖项与作家的关系？

杜阳林：对于茅盾文学奖，我想我们所有的写作者都会有所期翼，只是有些会坦然表达，有些深藏于心。这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毋庸置疑，代表着作品的一定高度，而这高度犹如一座“珠穆朗玛峰”，吸引作家们前赴后继地去尝试、去攀登、去征服。我当然也对这个奖项充满了敬佩，也阅读了大量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在阅读和学习中，收获了愉悦的感受，也收获了思维的震撼。我认为，奖项和作家的作品质量是成正比的，一个作家，只有作品真正过硬，真正获得大众的青睐与专业评论家的好评，就有机会获得这个奖项。但我熟识的很多作家，他们的作品质量非常高，还没有获得茅奖，我期盼他们终有获得这个奖项的机会。作家是靠作品说话，好的作品没有获奖，依然不会丢失好作品的本色。

从过去到将来

写作是人生的下半场

记者：您从传媒业跨界到商界，最后毅然转身回归创作，成为一名作家，在这些不断变换的身份中，您觉得哪个更为重要？

杜阳林：人生的经历，最终都会成为生命的印迹，也能沉淀我们的思想，丰富我们的灵魂。因此，我认为无论是当初的哪个身份，对我而言都很重要。我珍视过往的每一个自己，是无数个“过去的我”，相互叠加与成长，才有了“如今的我”。过去不同的身份，经历过不同的欢喜悲忧，我都视为自己难得的生命体悟，正是这些经历、这些思考、这些获益，它们形成一道强大的合力，岁月在改变容颜的同时，也塑造了我内心的坚韧。现在回头想想，正因为我有媒体的经历，有在市场打拼的感受，我才会在几十年中积累那些生动而深刻的素材，才会具有想要将它们书写出来的冲动，也才会以一片真诚化为文字，交付给读者。

记者：您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是专职创作吗？

杜阳林：我目前并没有专职写作，算是喝茶、看书、写作、行走的一个状态，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不勉强自己。但这些年以来，我是有意识、有计划地，将“人生下半场”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创作。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每日所面临的事物纷杂，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我学着去协调和平衡自己的时间，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应酬，让自己有更多时间守在书斋，或行走于祖国的山川大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自古以来读书人的终极梦想，除此之外，还能留出时间思考和写作，这是我理想的生活状态。当下，我正在朝着这样的方向，一步一步，锲而不舍地前行。

记者：您在成都生活了将近30年，为何不书写成都，而是将创作的笔触一直伸向你的家乡呢？您对成都这种城市，是怎样的感受和感情？能否允许我代替喜爱您的读者问一问，《立秋》的单行本何时出版？

杜阳林：我在成都生活了近三十年，早就将成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在《立秋》中，主人公凌云青所生活与奋斗的城市也正是成都，这座城市给予了他发展的机遇，最终成就了他的梦想。身份的切换带来了视角的转变，因此，我并非单一地将创作笔触伸向家乡，而是站在城市，以城市化的视角去打量家乡，这样才能以更加客观平和的心态，去审视家乡在时代变革中的位置和底色。

成都是一座包容性很强的城市，具有热烈的烟火气和温厚的人情味，她既现代又传统，给予人们蓬勃的发展机会，也给予大家从容生活的市井温柔，让无数人留恋沉醉，具有迷人的精神内核。我相信，无论是成都土著、迁入定居者，还是外来游客，只要与成都深刻交流，都会深深爱上她。

随着《立秋》在《收获》杂志2023年第6期的刊出，单行本的出版发行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大概在2024年1、2月，将与读者朋友们正式见面。届时希望大家阅读并为《立秋》提出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