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虎学  　韩记康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国家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中，“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不仅为推动文化繁荣指明科学路径，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辟广阔前景，而且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是新时代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富有鲜明而强烈的时代性。

契合文化发展的时代诉求

任何理论的产生、发展，都源自于人类社会和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透过文化建设表象对文化建设本质进行深入把握与科学总结的结果呈现，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反映出新时代中华文化发展的基本诉求。

诞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理论，都集中反映着特定时代的精神风貌。从周秦汉唐到宋元明清，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创造出灿烂文化，留下极为丰富的精神遗产和宝贵的思想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古代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为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然而，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容已不能满足时代发展要求，而如何对待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都必须直接面对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准确把握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契合文化发展的时代诉求等，都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指引。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习近平文化思想应运而生。有别于对待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方法和根本路径。其中，创造性转化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而创新性发展则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二者相辅相成、相互统一。相关论述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引，也为中华文明的赓续和传承提供了方法论原则。因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契合了文化发展的时代诉求。

回答文化发展的时代之问

适应时代发展、回答时代之问，以文化理论创新推动建设新时代的新文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时代逻辑。文化发展会受时代的影响，文化理论也是如此，对重大时代课题的回应，是文化理论创新的永恒主题和关键所在。当前，伴随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以及由此带来的急速社会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对围绕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解答，深刻回应了文化发展的时代之问。

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把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作为其核心要旨，回答了何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领导力量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思想文化建设提升到关乎民族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自觉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并突出强调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唯有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才能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根本保证，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根本原则，回答了以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问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党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立破并举、激浊扬清，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一“根本制度”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一如既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决心。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思想文化互相交织，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确保我国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第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以满足人民需要作为新时代我国文化发展的价值旨归，回答了为何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突出表现为文化发展的相对不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而关于应当创作什么样的文艺作品以及如何创作文艺作品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答案：“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可见，新时代我国文化发展致力于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引领文化发展的时代走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辨证关系表明，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最终目的和动力就是为了满足需要，这种需要不仅包括物质需要，还包括精神需要。在不同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出不同的思想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同时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离不开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纵观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无论夏、商、周青铜器时期，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文化盛世，亦或是近现代我们对新民主主义的呼唤，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其关键就在于有先进的思想文化为指引。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思考和回答新时代我国文化发展课题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推动新时代我国文化发展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对文化发展的走向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这种引领作用一方面表现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辟广阔前景。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现代国家必须具有现代文明，民族复兴必然伴随文明复兴。作为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另一方面表现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种风险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在这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节点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面对不同文明形态并存的现实境遇，面对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相互交融、相互碰撞的阶段性特征，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和全盘西化论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为中国文化建设谋篇布局的同时，也将视野扩展至全球，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蕴含着深化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智慧，展现出广阔的全球视野和深厚的人类情怀，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