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碚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前后比较，“守正创新”“系统集成”“协同配合”为新增内容。那么，针对当前经济形势，在经济工作的规划与推进过程中，新增的要求有什么考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议题和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性、对策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上，体现了年度经济工作的目标指向，同时也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宽广的视角和思维，应对复杂经济形势中的突出问题。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原因的深刻总结。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的重点要放在稳住经济运行上，确保增长、就业、物价不出现大的波动，确保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进”的重点要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上，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成效。“稳”和“进”要相互促进，经济社会平稳，才能为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创造稳定宏观环境；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创造良好预期。202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以进促稳”，这就明确了进行经济调节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取向。稳中求进要求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推动高质量发展；以进促稳，则是通过创新驱动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以“进”为动力夯实稳定基础。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充分肯定一年来所取得的成绩、社会信心有效提振、经济明显回升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因此，在看到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的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时，既要把握大势、坚定信心，又要正视困难、保持清醒。因而必须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上，有更大作为和更稳把控。
就宏观经济政策的总量调控而言，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基本手段。在财政政策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提高财政赤字率，确保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确定了加强对重点领域保障的财政支出、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等具体举措；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强财政与金融的配合，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
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并且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创新金融工具，发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作用。
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实质上是为应对国内需求不足和出口需求压力导致的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和群众就业增收压力，以积极的政策干预方式实施的宏观对冲政策和逆周期调节。总需求调节的政策目标主要着力于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同时，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即从内外两方面稳定和拓展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进而形成供求关系平衡，创造达成各项政策目标的基础条件。反之，各方面的经济成就和政策目标的达成，将进一步促进和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尤其是以稳健的经济增长来促进充分就业这一宏观经济调控根本目标的实现，就宏观经济而言，推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最有效方式。
总之，以保持“稳”和“进”的良性互动、相得益彰，来实现宏观经济的各项政策目标，这体现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期望的：明年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保持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这是年度宏观经济调控最具显示性的政策目标，是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是否良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是否满意，最受关注的统计指标。
改革开放已成为人民伟大实践的思想共识，形成不可抗拒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改革开放实践及市场经济制度安排，是中国实现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的根本保证和共识基础。数十年来，凡是遇到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以改革寻出路，向改革要动力。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并且以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来助力经济工作的目标达成。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不仅取得了巨大成就，且对改革牵引发展的方略也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更丰富的实践经验。“守正创新、先立后破”就是当前形势下的有效方略。这一方略要求，进行重大改革和创新突破，必须顺应大势，在复杂形势中保持定力，进行重大决策须把握分寸，不折腾、不莽撞、不偏执，强调先立后破，即在稳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逐步优化和淘汰旧机制。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经济已今非昔比，经济实力不可同日而语。当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探索，今天已成系统性的制度建构大业。世界正进入规则博弈的时代。中国的改革虽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教训，但本质上是没有先例的探索实践。我们要实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必须实行的市场经济，但那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实现现代化，但那是中国式现代化。所以，以改革牵引发展，以改革破解难题，必须坚持守正，尊重规律，稳妥实施，进而创新。为此，进行重大制度安排、政策调整，必须先立新规，再废止旧规。也就是说，重大经济活动不可无规、草率、失序。
