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雪华 嘉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四川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诞生的巴蜀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篇章。巴蜀文化在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形成过程中,贡献了自身的力量。
巴蜀,作为历史地理概念,主要对应现今四川省与重庆市,其文化影响范围亦扩展至周边区域。而巴蜀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历经数千年交流融合、兼容并蓄的复杂过程。在战国时期以前,巴文化与蜀文化作为两个独立的文化体系,分别在各自地理区域内发展,但在长期的交流融合中相互影响、渗透,使得巴文化与蜀文化逐渐融合发展。
悠悠历史长河中,巴蜀地区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三星堆、金沙遗址等重大考古发现,不仅揭示巴蜀先民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和独特的艺术审美,也展示了他们与中原及周边地区在文化领域广泛交流的成果。秦汉时期,巴蜀文化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其不仅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上取得显著成就,还在艺术、科技等多个领域绽放异彩。此后,巴蜀文化历经多个朝代的洗礼,不断融合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自己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巴蜀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共性高度契合,是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缩影。
源远流长,薪火相传
突出的连续性意味着文明一脉相承、未曾断裂。而巴蜀文化的连续性体现着深厚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巴蜀文化的发展历程波澜壮阔,源远流长,充分展现其连续性的特点。早在先秦时期,巴蜀文化便已与中原、齐鲁等并列为中国七大文化区。秦并巴蜀后,为巴蜀地区和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打开了大门,使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大量传入;唐宋时期,巴蜀文化迎来文学上的繁荣发展,群贤毕集,杜甫、高适、刘禹锡、陆游等纷纷在此留下文学佳作;元明清时期,巴蜀地区的文化更加贴近民众生活,川剧、茶文化、书院教育等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不断涌现;近代以来,巴蜀文化经历现代化转型过程,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现代社会的变革,积极吸收新的思想和观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逐渐走出一条具有中国气派、独具巴蜀风格特色的巴蜀文化建设道路。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巴蜀文化同样具有创新性,巴蜀儿女对新生事物勇于探索与接受。
经济贸易方面,巴蜀儿女打破陈规,积极探索。古蜀人开创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让成都与洛阳、长安一起跻身世界最大城市行列;北宋时期,由于经济发展需要,成都开始使用“交子”代替铁钱,由此开启世界纸币时代。
科学技术探索方面,巴蜀儿女勇立潮头,争先竞好。战国时期,李冰父子敢为人先,修筑都江堰,为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古蜀文化的青铜冶炼、造纸术、篆刻技艺等均显示出古蜀人卓越的创新能力。
文艺创新方面,巴蜀儿女守正不守旧,历史上巴蜀文人大显创新之姿。司马相如所作的《天子游猎赋》成为最具有代表性的赋体文学创作;陈子昂作为唐朝文风改革第一人,提倡汉魏风骨,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李白的诗实现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将唐诗推向高峰;苏东坡勇敢突破对词的传统认知,带着北宋诗文进行了一场革新运动……此外,在农业、建筑、艺术等多个领域,巴蜀人民也都表现出不俗的创新精神。
同源共流,一脉相承
巴蜀文化经过与中原文化长时间的交往交融,逐渐汇流融合于中华文明中,体现其与中华文化同源共流,遐迩一体。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指出,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叫得响的,展现了四千多年前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从考古学家研究判定,可发现三星堆的玉琮、玉璋、铜罍等青铜器深受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殷商文化的影响,三星堆与中原文明及长江中下游文明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紧密相连的关系,这些珍贵的器物正是中华文明多元性融合历程的见证者与记录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巴蜀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长期以来都是维护国家统一的积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巴蜀地区的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外敌、建设家园,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民族情感,为民族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
巴蜀文化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不仅表现在与不同文化的交往交流中,还体现在兼容并包的治学风格中。
环境与文化相交融,造就巴蜀人民既独立又开放的历史个性。在历史的演进中,城市工商业及文化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让巴蜀文化在静态农耕与动态城市文化的交织中,展现出跨越地理界限的力量。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便是巴蜀文化开放包容的见证,它让巴蜀与欧亚大陆的联系变得密切,展现了巴蜀人民开放包容的智慧。考古发现,中原铜樽、印度洋海贝、中亚铜面具流入巴蜀的同时,巴蜀的磁器、铜器等技艺也通过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外传到夜郎、昆明夷、南诏等地,极大促进了技艺传播与创新。
历史上,巴蜀地区经历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潮,移民带来各自的文化基因,为巴蜀文化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古蜀文化、秦陇文化、中原文化、湖广文化以及西南夷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在巴蜀大地交融汇聚,形成独具魅力的巴蜀文化,展现了多元一体的文化风貌。
在学术和文献领域,巴蜀文化同样展现出博采众长的包容性。唐宋时期,巴蜀地区成为重要的中国文化交流中心,宋代理学名家张栻、朱熹等人曾到访巴蜀,讲学授徒,促进巴蜀地区的理学发展;唐代大诗人杜甫晚年流寓巴蜀,创作大量著名的诗篇,丰富了巴蜀诗篇的创作;宋代爱国诗人陆游曾多次到访巴蜀,写下《剑南诗稿》等作品,反映了巴蜀地区的民风民俗。各地文人汇集一堂,充分绽放其多彩人文之韵。
热爱和平,奋勇当先
巴蜀人民自古就有对和平的美好向往与憧憬。从众多文人墨客的诗词中能体会这一点,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中曾描绘“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杜甫失意之际初到成都便感叹,“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这些描绘刻画了成都和平安逸舒适的环境。这种和平性为巴蜀儿女在这一地区长期和平共处提供了深刻的文化底蕴和支持。
巴蜀人民始终是和平的建设者,自古以来就反对分裂和割据,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作出重要贡献。秦时,巴蜀人民积极为秦的统一大业作出贡献。巴蜀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大量的人力资源,取之不尽的粮食、蜀锦、井盐和其他军用物资,有力地支持了秦的统一大业。宋人郭允蹈在《蜀鉴》一书中说:“秦并六国,自得蜀始。秦既取蜀取汉中,又取黔中,则断楚人之右臂,而楚之势孤矣。劫质怀王,操纵予夺,无不如意,于是灭六雄而一天下,岂偶然哉,由得蜀故也。”这是历史上对巴蜀在秦朝统一中的重大作用第一次作出的中肯评价。近现代以来,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巴蜀人民积极参战,成为物资、兵源的重要供应地,对抵御侵略、保卫和平发挥了关键作用。
巴蜀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例证,它以其独特的文化贡献,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增强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豪感。面向未来,巴蜀文化将继续作为连接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让世界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和欣赏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与辉煌成就。
(作者单位: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