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强调先行先试，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一条基本经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其中不少就来源于国内部分地区的先行探索。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我们既要有敢于先行先试的勇气，也要有从先行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的智慧。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思想周刊》即日起推出《问道改革先行地》系列报道，实地探访改革关键单位、关键人，追问和思考先行地区的改革之道。《问道改革先行地》第一季，探访《决定》“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涉及5项改革措施的先行地区，敬请垂注。

 

三中全会要求

鼓励和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

浙江探索

探索科技成果“先用后转”模式

 

川观智库调研组

川观智库调研组查阅资料时发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全国就已经有不少契合“鼓励和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要求的探索实践。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江苏省、广东省、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四川省部分地区都有探索。

其中，浙江省走在了最前列。不仅因为该省2021年起就率先在探索科技成果由企业先免费使用、后付费转化的“先用后转”模式（简称“先用后转”），更重要的是截至今年6月，当地共有5500多项科技成果以该方式转化，累计免费试用1355次——这两个数字领跑全国，且和多数省市拉开了数十倍乃至更大差距。

应用案例如此之多，已经不能只靠“起步早”来解释。抓好新模式的落地实施，浙江究竟做对了什么？有哪些可借鉴的思路和方法？调研组近日飞赴浙江进行实地调查。

 

Part.1

两个关键：要解决成果“不好用”、企业“不想用”

不能简单“照搬”浙江文件，关键还是要解决好背后的“两不”问题

为什么浙江能有那么多应用案例？

浙江省科技厅成果转化处负责人向调研组介绍了当地初步建立的“135”先用后转体系（简称“先用后转”体系）——“1” 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一个支撑平台”，“目前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淘宝端已上线，可以在淘宝APP上在线查询和买卖科技成果”；“3”是龙头企业、高校院所和地方政府等主导构建运营“三类成果池”；“5”是法律法规、地方标准、保险产品、信用保障、规范合同“五大配套机制”。

然而调研组注意到，上述做法已被大量公开报道和学习。同样探索“先用后转”的四川省内某地级市科技局负责人告诉调研组，虽然没去浙江实地探访，但仔细研读过浙江相关报道和文件，该市连当地《科技成果先用后转模式操作指引》都是基于“浙江模板”撰写。但现实是，复制推广半年有余，应用案例只有个位数。

为什么“照搬”效果不尽人意？按理说，科技成果供需双方应该都能从中获益——对企业而言，免费试用可以了解科技成果真实价值、降低转化风险；对科研工作者而言，允许试用增加了企业付费转化的可能性。针对应用案例不多，这位负责人坦言内部有过分析，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成果“不好用”，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不足。由于相关成果价值不够高、征集范围不够广，企业对当地政府部门牵头征集并发布的科技成果看不上、用不上，也就谈不上“先用后转”。二是企业“不想用”，当地企业创新动力不足。“本地小企业多、‘保生存’意识强、创新动力弱，对投钱搞研发十分谨慎。”

调研组在浙江调研时发现，同样问题也被当地人反复提及。“先用后转”探索始于浙江省内山区26县，旨在推动科技资源要素向欠发达地区和中小微企业“下沉”。而山区县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企业家投入研发动力普遍不足。有研究机构负责人告诉调研组，当地企业家“一提研发就说缺钱，一说买车都几百万”。此外当地高质量科技成果同样“稀缺”。多位受访者都提到有转化价值的科技成果偏少、拿来就能用的更少。对此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特聘副教授聂力兵告诉调研组，上述现象并不奇怪，“先用后转”主要就是针对“不那么大的企业”和“不那么好的科技成果”——最好技术往往不需要“先用后转”，它们会被市场主动争抢和转化；大型企业往往也不需要“先用后转”，而会选择自行研发或直接购买。上述情况的存在，就意味着成果“不好用”、企业“不想用”是“先用后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带着问题，调研组进一步采访了浙江杭州市、丽水市缙云县和龙泉市、金华市武义县相关各方，得出一个观点：浙江能有那么多应用案例，是在“先用后转”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可行办法。

 

Part.2

可行办法：来自一线的“成果定制模式”

通过定向研发和合作调试解决成果“不好用”的问题；通过减少风险和明确收益来解决企业“不想用”的问题

根据一线反馈，其中一个可行办法是“成果定制”加“先用后转”。

所谓“成果定制”，是指如果现有科技成果难以满足企业需要，那就由政府支持研究机构为其“定制”成果，再“先用后转”给企业使用。调研组采访到的6组应用案例中，有3组都采用了这一做法。以武义县为例，县政府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共同在当地成立了武义智能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简称研究院），围绕当地产业共性技术问题进行定向研发。

从企业角度看，采用该办法后一方面可以通过定向研发和合作调试，解决成果“不好用”的问题。金华市聚杰电器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陈伟告诉调研组，此前当地电动工具企业的装配车间基本靠人工，市面上也找不到相关自动化解决方案。研究院知道后进行了定向研发，将研发成果以角磨机自动装配生产线的形式交给企业免费试用。综合陈伟和企业工程师郭军、研究院工程师孙懂的介绍，成果到工厂时已经具备基本功能，但尚未与规模化生产进行磨合调试，“比如物料一致性问题，在实验室生产100个可能根本遇不到，但工厂生产1万个就会遇到，生产设备就可能因此被卡住。”为此研究院派2人常驻工厂，和企业工程师一起进行调试。另一方面，通过减少风险和明确收益来解决企业“不想用”的问题。上述调试始于今年7月，预计11月可正式交付生产。根据“先用后转”规则，在此过程中企业的所有投入只包括少量物料、5位员工约4个月时间投入等，估值十余万元，风险可控。而一旦研发成功，企业收益是装配环节减少近40%人力投入，预估两年内可回收所有投入成本。

