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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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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梅　苏森森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列举的重要元素之一。天人合一、万物并育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命题，它渗透在古代中国几乎所有主要的经典之中，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机整体的宇宙观、生态观，彰显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

中西方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就在于对人和自然关系的不同理解，中华文化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而西方文化则更加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适应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

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天”的含义十分丰富，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曾把古人对“天”的论述分析为五种类型，其中与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关系密切的是物质之天、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首先肇始于对物质之天的尊崇。《说文解字》释“天”曰：“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在古人眼中，天代表宇宙至高无上的存在，它至大无外，包容孕育着一切事物。《尚书·泰誓》讲：“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只有天地能够化生世间万物，只有人类才是世间万物的灵长。物质之天的运行并非受人格意义上的神、帝掌管，而是呈现为某种自然倾向，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他可以认识自然之天的恒常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进行生产生活。将自然规律贯彻到人类社会，自然之天便转化为义理之天，追求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由此成为人类社会必须自觉遵守的伦理规范。天人合一旨在揭示包括整个宇宙在内的自然界和人类之间的深刻贯通性。

万物并育出自《礼记·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在自然界中，万物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它们虽然各自独立，但并不会互相伤害，而是共同维护着生态平衡。同样，在社会生活中，不同的思想、文化和观点也可以并存，只要它们能够相互尊重、包容，就不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小德如同涓涓细流，能够滋润人心。大德如同深厚土壤，能够孕育万物。天地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其广阔无垠、包容万物，更在于它能够维持一种和谐共存的秩序，让万物都得到充分的成长和滋养。维持这种和谐共存的秩序，需要人们通过品格修养与道德践行来实现。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蕴含着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命共同体意识，集中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

虽然天人合一的概念晚至北宋时期才由张载正式提出，但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却早已散见于先秦时期各家经典论著之中。《尚书·洪范》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上天把九类大法赐给夏禹，于是人伦规范得以有序安排。这种天人相通的观点可以视为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话进一步阐明了人类应该遵循自然法则，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孟子提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强调养护自然的重要性。只有顺应自然规律，适度地获取生活资料，才能保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类应当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融合。

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到汉代，演变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他提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这为天人合一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两宋时期，天人合一成为社会主流思潮。张载提出，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认为人可以通过“诚明两进”的修养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程颢、程颐以天理作为宇宙本体，认为天理、人性、人心是同一的，从而进一步夯实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明代王阳明主张“万物一体之仁”，认为人与自然是息息相关的整体，人们应该以仁爱之心对待万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万物并育的思想同样体现在众多经典文献中。《易传》在解释乾卦时指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这句话强调宇宙万物都应该按照自己的内在规律和本性去发展，得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和价值，这样就能保持和维护宇宙最高的和谐状态，有利于万物的生长和发展。《礼记·乐记》提出“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人类最好的音乐和礼仪应当与天地相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道德关系。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孟子将仁爱的对象加以推广，他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君子从亲爱自己的亲人出发，推向仁爱百姓，再推向爱惜万物。张载进一步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们应该将所有人视为自己的同胞，将万物视为与自己同类的存在，从而体现出一种博爱精神。这种精神不仅要求人们关心自己的同类，还要关心自然界的万物，做到和谐相处。

纵观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可谓源远流长，它植根于中华民族独特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中，彰显出永不褪色的历史和时代价值。

在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指导下，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一系列生态道德规范和生态保护制度，这些生动实践为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为实现天人合一、万物并育，防止人类对自然过度掠夺，华夏先民早在五帝时代就专门设有“虞”官负责管理山林川泽以及其中的草木鸟兽，确保它们得到妥善保护和合理利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自然保护机构和官职。随着历史发展，“虞”官和生态保护机构在周代得到进一步完善。周设地官，地官大司徒是政府官员中的六卿之一，分管农、林、牧、渔等生产部门。下属管理山、林、川、泽的官吏分别称为山虞、林衡、川衡、泽虞，彼此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历朝历代大都沿袭类似的机构设置，虞衡制度的实施对于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并对后世的环保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了设立机构和官职，中国古代还通过制定法令来保护生态。上古时期夏禹曾颁布一条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周文王攻打崇国时发布《伐崇令》：“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颁布了一系列环保法令，对于违背环保要求者，给予严厉处罚，“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秦朝《田律》规定春二月禁止砍伐树木，以防止破坏生态环境。《唐律疏议》规定，“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诸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这些法令的实施，不仅保护了当时的生态环境，也为后世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最终凝结为人们自觉倡导的生活方式。商汤外出，看到有人四面张网捕鸟，他认为这样太过残忍，于是拆掉三面网，只留下一面，“网开一面”的典故就是绿色环保生活的雏形。孔子说：“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在捕鱼时尽量采取“钓”的方式，拒绝一网打尽，在捕鸟时绝不射杀归巢栖息的鸟。孟子提出“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人类对待自然要取之有时、用之有度，不能毫无节制。宋代周敦颐留下“窗前草不除”的美谈，因为草木和人的生命相互贯通。朱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广为流传，至于其他民俗谚语，更是不胜枚举。这些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为当代中国开启了尊重自然、永续发展的智慧之门。

