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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在线记者 马逸珂 摄影报道

“没想到还能再回来一趟！”6月10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黑虎羌寨一段陡峭悬崖边，72岁的王明珂一边眺望远处的崇山峻岭，一边翻找存在手机里的旧照片对比，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30年前，王明珂首次以学者身份踏入四川，从岷江上游地区羌族传统村寨入手，开启了一段漫长的青藏高原东缘历史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30年后，借一场研学提供的契机，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跟随王明珂“故地重游”，在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川西大地，倾听这位在海峡两岸学界以“边缘视角反思文明中心”著称的历史人类学家回顾多年“寻羌”的收获与思考。

1952年，王明珂在台湾高雄凤山一处名为“黄埔新村”的眷村出生。父亲老家在湖北，曾是抗日名将孙立人麾下的中国远征军军官，母亲则是台湾人。直到20岁当兵入伍，王明珂都没怎么离开过眷村这片与台湾地方社群相对疏离的“小社会”。特别的成长环境与家庭背景，不仅成为王明珂日后研究族群问题尤其是关注边缘族群的滥觞，更为他在内心种下了“摆脱传统束缚”的种子。

1974年，服完兵役的王明珂重新捡起荒废已久的学业，经过半年多的刻苦复习，成功考入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不甘于只做中学老师的他来年又考回台师大继续读硕士，正式走上了学术道路。

很快，王明珂受到台湾边疆民族史学者管东贵青睐，并在其影响下，以中国古代羌人相关问题为切入点，逐渐对“羌”产生了浓厚学术兴趣。

学习积累中，王明珂意识到，虽然“羌”早已受到学界注意，但之前更多被视为历史人群，鲜有学者真正关注“现实中的羌”。

“‘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个问题长期萦绕在王明珂心中而不得解，以至于在硕士毕业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王明珂都感觉研究压力与挫败感很大。于是，1987年，已经35岁的王明珂毅然决定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并最终用5年时间取得东亚系博士学位。这期间，虽然研究主课题依然是“羌”，但与在中国台湾求学时专攻历史文献不同，王明珂在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等具有人类学、考古学背景的学者指导下，大量选修人类学课程，同时研读有关社会记忆的理论著作，并尝试将其用于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中。

王明珂

“如果仅看历史文献，不难得出论断——‘羌’只是古代自居正统的中原政权对西部边陲不同文化、政治人群的指称，而并非这些群体本身的共有自发性认同。”王明珂说，“但在当代现实中，确确实实在四川西部一带生活着不少被官方识别为也自认为是‘羌族’的少数民族群体。对此，又应该如何解释？”

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考，1994年，王明珂来到四川，以岷江上游崇山峻岭间一个个离散的羌族聚居点为切入口，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开始了对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带村寨人群的研究。

彼时，来自西方的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潮在学术界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非常盛行。“第一次来这边，待了两三天，我就从几位羌族老人口中得知，他们小时候并没有‘羌族’的概念，也不知道‘羌族’具体是怎么回事，只有基于一村一寨间小范围的所谓‘尔玛’认同。”王明珂回忆，仅凭最初那几天的所见所闻，写出一篇迎合当时风气的所谓“解构中国少数民族”的文章并非难事。“但这太简单而无意义，也无法真正解答我的困惑——我想弄清楚，当地人在没被官方识别为羌族之前，其认同与社会记忆是什么？同时，又基于怎样的历史记忆，让他们后来被划为‘羌族’？其间，当地的人类生态变迁又是如何？”

弄清上述问题，花了王明珂足足10年的时光。

若依一般人类学的田野方法，只需选定一个“典型”的羌族村寨，花两三年的时间进行蹲点考察，就能在此基础上进行羌族民族志书写，勾勒出典范的羌族社会文化。然而，经过初期的接触，在与硕士博士期间作为研究主题的“羌”真正产生现实交集后，王明珂愈发意识到羌族在语言文化乃至认同上的复杂性，以至于要有所收获，不仅田野工作时间要拉长，田野调查方式也必须作出改变。

于是，从1994年到2003年间，王明珂在川西羌族地区采用了一种多点、移动的田野调查方式——没有固定的蹲点点位，且一般一次在某个羌族村寨的停留时间只有几天，最多不超过一周。“虽然如此一来要多花很多精力与成本，但也更有助于我们获得多元的历史文化记忆、探寻‘表相’差异，进而认识偏见，在多点比较中找到‘共性’，最终接近真实的‘本相’与意义。”

在王明珂给记者展示的一幅川西北地区羌族村寨分布简图上，几十个被特别标记的小绿点星罗棋布，每个点位背后都浓缩着一段他当年翻山越岭的故事。

“长途跋涉是家常便饭。基本上每一个田野调查点，我都去了至少两三次。”王明珂直言，对于当时已迈入不惑之年的自己，爬山调查的过程实属一大挑战。“当年交通条件远远赶不上现在，很多地方都是土路，我们进沟调查，骑马、爬山，天气忽晴忽雨，很容易感冒。记得去过海拔最高的三龙沟高山羌寨，还在半山上羌族老乡的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再接着往上爬。”

