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瑛

在成都这片丰饶的文化土壤上，乡土文学犹如一条蜿蜒流淌的河流，从李劼人长篇小说《死水微澜》的深刻社会剖析，到周克芹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家族叙事，再到阿来长篇小说《机村史诗》的斑斓画卷与贺享雍“乡村志”系列的地方志书写，成都乡土文学不仅映照了这片土地的历史轨迹与社会变迁，更深刻揭示了乡村人民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世界，展现出文学的深刻洞察与人文关怀。近3年来，成都乡土文学的创作在赓续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新的艺术魅力，展现出更为多元的创作风貌。

作家们将日常经验美学与宏大史诗美学相融合，将地方性叙事与普遍性主题相结合，于细微处显时代精神。如罗伟章的长篇小说《谁在敲门》通过许氏家族几代人的故事，深刻揭示了中国乡土社会近几十年的深刻裂变与家庭伦理的变迁，以其庞大的体量、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深邃的主题思考，被誉为具有史诗品格的“大河小说”。杜阳林的长篇小说《惊蛰》则聚焦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偏远乡村，通过主人公凌云青的成长经历，生动展现了乡村社会的复杂人际关系和生存状态，揭示了乡土生存困境及其精神格局在外部历史变动中的突破过程。在其续集《立秋》中，凌云青从农村青年成长为城市创业者的个人成长轨迹，生动映射出中国社会在城乡层面广泛而深远的变革历程。马平的长篇小说《塞影记》跨越百年，以双线叙事手法，将主人公雷高汉的过往与现代叙述者“我”的探访交织，形成了一种“戏台”效果，让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不仅讲述了个体的悲欢离合，而且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百年沧桑巨变，展现了四川人的仁义情怀和担当精神，被认为是近年来书写蜀地百年历史的长篇力作。

成都乡土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呈现别具一格。方言俚语的巧妙运用，地方风俗、民情的细腻描绘，无不使作品洋溢着浓郁的巴蜀风情，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如《塞影记》将川剧的叙事方式与小说创作相结合，将川剧的人物、情节和声腔作为串联小说情节的引线，并运用了川剧的台词和表演形式，使得小说语言具有了一种诗意和幽默的独特韵味。《谁在敲门》语言鲜活，运用了大量的川东方言，深化了作品的文化深度，使读者得以沉浸于作品所构建的独特的地域文化氛围之中。

人物心理的细致描写，是成都乡土文学作品的另一重要特色。作家们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的情感与思想，展现他们在生活困境中的心理变化和情感波动。如宁不远的小说《米莲分》讲述了乡村女性米莲分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人生经历，展现了女性对自我的探索和对生活的深刻理解。

同时，成都乡土文学作品在书写人物心理的艺术手法上不断创新，形成了多样化的叙事风格和表现手法，丰富了乡土文学的艺术呈现，如罗伟章长篇小说《隐秘史》的叙事风格融合了惊悚悬疑手法，通过夸张、扭曲的现实描写，展现了普通人日常生活之下的心灵秘史，探索了人性深处的平庸之恶和难言之苦。小说通过桂平昌的故事，将数十年的岁月和逐渐荒芜的村庄融入人物内心，把一个简单的事件变成时代浪潮中的生动剪影，使得作品摇曳多姿、深刻隽永。

成都乡土文学的创作，一贯秉承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深植于对现实社会生活与人物命运的真切描绘，同时不断拓展其艺术表现的疆域，充实其美学内涵。作家们以细腻而详实的笔触，勾勒出农民的生活状态与内心世界，展现出一种开放而包容的现实主义美学风貌。

在探索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变迁、乡村振兴等广泛主题的过程中，成都乡土文学作品揭示了农村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面貌和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例如，章泥的长篇小说《予君一片叶》依托于浙江省安吉县黄杜村向四川青川捐赠“白叶一号”茶苗并进行技术帮扶的真实事件，深情地叙述了浙江茶叶科技特派员岑子兴一家三代与四川青川人民命运相连的故事，通过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东西部协作的深情厚谊。罗伟章的长篇报告文学《下庄村的道路》则基于深入的考察与调研，讲述了农村脱贫的动人故事，展现了人民的奋斗精神。卢树盈的《箭塔村故事集》深植于农村生活，挖掘并传承了濒临失传的民间故事，同时通过新故事展现了新农村建设的繁荣景象。

此外，成都乡土文学作品在细节刻画上同样表现出色，作家们精心雕琢和生动描绘生活细节，增添了情节的层次，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艺术表现力，进一步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总体而言，成都乡土文学创作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更在不断创新中焕发活力。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作家们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新的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法，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读者的期待。近年来的作品深刻反映出农村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变迁，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充满生机与挑战的变化中的乡土世界。成都乡土文学的创作，充裕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宝库，不仅是对乡村生活的描绘，更是对民族精神的挖掘与展现。作家们展现了乡村的美丽与哀愁，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复杂与变迁，同时也传递了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观和时代气质，为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副教授、四川省影协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