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㉜丨历史典籍版本从历史深处走来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深邃智慧专访版本目录学家、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杜泽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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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泽逊，山东滕州人，版本目录学家，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文史哲》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尼山学堂（山东大学古典学术人才培养实验班）班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经正义》汇校与研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委托项目《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清人著述总目》《清史·典籍志》等。

著有《文献学概要》《四库存目标注》《微湖山堂丛稿》《尚书注疏校议》等，主编《尚书注疏汇校》《齐鲁文库·典籍编》等。

·历史典籍版本从历史深处走来，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深邃智慧

·所谓的文化认同，首先应该是情感上的认同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让古籍“活起来”是一种手段，目标还是让现在的人能够很容易地读懂古籍、爱上古籍，把不懂的东西变成懂的，把懂的东西继承下来，从而建设好我们今天的文明

·国家版本馆保存“书种子”，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来说，是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这也是历史给我们提供的非常重要的经验

川观新闻记者成博摄影黄潇

2024年3月的一天，记者在山东大学校园内初见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文史哲》主编兼编辑部主任杜泽逊时，他正在跟《文史哲》编辑部的同事一道，校对一篇将要发表的文章。

今年初，杜泽逊正式接手《文史哲》的管理工作。而除此之外，日常的教学以及古籍整理工作，依然在他的日程表上井然有序地进行。

在一般人的认知里，古籍整理是一项过程很安静、节奏很缓慢的工作，但当我们跟杜泽逊教授交流后发现，每天从清晨一直到深夜，他的时间被各项工作占得满满当当。

“医生救人的命，我们救书的‘命’。”杜泽逊说，古籍整理并不是大家通常以为的一项悠闲的工作，实则充满了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校勘、标点、注释、今译、数字化……今天，等待古籍整理者们去做的工作不仅多，还很急迫。

走向古籍源于童年时代的文学启蒙

回想自己是如何走上古籍整理这条路的，杜泽逊表示：“我对文学和国学的兴趣受到了父亲的深刻影响。”

杜泽逊的父亲曾就读于滕县的师范学校，距离毕业还有半年时间，学校解散，他回农村做农业技术员，后几经辗转当起了当地民办学校的教师，从小学一年级一直教到高中毕业班，主要教语文，也教数学、农业。“在我小的时候，父亲整天看书，夜里经常对着小小的窗户，借着月光读书。”杜泽逊至今记得，《红楼梦》《聊斋志异》，以及鲁迅、萧红、萧军的书都是父亲常看的。

因为是村里的文化人，当地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时，杜泽逊的父亲也会受邀为大家写帐子、写春联，诸如“岱岭云深”“德配曹孟”等雅驯辞藻所营造的深远意蕴，也给了幼年的杜泽逊深深的文学启蒙。

在这种环境的耳濡目染下，杜泽逊于1981年考入了山东大学中文系。彼时，山东大学中文系名师云集，在他们的引导下，杜泽逊一步一步开始了学术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期望将来能当大学老师。“那个时候，硕士毕业就有机会在大学当老师。那我就一定要读硕士。”

当时，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第一次招考研究生，杜泽逊成为首批10名学生之一，在霍旭东、王绍曾、王培元等先生的引领下，逐渐走进古籍整理这门复杂学科的大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对语言学比较感兴趣，而古籍整理里面，就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内容，我觉得很适合我。”

介绍古籍从《九章算术》看古籍生生不息

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视察。在兰台洞库，杜泽逊小心翼翼翻开斑驳的文津阁本《九章算术》，向总书记介绍：“它可以说是我们科技的老祖宗了，负数、分数、方程、勾股定理，在当时最领先。”

习近平总书记颇为感慨：“我们的祖先，在科学发萌之际，是走在前面的。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没有中断，中国文化没有中断，但在数理化上有些中断，被赶超了。”

泛黄的纸张、隽永的墨迹，无声讲述着文明星河的赓续。跨越多少春秋，历经多少沧桑，它们才来到今天。

“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文化不断流，再传承，留下的这些瑰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心系中国国家版本馆的建设，总书记语重心长地托付道，“拜托你们了！”亲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要求，作为古籍工作者，杜泽逊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回溯《九章算术》的历史，可以很深切地感受到古籍命运的波折和古籍整理的必要。作为一部定型于汉代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总结了我国从先秦到汉代的数学成果，在唐代被列入国子监算学馆的《算经十书》之一。

然而，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这些算经后来竟慢慢失传了，《九章算术》南宋汀州刻本仅存前五卷，后四卷失传。所幸明代永乐年间修《永乐大典》时，这些算经大都被引用。清代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戴震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精心校订、补图，《九章算术》九卷基本恢复了全貌。

