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总书记学典故⑧ |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

2024-06-27 11:20:45来源:四川在线编辑:高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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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实事求是出自《汉书》,知行合一的明确提出来自于明代大儒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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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意

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是”,就是认真追求、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行动的向导。

知行合一:从“知”到“行”,体现的是一种实践逻辑,也即从认识(认知)到实践(践行)。“知”与“行”没有先后差别,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应该合一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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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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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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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

潘殊闲

作为绵延5000多年而不衰的文明体,中华文明在东方大地的繁衍生息有其内在的、深沉的智慧密码,这些智慧密码世代相传,并由此凝练出系列重要的文化元素,滋养着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而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就是其中之一。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崇实尚行的民族品格与文化精神,为孕育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贡献了重要的力量。

 

从“事”到“是”的认识逻辑

在汉语语境中,“事”的义项主要有: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现象和活动;变故;职业;关系和责任等等。“是”的义项有:对,正确,合理,与“非”相对;认为对;表示应承或同意;表示适合等等。将“事”与“是”合成一个词,并变成人们广泛使用的成语,则是“实事求是”。

梳理传统文献可知,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汉书》,称孝景皇帝栗姬所生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唐人颜师古对实事求是有这样的注释:“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段话言河间献王刘德搜集整理古籍务求典籍之“真本”“善本”“古本”,也就是追求最正宗、最地道、最真实的典籍,并优待那些捐赠“珍籍”的人,因此,他得到的“古文先秦旧书”特别多。而另一位淮南王刘安虽然“亦好书”,但“所招致率多浮辩”。对此,颜师古注云:“言无实用耳。”因为刘安没有刘德这样实事求是。由这两个事例可以看到,同样都是“好书”,但因为做事的指导思想与工作态度不同,得到的结果也就迥然。

事,每个人都会做,也都必须要做。是敷衍“为事”,草率“了事”,还是用心“谋事”,并在“实事”中去“求是”,确实有很大差异。这里的“是”,在刘德那里就是“真本”“善本”“古本”;在其他人那里,可能就是“精确”“精要”“精到”“精审”。换言之,从“事”到“是”,体现的是一种认识逻辑,这种逻辑所指向的就是以追求真理、真知、真解、真情为目的,一句话,就是谋事要“求真”。

这种谋事以“求真”的态度,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是民族进步的阶梯,是国家繁荣的法宝。1914年,时任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的前身)的校长赵天麟从《汉书》刘德“实事求是”的典故中得到启示,将其确定为学校的校训。1917年,宾步程为千年知名学府岳麓书院书赠“实事求是”匾额。这对当时年仅24岁的青年毛泽东影响很大。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经典论断。1943年,毛泽东手书“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赠予中央党校作为校训,并对“实事求是”予以了新的、更富有哲理性的阐释。毛泽东认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是”,就是认真追求、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回望中华民族数千年绵延不息,中华文化历久而弥新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因为我们的前辈有“实事”以“求是”的精神品质,我们的民族才能在各种风浪考验面前巍然屹立,我们的文化才能在不断的交流交融交汇中赓续弘扬。实事求是是我们直面现实、直面问题、直面困难时的锐利武器,它所指向的精神品格就是不回避、不隐晦、不悲观、不沉沦,而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斗争。

 

从“知”到“行”的实践逻辑

“知”作为平声,在汉语语境中有这样一些义项:晓得,明了;使知道;学识,学问;彼此了解;彼此了解、交好的人等等。“行”在汉语语境中有这样一些义项:走;从事;实际地做;足以表示品质的举止行动;能干等等。

仅从字面意义理解,从“知”到“行”,体现的是一种实践逻辑,也即从认识(认知)到实践(践行)。任何事如果仅仅停留在认识与认知层面,而缺乏具体的实践与运用,都不可能产生实际的结果。

在中国古代,强调知与行的重要、知与行的统一,有渊源深厚的传统。从宏观上说,中华文明五千多年从未中断的历史,诞生了无数可以彪炳史册、辉映星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哪一种文明是不需要理论指导与实践检验即可唾手可得的?从微观上说,任何的个体,小到他的普通劳作,大到他的学术著作、技术发明与家国事功等,哪一项可以离开“知”的基础(前提)与“行”的践履(实施)?

