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报）
1
出处
九州共贯出自《汉书·王吉传》
多元一体源于中国考古实践理论
2
释意
九州共贯：“九州”指代中国，“贯”内含“统一”之义，还用来指精神、传统或思想体系的贯通传承。与六合同风放在一起理解，即《春秋》所推崇的大一统，是全国各地风俗教化相同，九州方圆政令贯通划一
多元一体：“多元”指各民族起源、发展的历史不同，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一体”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多元一体”是中国考古实践中解读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的重要理论创新
3
知行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
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
任洁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诸多重要元素，强调正是这些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在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上体现明显。对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进行溯源和释义，阐释其历史演变和文化蕴含，对于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特性具有重要意义。
宏阔疆域下大一统的治理愿景
“九州”的概念最早出自《尚书·禹贡》，是传说中的中国上古地理区域，用于指代中国。“贯”本义为古代穿钱的绳索，古代的铜钱用绳穿，每一千个为一贯，引申为“穿、通、连”义，皆内含“统一”之义。除了物质层面的贯穿外，“贯”还可以用来指精神、传统或思想体系的贯通传承。“九州共贯”，出自《汉书·王吉传》，原文是：“《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汉武帝时期，汉朝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内需加强中央集权，外要击退匈奴威胁，急需一种思想体系维护统治局面，董仲舒倡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统治政策被汉武帝所采纳。到汉宣帝时，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王吉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移风易俗的教化工作，使整个天下政令法规贯通。因此，“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原文大意是说，《春秋》之所以推崇周朝的大一统，就是因为周朝在尊重各地不同风俗、习惯的前提下，在全国推行统一的教化，使得政令贯通划一，人民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正是对全国各地风俗教化相同、九州方圆政令法规贯通盛况的描述。
“九州共贯”展现了宏阔疆域下大一统的治理愿景。“多元一体”，源于中国考古实践理论，强调文化的包容与整合。“多元一体”中的多元、一体皆从文化共同体角度立论，“多元”指各民族起源、发展的历史不同，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一体”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多元一体”是中国考古实践中解读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的重要理论创新。
血脉相承的统一意识
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古已有之。王吉提出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主张，是在“大一统”思想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又赋予了其新的内涵。先秦华夏文明是在炎黄为主的不同部落文明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一华夏疆域，构建起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主要内容的通行礼乐制度，孕育了“大一统”思想的政治文化基础，因而，即使在战乱丛生的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仍是社会民众所推崇和向往的。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首篇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的说法便来源于此。《春秋公羊传》作为专门阐释《春秋》的一部儒家经典以“大一统”的民族观作为全书的中心思想。《春秋公羊传》主张尊奉王室，维护统一，阐释孔子在《春秋》中贯穿的“大一统”“拨乱反正”等政治大义，大力彰扬孔子拥戴周天子“天下共主”的立场。这种思想体现了“大一统”学说中的政治统一说。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潮流，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也才有了西汉时期主张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由此铸牢了人们血脉相承的统一意识。
后世各个历史时期都非常重视思想上的融合与统一，大多数入主中原的政权都把维护中国统一看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大一统”的思想，不但维护了政局稳定，为创造盛世景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形成了统一的价值体系。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历史，尽管其中出现时间长短不同的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主流。
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内在逻辑
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秉持“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彰显出分久必合、天下一家、多元一体的内在逻辑。
分久必合的疆域观。中国是由诸多民族凝聚而成的多民族国家，并在相对稳定的疆域版图内延续了政治体制、民族关系、文化结构的统一性。先秦至夏商周时期，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以“王畿”为中心的疆域观。自秦汉到元明清两千多年间大一统王朝的周期性重建，使中原地区与民族地区渐次统合，形成了不同民族共存互融的生存样态，也为中华文明延续发展奠定了长期稳定的疆域基础。秦汉两朝初步完成领土统一后，中原王朝的地理疆域基本定型。此后至清朝两千多年间，中国疆域版图主体部分相对稳定，其间虽有过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夏金等剧烈动荡的政权分裂时期，但后续王朝迅速恢复了国家统一，而且统一的疆域范围越来越大、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并且，短暂的政权割据和国家四分五裂时常酝酿着下一个国富民强的大一统王朝。
系统成熟的天下观。“天下”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概念。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就将生存空间划分为中央和四方两部分。中央地区是权力中心，而四方则是中央统治下的区域。这两部分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经过先秦百家争鸣，与儒家文化融合，形成了中华文化独具特色的“天下观”。从地理角度讲，“天下”指的是形似穹庐的天所笼盖的“四野”，也就是古代中国人凭借经验观察到的生活空间，即中华大地。从治国角度看，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不仅是权力所及之地，也包括权力所及之人，即天下人。中华文明系统且成熟的“天下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而后被历代统治者、政治家建构为封建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国历史上虽不乏“胡汉之争”或政权割据，但无论是国家统一还是暂时分裂，历代王朝普遍认同“中国”概念并自视为“中国”的正统或一部分。