“从这个历史过程中可以发现，历史典籍版本经过种种曲折流传下来，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发扬光大的宝贵财富，离不开每一个时代有心人的精心呵护。”杜泽逊表示。

整理古籍在《永乐大典》整理中寻找民族智慧

从2021年起，杜泽逊开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目前，我们正在对传世的《永乐大典》进行系统性整理，包括高清影印、标注现代标点、用国家繁体字出版物通用字形予以排印出版、推进数字化等。此外，还在推进‘分书重编’工作，要把《永乐大典》割裂引用的古书逐条拆分、各归其书，从而使《永乐大典》引用的典籍文献辑集成书。”

《永乐大典》（资料图）

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作为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之大成的类书，《永乐大典》全书22877卷、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内容包括经、史、子、集，涉及天文地理、阴阳数术、医学占卜、释典道经、戏剧表演、手工农艺等，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科技与人文知识财富。

对《永乐大典》的整理研究，既涉及对古籍中的字体字形进行考证，也需要引经据典为文本确定标点，让一部可能充满传抄差错或者断句争议的古籍变得清晰可读。

类似《九章算术》这样，原作散佚，但依托《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的引用，经由古籍整理专家还原的古代典籍还有很多，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的重要性。

“《永乐大典》现存800多卷、400多册，只占全书的4%。庚子事变，东交民巷的翰林院损毁太严重。很可惜！”对于《永乐大典》本身的严重损毁，杜泽逊感到十分遗憾。“历史典籍版本从历史深处走来，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深邃智慧。做好历史典籍版本的研究和挖掘，需要我们把整理工作做深做细，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

理解古籍要尊重古代融通的学术状态

为什么说古籍整理是复杂的？“我们现在分科了，有文学、历史、哲学等不同的学科，大家的知识体系是不一样的。但在古人那里，这种区分是不存在的，如果你不尊重古代融通的这种学术状态，那么整理古籍的能力肯定是有欠缺的。”杜泽逊说。

杜泽逊以古典文学研究举例，首先要过语言文字关，要知道这些文字的含义。在此基础上还要过历史关，要知道这个作品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写成的、当时的社会环境怎么样、作者的心情如何，并最终能够上升到美的层次。哲学与历史著作的研究路径也类似。

在杜泽逊看来，整理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也是对整理者自我的提升，“你对于前人的理论可以在自己的实践中加以印证，其中不完善的地方可以完善，从而逐步形成自己有切身体会的完整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论，这样你就成了一个既有理论修养又有实践能力的比较完善的人。尤其是你要当老师的话，这才算是合格的老师。”

“我的生活可以说是学术生活，也可以说是项目生活。”杜泽逊说，自1987年参加工作以来，他几乎没有脱离过集体项目，这些项目有的是国家级的，有的是山东省级的，“这样的生活不见得适合很多人，但对我来说是相对适合的。我没有想过更好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也没有时间去想那些没用的问题。一有时间我就考虑赶紧干项目，完成科研任务。”

杜泽逊所从事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具有重要意义。结合自己数十年的教学和科研，他认为：“所谓的文化认同，首先应该是情感上的认同，不能说仅仅是基于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一种膜拜、一种仰慕，那样的话其实还是置身事外、景外观景的感觉。我们说传承、说发展，首先应该是要融入其中、你得泡在里面，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层面的东西，去感受古人那种意境。”

川观新闻记者成博对话杜泽逊（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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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让古籍活起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让现在的人能够读懂古籍、爱上古籍

记者：我们古籍整理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促进古籍的传承、让古籍活起来。那么从当下时代出发，您认为要真正让古籍活起来，我们还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杜泽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就古籍整理来说，我认为活起来首先是说，古人的思想活动、审美活动、他们的奋斗、他们遇到的各种麻烦，以及他们的处事智慧和失败教训都记载在古籍当中，如果我们深入地去阅读，这些内容本身就是鲜活的。但是古籍一般是繁体字，没有标点，并且它们大多是文物，被放在库房里，一般人不容易看到，即便给你看也可能有阅读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好像没活起来。