从哲学层面审视中国古代不同学派的学人对“知”与“行”的认识,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孔子主张学与行要结合,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孟子也主张言行一致,反对“言不顾行,行不顾言”。荀子特别强调“行”的重要:“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大学》《中庸》对“知与行”的统一更有系统化的论述。《大学》强调要明白“格物致知”的逻辑顺序,明乎此顺序,则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而所“格”之物,最要紧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从道德层面给“知”指出了路。《中庸》则提出学、问、思、辨、行的逻辑关联:“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宋代的朱熹沿着这条路继续强调知与行的教育实践与社会实践。

到了明代,大儒王阳明则有自己独特的知行观,“知行合一”的明确提出来自于王阳明,在他的理论中,“知”并非是指客观知识,而是一种不依赖外物而独立存在于内心的良知,认为这个良知与生俱来,反对向外格物而求,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强调“心即理”。对于“行”,王阳明认为是身心上对封建道德的体会和实践。从这个层面言,王阳明认为“知”与“行”没有先后差别,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应该合一并进。而清代的王夫之突破了单纯从道德层面言“知”与“行”,而是强调“格物”与“致知”的认识与实践,这是具有启蒙思想意义的贡献。

综括中国古代关于“知”与“行”的论述,不论学者站在何种立场认识“知”与指导“行”,其最终的问题都是如何将“知”与“行”进行勾连。回望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是一个既重认识(理论)又重实践(行动)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孕育而出的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认识与实践的思辨,深刻地彰显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与文化品格。其核心精神在注重实际与实践。有助于形成不惧形势变化、勇于创新变革的无畏品格,涵养共生并进、保合太和的理念与习惯,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连续性文明。

(作者单位: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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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实事求是制胜法宝

李全喜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不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是“两个结合”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的光辉典范。立足新时代以来的中国发展实践,研究传承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是每位党员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练好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的必然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党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很难在有限时间内把握其宏大的知识体系,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

传承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有助于领会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核心要义。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反映最本质的观点是实践。众所周知,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恩格斯也曾经指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因此不管是“解释世界”还是“改变世界”,最根本的前提是能够准确把握世界的存在,即从客观存在的世界出发。所以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显著的理论特质。新时代传承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就等于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核心要义,是练好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的必然遵循。

 

透视世界格局风云变幻的认识工具

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关系密切。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把握风云变幻的世界形势离不开哲学思考。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为观察世界格局提供了哲学视野。

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当今世界的实际出发,才能看得远一些,想得深一些,思得透一些,进而将这纷繁复杂的世界关系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为把握和澄清时代主题下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方法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从实际出发,前提是深入实际、了解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有着深刻的认识论意蕴。传承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能够帮助我们透过扑朔迷离的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能够帮助我们在事物发展多对矛盾体系中找出主要矛盾、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楚国家间利益博弈纷争的实质。

传承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给予我们展望未来世界的哲学定力。前瞻预判世界未来发展趋势才能在世界风云变幻中保持战略定力。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将西方现代化模式绝对化、神圣化、权威化,极力鼓吹“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谬论。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它不仅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说到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超越,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

 

指引当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

“实事求是”是“知行合一”的认识基础,“知行合一”是“实事求是”的实践呈现,实事求是与知行合一存在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实事求是的重要论述,把实事求是升华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把实事求是作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命线,这实现了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传承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高质量发展是破解发展难题、跨越发展关口的必由之路。而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同时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反映的是中华民族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彰显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取得辉煌成就的文化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过去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今天,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还是要靠实事求是。”

传承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是指引当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思想路线的指引,还需要行动指南的引领。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是各层面结构调整优化的宏大系统工程,这就注定不会一蹴而就、一帆风顺。我们党正是在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的指引下,立足中国大地,坚持问题导向,密切关注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才能始终把握历史主动。

 

增强中国共产党政治自觉的重要保障

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认识论与实践论的统一,为新时代增强中国共产党政治自觉提供了重要保障。政治自觉是中国共产党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使命的根本遵循。增强政治自觉需要党精准把握社会发展主要矛盾、需要党有效应对新形势下的考验与风险,不断增强群众对党的认同。

传承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有助于党精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正是立足当代中国的发展实际,我们党才能审时度势地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判断,为党制定发展决策奠定了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里提到的两个“没有变”恰恰是我们党新时代制定决策的基本依据。

传承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有助于党有效应对新形势下的考验与风险。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决定了党具备自我革命的勇气和自觉,能够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为了人民“谋根本、谋大利”;党的政治品格、历史经验,则深刻反映了面对前进道路上的曲折与失误、面对党内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中国共产党从不掩饰缺点、回避问题、文过饰非,而是敢于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积极查找原因,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吸取教训、增长智慧、发展壮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实事求是最需要解决的是党性问题。”这意味着党坚持“实事求是、知行合一”就是坚持了党的最大党性。党性和人民性是内在统一的,只有真正坚持党性,才能真正做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才能赢得人民对党的高度认同。

(作者系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教授。本文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22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重点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重要论述研究”(编号:22XC020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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