多元一体的文明观。春秋战国既是古代中国的分裂动荡期，也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纵横家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期，中华文明诸家杂糅并相互融合的精神世界由此形成。无论是诸子百家还是战国七雄，虽然其构建的哲学体系和主张的国家治理观念存在差异分殊，但都致力于维持大一统秩序。为维护大一统政治秩序，政治家或诸子百家选择放弃政见或门派之争。如孟子虽属儒家，但也主张儒法合流、刑德同用。完成统一六国大业的秦，其制度改革、社会变革也多由来自六国的丞相、客卿主导。汉武帝虽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将儒家思想及其价值观作为治国理政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即使如此，汉武帝也并非真正的“罢黜百家”，而是注重集儒学、道家、法家、阴阳家百家之长，主张“礼法合一、儒法合治”，体现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非凡气度。对于外来文明，中华文明也从不采取简单排斥的态度，而是注重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如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中华文明融合了道家、佛家哲学，塑造了儒释道合流并立、有机互补的中华文明精神世界。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
“大一统传统”的凝聚力
崔发展 李彤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其中包括“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在近现代的发展历程中，这一优秀传统转化为了党和人民的价值观念与坚定信念，在涵养中华民族气质中不断被赋予新的价值。
国土不可分
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涵养了党和人民重视领土主权、捍卫领土完整的家国情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面对严峻的内外形势与深重的民族危机，党带领人民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持续奋斗，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西方势力的围堵与内部反动势力的破坏，党带领人民坚决捍卫领土完整、主权安全、国家统一与民族尊严；改革开放之后，党和人民以稳定为基础，以发展保安全，稳中求进维护祖国统一。
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涵养了党和人民强调人民主体、国土人民并重的家国情怀。要实现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局面，就需发挥人民固本宁邦的重要作用。在大一统传统中民本基因的熏陶之下，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在维护国土完整中的重要作用有了深刻见解：从传统民本思想中内涵的英雄史观到历史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观点转变，中国共产党指出国家前途、国土安全由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从传统“重民”思想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转变，中国共产党指出维护人民的权益是领土完整、祖国统一的根本目的；从传统“养民”观念到现代“民生”思想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指出祖国的和平统一需寄希望于海内外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开辟新境。
国家不可乱
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支撑起中华民族实现美美与共、维护社会稳定的历史进程。中国几千年治乱兴衰的历史构筑起持中贵和、光宅天下的历史根基，中华民族正是在这一历史根基的支撑之下，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过程中得以延续：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开始“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巩固我国社会内部的统一与和谐；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坚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的治理决心，发展保障和谐稳定的国内社会环境与国际和平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树立“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治理目标，聚焦解决新时代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深刻认识到社会和谐稳定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国家强盛发展的基石，在大一统传统的支撑之下为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和谐社会前提。
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支撑起中华民族追求和谐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在改造旧中国，建设、发展新中国的伟大征程中丰富发展了国家安全思想，推动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的历史进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正确处理政治与军事、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关系，主张实行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成功巩固政权安全；改革开放后，我们强调将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障政治安全；新时代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秉持共同安全理念，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全球安全提供了中国方案。
民族不可散
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明确了推动民族团结这一路线。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各族人民相连相交相融相聚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民族工作，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鲜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明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主线。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坚守着万众一心、凝聚共识的民族信念，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华民族坚守万众一心、凝聚共识的民族信念，紧扣尊重包容、团结凝聚的精神纽带，在正确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各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经营好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文明不可断
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孕育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独立自主的精神品质，为中华文明赓续发展添砖加瓦。“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之一。“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在古代中国，中华先民以包罗万象、源远流长的文明品格孕育出内容广博、意境深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进，内含于这些文化中的思想品德、精神准则逐渐内化凝结成为中国人民特有的精神内核，为推动中华文明赓续发展注入了更为独立主动的精神力量。在现代中国，中华民族以包罗万象、源远流长的文明品格为指导，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激活中华文明特有的的内在生命力，“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孕育了中华文明守正创新、统筹发展的精神品质，为中华文明赓续发展增效赋能。古代中国创造的文明成果给现代中国与未来中国提出了新要求：“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特有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构建这一现代文明需系统深入地认识中华古老文明，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这就需要在吐故纳新、兼顾两全的文明品格指导之下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统筹发展，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持续焕发出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
（作者单位：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