怎样让现代人比较容易地接触到古籍里的内容，并且看得懂呢？首先需要把古籍数字化，对原书进行图像扫描，这样愿意看原件的研究者就可以随时来看原始古籍的图像。在此基础上，再由专家对它进行标点、注释、翻译，把里面精彩的故事摘录出来做选译，甚至可以学习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把古籍里的内容用适合现代人阅读的文体写出来，做成短篇，等等。总之，用各种方式把古籍的内容呈现出来，让各个层次的读者都能很容易地接触与领会，这样我们的古籍才能深入人心——一是传承、受感动；二是认识我们的祖宗、长知识；三是创造性地用于我们现在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进行现代化转换，变成当下文化建设的资源，也就成了源头活水。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要对古籍所传递的核心理念、核心概念进行提炼。一方面是今天的人来提炼，另一方面古人自己的提炼也可以借鉴。比方说，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中的“智”，可能一般人认为是“智慧”，但“智慧”不像是一个行为准则。我们回到孟子，他说“是非之心，智之端也”，首先要能分辨是非，然后要能够坚持是而远离非，如果我们读书做人做事能守住这条基本准则，它就成了走向文明社会的一个指南。诸如这样的提炼，基本上也被吸收进了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过我们也在接受新时代的新生活内容，让新时期的价值观归纳得更全面，但是这之间的传承发展是能看得出来的。

所以我们说让古籍“活起来”是一种手段，目标还是让现在的人能够很容易地读懂古籍、爱上古籍，把不懂的东西变成懂的，把懂的东西继承下来，从而建设好我们今天的文明。

国家版本馆中收藏的都是“书种子”

记者：2022年，“一总三分”的中国国家版本馆正式开馆。作为古籍整理领域的专家，您如何理解建立国家版本馆的重要意义？

杜泽逊：去年五六月间，我因为工作原因去到了国家版本馆总馆，这让我对国家版本馆的整体设计以及它的目标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在我看来，它的目的是保存文化遗产。它选址在北京北面的昌平，离十三陵比较近，这个地方坐北朝南、三面环山、南面开阔。西面的山底掏空，做成比较大的书库，把我们国家的出版物，甚至海外的出版物放在那里面，有这么好的条件，藏书保存1000年、2000年都不在话下。

从建筑设计来看，它显然是受敦煌的影响，包括地下书库屋顶上面装饰的花纹，也有点像敦煌彩画，里面的藻井又自然，能够让我们想到敦煌藏经洞。我认为这里面是有一种内在联系的：在唐代，当时书都是卷子，你要是想在长安、洛阳买个卷子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就像我们现在从书店买本书一样。但是这些卷子自然而然地流传到今天的数量相当罕见，因为从宋代开始，大量的宋版书出来了，读书人要读《史记》《汉书》《论语》《孟子》，旧的不行就买本新的，那么老的卷子就逐渐废弃了。

敦煌藏经洞里发现的卷子有数万件，它们能够保存到今天，是因为封闭在这个洞里面。今天我们建设国家版本馆，把现在比较容易找到的书都找来放在里面，假定说等到300年、500年以后，有些书已经不太好找了，依托国家版本馆的数字化目录检索，人们发现这个地方还存着这种书，那么完全可以由国家版本馆提供电子版，或者利用馆藏资源进行重印，那么这些在国家版本馆中的藏书就成了“书种子”。

“书种子”这个词早就有。比方说以前开书店的，他手里有一个秘本，你有需要，但是他不能把这个东西卖给你，那就把这个书抄一份给你，这是历史上传抄本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而留下的底本就是“书种子”。当然，我们也会把很能读书、读书多的人称为“书种子”，但是实际上这个意义是一样的，就是它作为一个根，能发芽、能开花、能结果，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策源地。国家版本馆保存“书种子”，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来说，是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这也是历史给我们提供的非常重要的经验。

此前，我们已经有国家版本图书馆，所有出版社出版物都要放到那里存档。我们许许多多的图书馆在提供借阅的同时也保存图书。但是国家版本馆的功能就更加完备，条件更加完善，级别更高，保存条件更好，我认为这是一件千年大计。同时，我也认为文化财富的保存应该是多渠道多手段去实施，多重保险肯定更有利。

要把学术界的前瞻性浓缩到《文史哲》上来

记者：您从今年初开始担任《文史哲》主编兼编辑部主任。请从这个新身份角度，谈一谈您想给读者呈现一本什么样的《文史哲》？在这个新岗位上，您又希望如何去推动本土人文研究的创新发展？

杜泽逊：《文史哲》创办于1951年，是新中国最早创办的大学学报。就像名字中的“文史哲”3个字一样，它是属于人文学科的，它的稿源面向全国，也面向海外。

经过70多年的建设，《文史哲》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在学术水准、外审程序上来说也是非常严格的。我作为主编兼编辑部主任，从《文史哲》的发展看，我想首先要沿着原来已经形成的优势特色来往前推进，已有的这些行之有效的章程要遵守，所以“萧规曹随，率由旧章”这8个字是我的信条。当然，在传承当中要求发展、要与时俱进，所以要紧跟学术的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当中特别强调，“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如何通过创新引领学术发展？我认为就是说我们在办刊理念上要具有前瞻性。