长时间的接触，不仅让王明珂学会了地道的四川话，更让他与羌族群众建立起了深厚感情。羌族儿女的热情豪爽，他至今记忆犹新。“大家视我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感觉我来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情，尽可能地满足要求、热情招待。”王明珂回忆，老乡们拿出自家风干的猪膘等特色山货来招待他，毫不吝惜，“更别提和大家一起抽烟、喝咂酒了。”

“在这边，要做好田野调查，就得成为一个‘撇脱’的人，和当地人打成一片。”王明珂介绍，人类学研究中有一个“informant（报道人）”的概念，即在田野调查中帮助调查者了解当地文化的当地人，但自己从来不喜欢用这个词去指称在这里认识的羌族朋友。“我和他们是朋友！”田野调查结束多年来，只要一有机会，王明珂就会回四川看看老朋友。

王明珂参加羌族喝咂酒仪式

十年“寻羌”，王明珂不仅对川西岷江上游地区羌族社会的历史地理、生产生活、信仰认同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梳理与系统研究，他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四川其他少数民族，并先后赴凉山彝族地区和甘孜丹巴等川内涉藏地区继续开展田野调查研究。其间，《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等专著相继出版，这些他基于独具一格理论思辨与长期田野调查的成果，迅速得到历史学界、人类学界乃至学术圈外的重视与热烈讨论。

其中，王明珂对《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特别有感情。这部凝聚他十年“寻羌”心血的力作，不仅全面而生动地呈现了羌族在社会、历史、文化各方面的驳杂特性，更通过“化陌生为熟悉”进而“视熟悉为陌生”，以反思大众一向熟悉且不怀疑的“典范知识”。比如，为人们在当代民族认识方面，于“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之外提出一些新的诠释。

“田野调查中，当问及羌族的‘过去’，经常听到不同村寨讲述着明显遵循同一种历史叙事规律的故事——从前当地没人住，后来有几兄弟来到这里，各建寨子、繁衍子孙，现在的人就是这几兄弟的后代……我称这种历史叙事文化为‘弟兄祖先历史心性’，这其实反映了当地特定的人类生态——各族群既合作又彼此区分、对抗的人类生态，以及其间的男性中心主义。”在王明珂看来，这些文化是羌族历史文化资源中非常值得关注的部分之一，可用以思考今日中国各民族何以互称“兄弟民族”。

王明珂也愈发认识到他在羌族地区田野调查中所见现象的宏观意义，包括后续出版的《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景》，一直到他近年来对人类原初社群及其历史变迁等主题的思考，依然是《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延伸性研究。

王明珂“寻羌”的成果更体现在思想认识上——通过长期在田野调查中的不断积累，王明珂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过去与现在也有了更多思考。他表示，从羌族的例子可以看到，相比以往，如今的少数民族多么为自己的民族文化与认同感到骄傲与自豪。“我们是羌族、我们是中华民族、我们是中国人……”王明珂表示，民族认同切不可轻言“解构”，但同时也应有所“反思”，需要重新去审视认同变迁背后反映的时代变迁。“如此一来，我们才能更加明白今天的珍贵，同时更能正视其不足之处，进而为中华民族找到更好的未来。”

记者：您选择在岷江上游羌族村寨地区为代表的青藏高原东缘地带开展长期田野调查，能否从边缘研究的角度谈谈羌族及这一带的重要性？

王明珂：历史上的“羌”，虽然常被中原王朝视为“化外之民”，但仍认为与中原华夏间存在密切关系；即便到了清末，如“排满”的章太炎等也认为羌族属“中夏之族”，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融入华夏，且与近代中国西部地区诸多族群颇有渊源。

汉文化观念中的“氐羌”，与藏文化观念中的“朵康”，都指向了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族群与地域，也就是如今的羌族、藏族及其聚居的西部地区。这说明汉藏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于彼此有一重叠且无法分割的共同“边缘”。

其实，很多在这边做语言学调查、人类遗传基因调查、社会文化调查的学者都知道，由于地理上的孤立与生存资源竞争激烈，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一带的人类多样性非常丰富，存在着许多拥有不同的语言、文化、基因、社会形态的人群“孤岛”。在这里开展跨学科的田野调查研究，还有助于我们解答一些宏大问题，比如探讨中国史前文明如何从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所言的“满天星斗”过渡到“月明星稀”，思考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探寻人类社会如何从“原初社群”进入所谓文明。

我希望通过我的研究，建立一种历史学和人类学知识，让今日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对自身及其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进而对当下有更深入的认识，因而对更好的未来有期许与规划。

记者：相比传统人类学的蹲点田野，您在羌族地区的田野调查却采用一种多点、移动的方式进行。为何如此选择？

王明珂：自1994年我第一次踏入岷江上游的羌族地区，至今已经30年。当年之所以采取多点、移动的田野调查方式，不仅是因为这样做能尽可能避免长时间造访给主人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更在于这种调查方式能适用于不同地区羌族在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特点——

