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现场。张斌 摄

四川在线记者 张斌

新疆是我国开展边疆考古田野工作的重点区域，历来受到考古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从神秘的旧石器遗址——通天洞遗址到汉唐时期的古楼兰、古精绝遗址，从一件件彩陶、青铜器再到一件件精美丝织品……

一个个遗址、一件件文物，诉说着怎样的新疆故事？新疆的古代文化又经历了怎样的演进之路？8月31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公众考古”系列学术科普活动开讲。新疆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丛德新开讲，他以“何以新疆：考古视野下的新疆古代文化演进之路”为题，对新疆古代文化演进之路进行阐发。

何以新疆？

独特的地理和文化特点，注定其与众不同

何以新疆？丛德新首先认为，这是一个宏大的叙述，包括了我们今天提到的万年以来乃至更长久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各个方面。

丛德新认为，首先，“三山夹两盆”的地理构造注定了新疆的与众不同。“北部的阿尔泰山，中部的天山，南部阿尔金山分别将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包容期间，天山横亘中间，沙漠、戈壁面积广大；南北相对隔绝；绿洲在沙漠的边缘，多依河流附近，有随河流摆动的特点。”

丛德新表示，新疆既有天山南北两个大的地理分区，又可以具体细分出若干相对较小的地理单元。如哈密、吐鲁番盆地，环塔里木周边绿洲，帕米尔高原以及天山北麓（北疆）黄土地带等等。“不同地理单元内遗址（墓葬）的构筑形式表现出差别，文化面貌也有各自的特征，显示出各地区间的文化差别是存在的。”

同时，从社会形态来看，新疆地处古代几个著名的农业和游牧文明之间，是各种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地区，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的影响在新疆内不同的地域也各有表现。“这种区别的产生可能有时间上的先后，但遗址（墓葬）的内涵主要显示的是地域间的差别。”丛德新认为，这也是汉通西域前所谓“50余国”林立的政治格局的基础。

丛德新介绍，新疆地区的考古研究，习惯上一般分为汉通西域前后两大部分，从学科研究角度，汉通西域之前又分为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和早铁器等几个时代。

多彩的新疆：

很早便与周边区域密切交流互动

立足“考古中国”项目，考古工作者围绕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与文化交流、早期文明、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下历史发展进程、多元宗教发展与中国化的考古研究等方面开展工作，新疆自不例外。

那么，近年来新疆都有哪些重要发现？丛德新首先介绍了几处新疆地区陆续发现一些新的旧石器时代重要遗址，其中以5万至4万年前的阿勒泰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和布克赛尔县骆驼石遗址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为代表。其中，通天洞是典型的洞穴遗址，延续时间长，遗迹丰富，开始出现勒瓦娄哇技术这一石器制作新的文化因素，显示出古代新疆与与亚欧旧大陆西部的交流态势。骆驼石遗址的石制品以石页技术为主要特征，研究者初步推断此处为露天的石器加工制造场，并认为类似石器组合，在宁夏水洞沟和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及蒙古国也有发现，展示了石页技术的南北交流路线。

丛德新介绍，以阿敦乔鲁、小河墓地等为代表包括天山南北一系列考古发现表明，在新疆沿天山一线自东向西分布着各具特色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它们既有自身鲜明特点，又与周边地区保持密切联系。如，阿勒泰地区的切木尔切克文化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晚期，其影响范围可能到达新疆西天山地区；罗布泊小河墓地独特的生业形态、埋葬习俗及人群的古DNA特点，显示其适应环境而生的渔猎采集和有限畜牧种植业的特点，以及既有的古欧罗巴人群与东北亚人群融合特色。“石器和青铜时代这些考古研究成果，都显示出新疆地区在四五千年前，甚至更早的阶段已是沟通东西方两大文明的重要区域。”

从测年数据上看，以阿敦乔鲁为代表的遗存可能在距今4000年左右出现并延续，文化内涵上则显示出传统而丰富的特点，而非以往单一传播模式下的产物。

出土于新疆的蹲跪铜武士俑（复制品）。张斌 摄

丛德新介绍，新疆哈密地区天山北麓的考古学遗址，可看到来自河西走廊西部四坝文化的影响。在陶器造型、装饰纹样、彩陶纹饰等方面，与四坝文化有非常多的联系；在年代稍晚的哈密焉不拉克考古学文化之中，显示出这种来自河西走廊的影响活跃且持久。“事实上，这些遗存与周边的区域一直有密切的交流和互动。同时，青铜时代新疆的一些物质文化，也以不同的形式或渠道，通过河西走廊进入中原。”

中国的新疆：

大一统背景下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逐步深化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被史家誉为“凿空”，意味着中央王朝正式踏入西域，与西域交往之路开始打通。此后，汉唐多个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域设置管理机构，经略边疆，留下了不计其数的考古遗迹。

丛德新介绍，近年来，新疆在汉唐西域军政建置体系方面考古收获尤多，在寻找和确定两汉西域都护府、唐安西大都护府和探索北庭都护府城市历史底蕴以及佛教寺院的田野工作，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如，正在开展的轮台县卓尔库特古城、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奇台县石城子古城，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唐朝墩古城，喀什汗诺依古城等核心遗址的发掘。“上述考古新发现，对认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军政体系建制等大有帮助。”

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奎玉克协海尔古城。最新发掘表明，城内高台区发现了早晚两期遗存以及房址等遗迹。发掘者认为，城址最早在春秋战国中期已出现，并伴有环壕、城墙等设施，至西汉初期发展到顶峰，西汉中期以后才逐渐废弃。

位于轮台县城东南的卓尔库特古城，高台建筑经过战国-西汉、东汉和魏晋时期三次大的修筑和改建。发掘者认为，它是古丝绸之路北道上汉晋时期一处高等级大型中心城址，为寻找西汉西域都护府遗址提供了重要信息。

“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鸡鸣枕。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供图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复制件）。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供图

丛德新表示，纵然汉晋时的新疆“诸国林立”，与祖国内地联系却十分紧密。无论是古楼兰遗址出土具有浓厚的汉文化特征的漆器；还是多个遗址墓地出土的鸡鸣枕；还是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都体现了中原传统在新疆的落地生根。同时，丛德新介绍了几处最新的遗址发掘情况，如唐代庭州治下的蒲类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线。“这些都表明中央政权的管理犹如毛细血管，直达绿洲深处。”

如果用几个鲜明的特点归纳新疆古代文化演进之路，丛德新认为，应该从交流、交往、交融这三个角度去认识。他进一步解释，交流包括了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样态的形成，从历史的连续性方面来认识、来理解；交往则包含了发展历史长河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程，是一个包容的历史取向；交融则代表了文化绵绵不绝的新因素和新文化，这是历史发展的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