那么前瞻性从哪里来呢？我们，尤其是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来自主编，而是要广泛地向学术界的高水平作者学习，经由他们的认识，把学术界的前瞻性浓缩到《文史哲》上来，这样才能真正具有前瞻性。当然，我们编辑部以及庞大的外审专家队伍对前瞻性的把握也是一个关键。人家具有前瞻性，我们没有认识到这种前瞻性，这就是我们的失职。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升我们的学术判断力，同时也要广泛地请教，减少不必要的失误。我希望能把《文史哲》越办越好，让国家、学术界能够给予《文史哲》更大的关注。

培养有编字典能力的古籍整理人才

记者：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面向未来，您认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古籍整理人才？

杜泽逊：我们山东大学办了一个尼山学堂，宗旨是要培养国学大师。从更基础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我们要培养古籍整理的高端人才。

什么叫高端人才？我们读古书读不懂了，可能会上网去查，而网上的答案又来自《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这样的工具书，我们对它们的信任程度是很高的，基本上认为是标准答案。参与编字典、词典的专家必须能代表国家最高水平。古籍整理方面的高端人才，就应该具有编字典的能力。

经过10余年的实践，山东大学尼山学堂逐步摸索出一套国学人才的培养经验：第一开得好课程，第二招得好学生，第三请得好老师。我们开设的课程都是经史子集的核心课程，包括了《周易》《尚书》《诗经》《左传》《昭明文选》《文心雕龙》，等等。

那么老师从哪里来？尤其是高水平的专家从哪里来？我们首先是从全校来请，如果校内不够，就校外请，像“《周礼》导读”就请的是南京师范大学王锷教授授课，“骈文写作”是华东师范大学刘永翔教授授课。我们一个班才20几位同学，但是我们组建了一支49人的导师队伍。

学生来源方面，在大一下学期规定的转专业时间，我们面向全校文理工医各科发广告招生。考题从“前四史”中出，以繁体字印刷，让考生标点、翻译一小段，然后写个读后感，相当于是个擂台赛，再加上面试来筛选。每年大概有100来名学生报名，中文、物理、化学、外国语、药学、机械、经济、法律的都有，我们会给面试后的前20多名学生打电话，问学生是否跟家长沟通过、是否真心实意要来，一天之内要给我们准确的回答，这样确定每一年最终的入选名单。

除了课程外，学堂的学生也会经常参加各种重大项目，比如《永乐大典》的拆解工作，大部分都是尼山学堂的学生在做，还有文学院强基班的学生做的。《永乐大典》就像一个复杂的建筑，要认识这个建筑是怎么建起来的，拆房子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也是我们培养青年的一种办法。同时，每年一次的论文报告会，我们会根据学生的选题，请专家教授一对一指导，以此来培养学生学术上的创造力和创新性，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一批完全超乎我们想象的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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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古籍活起来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

古籍整理无聊吗？许多人听见“古籍”两个字已经望而却步了，更遑论整理？

但从对杜泽逊教授的采访来看，它不仅不无聊，甚至颇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乐趣。

如果我们说读一本书，其实是在与作者、与倾注于书中的思想对话，那么古籍整理就是在与五千年的文明交流对话了。并且，因为一边读一边还在进行校勘、标点、注释等工作，所以在对话之外，多少还有了一些与古人讨论甚至辩论的味道。

“这里为什么会用这个词？它有什么出处吗？”“这里是不是抄书的人抄错字了？”“你看到了什么我今天看不到的资料吗？”看着杜泽逊教授的学生在办公室里进行《五经正义》的整理，那种气氛让我不敢高声说话：会不会我一不小心，就打断了他们与几千年前智者的对话？

杜泽逊教授的工作动辄以5年、10年为期。一个又一个的5年、10年，对于窗外的杨树而言不过是年轮多了几个圈，而对古籍整理研究者来说，则是一个新人到大家的跨越。一部部曾经因晦涩难懂而被束之高阁的典籍，经由他们精心整理，变得清晰可读，也让我们感受到古籍与当下生活的万千联结，感受到前人的智慧带给当下社会发展的丰富启发。

让古籍活起来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但古籍整理者们的辛勤劳动，毫无疑问是在打下基石。基石牢固与否，关乎大厦的安危。这个时候再去回看那些抱着古籍伏案细读的身影，又多少有了一种让人心安的沉静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