调研组随后采访了武义县科技局局长陈海林、研究院院长杨敬辉，进一步了解到操作层面的更多关键点：一是要让研究院“有动力”，当地县政府会给研究院提供每年500万元的运营经费，但这笔经费不能完全覆盖研究院日常支出，且从第四年起逐渐减少，到第七年归零，由此倒逼研究院向市场要订单、通过成果转化挣钱。至于针对企业共性需求的研发投入，当地政府会以项目形式提供经费（上述自动装配生产线案例为三年1200万元），承担研发风险同时，激励研究院做定向研究。二是要让研究院“有能力”，探索“常设团队、常驻当地、链接高校”。研究院有约50人的技术团队常驻当地，一旦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则通过高校背景用横向课题或专家费等方式链接高校资源。杨敬辉介绍她同时是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智能制造系主任，日常三分之二时间都在研究院。在她看来需要通过沉在一线来和企业建立互信，进而了解其真实技术需求，这对于推动“先用后转”至关重要。

无论是否有“成果定制”环节，调研组发现受访的6个应用案例都有个共性特点——科研人员或多或少都和企业一起进行过后续研发。多位受访者提到，这是浙江探索取得实效的一个重要举措。不同于部分省市将科技成果交给企业试用后就“放手不管”，浙江的“先用后转”是让最熟悉成果的科研人员“不放手”，和企业共同推动成果价值落地，从而大幅提高“先用后转”成功率。

 

Part.3

下步方向：致力于解决“破圈”的4个问题

进一步提高成果池的吸引力；更精准做好供需匹配；更好实现权益保障和风险减量；进一步做好宣传推广

除上述模式外，浙江“先用后转”体系中还有众多举措致力于解决成果“不好用”、企业“不想用”问题。

根据一线反馈情况，其中多数都起到了作用。如政府推出的规范合同能帮助交易双方明确约定各自权利义务，规避交易风险。但调研组在走访中也发现，仍有部分举措在一线“遇冷”。如由政府牵头建设公益性的成果池，其本意是尽可能搜集汇聚高质量科技成果、方便中小微企业查询。但受访6组应用案例中，仅1组案例涉及的企业——浙江畅尔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胡春美表示，使用过上述途径进行查询。又如“先用后转”保险产品，太平科技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非车险部负责人告诉调研组，截至8月底浙江省相关保险产品销售数量为“个位数”。

为什么会“遇冷”？调研组采访后得知，直接原因是参与各方主要靠“熟人圈子”。受访6组应用案例中，所有企业均表示表示“先用后转”前就已经和相关高校人员熟识——在此情况下，通常不用借第三方平台来互相了解、也不会选择购买保险来提防侵权。浙江大学教授、龙泉产业创新研究院院长熊树生表示已推动8项专利在龙泉市转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当地挂职十余年，曾任该市副市长，和当地企业家熟悉且彼此信任。

“先用后转”为何依赖“熟人圈子”？综合受访者观点，其中既有前述中小微企业对创新的谨慎态度等客观原因，也有工作上的主观原因。与此同时受访者普遍认为，要进一步扩大“先用后转”应用范围就必须“破圈”。有受访者进提到“先用后转”不只为促成转化交易，更重要的是促使中小微企业和科研团队去接触、去探索更多产学研合作的可能。

浙江各地也在积极探索“破圈”之道。聂力兵提到他在浙江省内调研期间得知，各地目前思考最多的4个问题是：第一，怎么进一步提高成果池的吸引力？对于和学者不熟又缺乏信息渠道的多数中小微企业来说，想尝试“先用后转”就要依靠高质量的成果池。为此高质量成果池不能太大太泛，而要聚焦本地产业需求。目前成果筛选工作主要靠国资背景机构，下一步努力方向是引入行业专家。第二，怎么更精准做好供需匹配？这背后重难点在高质量中介机构的引入和构建。第三，怎么更好实现权益保障和风险减量？当前“先用后转”保险险种较少，下一步重点在基于市场真实需求去引导保险产品创新。第四，怎么进一步做好宣传推广？目前采取宣讲会、宣传视频等方式，但效果不够好，“宣传手册就100多页，没人看。”此外多位受访者也提到“先用后转”是成果转化体系中的一环，其顺利推进需要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建设等一系列工作配套。

调研组离开浙江前，听说当地在模式创新上有了新进展——由龙头企业主导的应用模式很快将进入实践。试点企业超威电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办副总监陈幸表示，目前已有初步方案和潜在合作伙伴。当地主管部门介绍该模式将探索由链主企业去牵头建立行业成果池，去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践“先用后转”，“初期一定要政府强力推动，往后更多还是靠建立市场机制。”

执笔：川观智库研究员　熊筱伟　罗韬

设计：周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