虽然经过民族识别，大家都成了“羌族”，但隔一个寨、一条沟、一座山，具体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比如这个村寨的羌族社会受汉人影响大，那个村寨的羌族社会中又有许多藏文化元素……如果按照传统的人类学蹲点田野模式，找一两个所谓“典范”的羌族村寨开展调查，搜集到的资料就完全无法涵盖羌族文化的多元性。

多点、移动田野调查，并非由一个点来深入认识整体社会，而是通过从多个田野点的比较中探寻其间的“共性”与“差异”，并思考这些“共性”与“差异”所反映的社会情境，个人在其间的处境、情感与行动抉择，以及它们如何巩固或改变社会现实情境。因此，我不仅移动于不同的田野点，在同一田野点，我的调查也移动于不同世代、性别、职业、教育背景等的个体之间。

记者：人类学研究必然涉及理论与田野两方面工作，您认为应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关系？

王明珂：人类学的要旨不只是了解人类社会的多元性，也是借此认识自身所处的社会。因此在人类学研究中，基本的民族志资料阅读与搜集是最重要的。

人类社会是非常复杂的，相关理论只是引导我们思考的工具，它本身不是最后的目的。就好比你在读一本书时，遇到高深理论就应该想一想，能不能用自己的田野或生活经验来解释；如果不行的话，就表示没有读懂。有段时间我参加学生的毕业答辩，常常从他们的论文中挑一两句最漂亮的理论性文句考学生：“你们田野调查做完了，博士论文也完成了，现在能不能把这几句话用自己做田野的实际经验解释一下？”然而，并没有多少人能顺利讲出来，这就成了“理论是理论，田野是田野”。

每一代学者所做的民族资料收集工作都非常重要，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黎光明等人在川西考察留下的记录，以及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官方开展民族识别工作汇编的民族调查丛书，乃至地方民间学者基于兴趣收集记录的民族文史数据，这些都非常宝贵，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更是为了后来的研究。基于此，我曾将一个研究型计划变成资料收集计划，用相关经费支持多位中国大陆研究生展开青藏高原东缘的田野调查，把相关资料收集起来、保存好。后来，我还与北京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等高校谈过，计划这两年建一个关于青藏高原东缘各民族社会文化的网站储存数据，既保存、展示了相关民族文化，又能让大家做研究时利用。

记者：作为历史人类学家，您对“族群”“民族”这些概念怎么看？应如何把握相关理论，进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王明珂：过去许多学者在界定“民族”上深受民族“实体论”影响，认为一民族由该人群客观的体质、语言、文化特征所界定；近30多年来，又有学者基于“想象的共同体”等西方解构性理论，认为民族是“近代建构的产物”，即民族“近代建构论”观点。我认为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模式都有所缺失。

我不同意在民族、族群认同研究领域中的解构性研究。相关观点往往过于强调民族、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等是近代以来“想象”与建构的产物，从而忽略了其在这之前更长时期中的历史文化基础，这种近代主义（modernism）倾向，割裂了过去，认为什么都来自近代建构。我认为，我们得承认近代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更要注意这些“变化”是在各地固有的社会文化、历史记忆基础上发生的，并非完全受到外来因素影响。更何况，过分强调解构，只会加剧人们各据自身政治文化立场而相互解构、加剧对立，实无益于不同文明间相互了解。

至于凝聚社群或民族认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其对应的人类生态。相较于过去的某些偏见，今日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当然是较好的人类生态，是值得肯定的巨大进步。

记者：从少数民族发展角度，您对民族文化传承有何建言？

王明珂：我认为，民族文化传承可以从人类生态角度思考。人类生态具有整体性，包括环境、生计、社会、文化这四项密不可分且环环相扣的要素。其中，“文化”泛指人们为巩固和延续本地人类生态所建构的社会典范。而如民族服饰、仪式等某一特定文化所造成的景象，则是文化表征，其践行又能强化人类生态本相。

以羌族为例，我们都知道以前羌族社会有山神崇拜的传统，每个村寨都有各自的山神；邻近的几个村寨，在各自山神之上，还有共同崇拜的、更大的山神……这种文化其实反映了当时的人类生态——在资源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不同人群各守自己的地盘，通过“你们祭你们的山神，我们祭我们的山神”，不知不觉间强调了“你有你的地盘，我有我的地盘”，同时必要时又相互帮助，是一种既有区分又有合作的人类生态。如今，当地的人类生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村寨地盘界线难以被尊重及维持，因而山神崇拜自然也就慢慢消失了。原来的文化是过去当地人类生态的一部分，那么随着那种人类生态成为过去，自然不需要鼓励现在的羌族在如今的日常生活中给予实践，只需将其作为过去的记忆，加以搜集、整理、研究，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今日是由什么样的过去演变而来。

对少数民族而言，我们应当鼓励其认识自身的文化，进而了解其现实意义，但不宜鼓励他们实践一些已经不符合当下人类生态的所谓“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