（作者分别系成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成都中医药大学副教授）

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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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庆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作为中国文化贡献给世界的一大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早在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上就首次提出阐释中国和平发展基因的“四观”，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本体论基础就是天人合一。天德昭昭、大化流行、世界万物、向阳生长。天人合一、万物并育在历史上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命题，其本身的价值不可忽视。

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命题，天人合一的观念已经渗透到华夏子孙的血脉里，深深影响着华夏子孙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天人合一这一观念滥觞于上古时代的“神人交通”的原始观念，经过孔子、老子、庄子、孟子、董仲舒等思想家长期思想上的演变、积淀，在北宋大儒张载所著《正蒙》一书中正式提出，张载所说的天人合一，主要是探讨个人如何通过修为达到一种至善境界。要理解从天人合一到万物并育的逻辑进展，就要真正理解这些文字背后的生命和信仰，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内涵是什么。

天人合一的本质就是天人合德。追求天人合德的逻辑就是天德是至善的，人需要学习以配享天德之福以避害。上天有“好生之德”、大地有“载物之厚”、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通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修养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就会分有天的美德，享有天意之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如果通过修行“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那么君子就能像天地一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意志力和克服困难的能力和精气神，同时拥有像大地那样包容万事万物的宽广胸怀。

为了保证人要从天学善，在古代，无论是从典籍，考试制度，还是在民间的教化上，都有着完备的保障机制。在官方，君子有三畏，畏天命居首；在民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集体意识千百年来影响着华夏子民的言行举止合乎礼、遵于仪、不逾矩，从而成为华夏子民人心向善的基因。就是从这个角度而言，天人合一就是过去很长时间内华夏子民的思想上的本体论。万物并育是天人合一的具体体现和最终实现。自然界虽然存在着食物链，但总体上各个物种都能有自己的生存领地和发展空间，从而实现自身种群的生生不息和整个自然界的多姿多彩。人类在拓展自身生存空间、发展自身文明的时候，应当尽力避免对于其他物种生存空间的过度侵犯。这不仅是一种“泛爱万物”的广博而深厚的仁德，而且是一种从总体上统筹人与万物的生存发展，从而实现和谐共生的卓越智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之一，体现在天人合一、万物并育。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价值理念提供了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凝聚了中国人关于世间万物的智慧与思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这里，“物”不仅指一般意义的天地万物，还包括天下人事，所以，万物并育理念，在当今时代不仅具有生态意义的价值，更在于提供了处理人和人之间，人事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价值理念内涵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从整体上看问题，以联系的观点看问题。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要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处理问题。

秉持着这样的理念，为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打下了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的生态哲学思想，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系统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强调“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大自然孕育抚养了人类，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尊重自然，违背自然规律，只会遭到自然报复。自然遭到系统性破坏，人类生存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都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不能只讲发展不讲保护，不能只讲利用不讲修复，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多谋打基础、利长远的善事”，为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提供了新路径。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推动织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

秉持着这样的理念，为正确处理好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打下了基础。在看待“天”与“人”时，西方喜欢把二者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任何问题出现的成因都是复杂的，单向度看问题，单边主义处理事情，都不符合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万物并育”所蕴含的深厚仁德和卓越智慧，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文明突出和平性的形成。和平是世界人民的永恒期望，但如果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缺乏仁爱精神以及和睦共处的智慧，和平便会岌岌可危。“天人合一”使得中华文明以生生仁德为自己的根本原则，“万物并育”使得中华文明具有“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的卓越智慧。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提供了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远宏大的世界观、秩序观、价值观，顺应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指明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方向。

（作者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海事大学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