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张斌
7月26日下午,西华师范大学教授、蜀道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蔡东洲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开讲。他以“诸葛亮北伐与蜀道防御调整”为题,对蜀汉兴亡历史做深度解析。
“蜀汉因得蜀道而兴,因失蜀道而亡。”讲座一开始,蔡东洲就亮明观点。他表明,三国时期蜀汉的灭亡与蜀道防守关系密不可分。为了印证观点,蔡东洲从诸葛亮北伐与道险运艰、诸葛亮后继者的蜀道防御调整及产生的后继效果三方面层层推进,带领听众拨开历史迷雾。
讲座现场。
诸葛亮北伐失利原因:蜀道险远,缺粮自退
蔡东洲首先从广大“三国迷”关注的诸葛亮出祁山北伐这个典故出发。结合史书和地图,蔡东洲澄清诸葛亮一生五次北伐,并非《三国演义》所写的六次,“同时,诸葛亮出祁山的实际次数也只有两次,即第一次与第四次。况且此处的祁山并非在陕西宝鸡,而在现在的甘肃礼县。”
历数诸葛亮五次北伐成效,蔡东洲从三点客观总结诸葛亮北伐得与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响应归附蜀汉;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大败曹魏西陲良将郭淮,射杀曹魏骁将张郃。
诸葛亮留给历史的最大背影就是五丈原病逝,北伐失利,一生并未实现“复兴汉室,一统天下”的宏图。
而关于诸葛亮北伐失利的原因是什么?历代众说纷纭。蔡东洲根据历代史学家评论,将之归结为四点,即战略决策失误、综合国力不足、突破线路错误、军资运输不继。根据自己多年研究,他将诸葛亮失利的原因总结为“蜀道险远,缺粮自退”八个字。对此,蔡东洲给理由,诸葛亮第二次北伐,围攻陈仓,粮草不济而撤退;第四次北伐,用木牛流马解决的也是运粮问题,结果还是粮尽而退;第五次走褒斜道北伐,也是在五丈原分兵屯田,彻底解决粮运问题。“五次北伐与粮草相关,这与蜀道自身的险峻关系极大。”
诸葛亮在世时,蜀汉的蜀道防御体系最大特点是什么呢?蔡东洲认为,以汉中为根据点:“今天的不少学者认为,汉中是蜀道防御的核心,魏延在此防御成功,因此,汉中也被称为蜀汉政权的北疆长城。”
讲座中的蔡东洲。
后继者的蜀道防御调整直接后果:蜀汉倾覆
那么,诸葛亮之后的继任者又采取了哪些防御政策,这些政策造成了怎样的后果?蔡东洲依次介绍了,蒋(蒋琬)费(费祎)姜(姜维)三位继任者的防御政策。
蔡东洲介绍,蒋琬找准了诸葛亮北伐失利“道险运艰”的原因,但他给出的对策似乎并不高明。如蒋琬战略目标是顺汉水东下,图谋魏兴(今陕西安康)、上庸(今湖北竹山),在汉中大量造船。后世的王夫之等史学家就对蒋琬此举持非议,认为上述两地在曹魏政权的版图中无关宏旨。
蔡东洲认为,“兴势之役”是蒋琬蜀道防御战略调整的一次“大考”。在“大考”中暴露出蜀汉涪城(今四川绵阳)基地“远水解不了近渴”,蜀道防御调整虽然解决了粮运问题,但涪城距离汉中前线太远。蒋琬死后,费祎成为蜀汉主要的辅政大臣,他再次调整防御政策,将军事基地北迁到汉寿(今四川广元昭化)。
而蜀道防御到了姜维时期又出现了新的调整,他改变了原本固守汉中的计划,取消了关键位置的守卫;与诸葛亮、蒋琬、费祎战术不同的是,姜维的出击路线也更偏西,目标直指“凉州”。
在蔡东洲看来,蒋费的战略目标在于蚕食凉州、牵制曹军南下,姜维则扩大到吞并凉州,进取关中。“这不仅胜少败多,更成了司马氏兴兵灭蜀的借口。”
此后,曹魏层层布局突破蜀道防御,大军压境,邓艾等人的奇谋奇策,最终蜀汉倾覆。总结蜀道防御的土崩瓦解,蔡东洲认为,不仅与主将对蜀道的防御调整有关,也与蜀汉后期朝政腐败有很大关联。如,朝廷对谍报的处置荒谬、阳安口(关城)辅将蒋舒的开城投降、阴平道失守后马邈的不战而降等。
“由此可见,古蜀道是一条关乎兴亡之路,蜀汉得蜀道而兴、失蜀道而亡,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明。”蔡东洲说。
(图片由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