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在关键时刻、重要节点，党中央及时研判形势、作出决策部署，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遵循规律，坚决服从党中央决策，是守正创新的要求，也体现先立后破，以确保在改革牵引发展进程中，做好利益权衡和理性抉择。
据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高质量完成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加强监管，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卡点堵点，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要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提质增效和扩大改革任务授权，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积极发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
进一步讲，守正创新，以改革牵引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利益博弈的过程。各利益攸关方的行为理性和选择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在改革发展中都应充分听取和得到关切，并以完备的表达、协商和决策程序予以保证。也就是说，经过充分的民主程序和听取各方的意见表达，立原则、立程序、立法规，替代旧规，实现新旧制度规则的顺利转换，并在政策调整中注重各方关照和关系协调，以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原则。这是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必须遵守的行为组织规则。中国的体制改革实际上就包含着这种组织规则的全社会认可和有效实行。简言之，守正创新，先立后破，就是合法创新，依法行为，规程有序。
市场经济运行机理既具有自发性，又具有建构性。自发性决定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不应违背，否则就会受其惩罚；建构性决定了市场经济运行必须有一定的规则秩序，表现为有理性谋利益的人的组织行为。因此，市场运行既是客观“经济现象”，又是人的“经济工作”。作为客观经济现象，必须尊重市场的客观规律；而作为经济工作，则必须将其作为系统工程来筹划和管理。而且，经济工作是社会性的组织行为，即不是单一的孤立系统，而是诸多非独立系统的并存。因此，将相关系统组合起来，集成后整体的各部分之间能彼此有机地、协调地工作，发挥整体效益，才是有效经济工作的努力方向。这体现了工作实施和布局安排的全局性思维。
同时，政府经济工作和经济政策运用是直接面对现实的，需要综合施策。众所周知，以“微观-宏观”范式承诺的主流经济学为逻辑基础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较强的逻辑抽象性，例如，将“宏观调控”局限于经济关系中的总量、短期、需求侧方面。作为政府经济工作和经济政策运用需要考虑各种现实因素，就必然涉及经济关系中的结构、长期、供给侧方面，所以须提升经济工作的思维高度，综合施策，多方协同配合，以至采取系统集合的思维，应对高度具象的经济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要按照系统集成、协同配合的要求，统筹好这五个方面的关系，并打好政策“组合拳”。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贸易、环保、监管等政策和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配合，完善部门间有效沟通、协商反馈机制，增强政策合力。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统一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统筹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提高政策整体效能。
当然，系统思维并不是没有工作重点的面面俱到，而是既要综合施策，又要在具体实施中针对关键，切中要害。据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紧抓关键环节完成好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针对需求不足的突出症结，着力提振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针对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障碍和外部挑战，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针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瓶颈制约，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针对企业经营中的关切诉求，加强政策支持和优化监管服务；针对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持续用力推进风险处置。要大力提升抓落实的效能，充分调动基层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2025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要抓好的重点任务。包括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增强区域发展活力；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紧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这些重点任务的安排和解决问题的实施着力，体现了2025年经济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和应对复杂形势中突出问题的系统要求。
一是从宏观形势看，有些问题是周期性经济现象，采取经济总量的逆周期调节方式通常可以获得可预期的成效。例如，需求不足所产生的增长压力和就业不足，相当程度属于经济周期现象，可以用常规的宏观经济干预手段进行干预调节，但也可能是受到非周期性的外部冲击影响而产生的问题，所以，应对政策主要着力于需求总量调节，但也必须考虑供给侧协同，例如，不仅增加投资项目，也要提高投资效率，并且需要助之以国际经济关系的政策调整。
二是从国际形势看，由于许多问题的产生是外部冲击的内部化和内卷化，没有常规性应对手段，所以必须采取对冲性经济政策，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因素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例如，以扩大内需或干预供给的非常规手段，抵充外需减少或供应链冲击的压力。较常见的是：以制裁对制裁，以关税对关税，以补贴对补贴，以壁垒对壁垒等。在此过程中，经济可能是目的，表现为经济获益，也可能是手段。
三是从制度建构看，有些问题的发生主要受体制因素影响。其中，有的是因原有体制的改革尚待进一步深化；有的则是因新现象的出现，尚未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总之，管理体制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所以以改革牵引发展，是根本的可行方式。
四是从产业结构看，有些问题是产业技术和结构变化所产生的必然现象，要在技术进步和新产业形成过程中逐步解决。例如，在新旧产业转型过程中，产业替代产生不适应现象，须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其中，既要有需求侧的宏观经济政策，也要有供给侧的产业政策推动，以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才能使经济运行步入新的良性循环。
五是从安全形势看，有些问题属于经济安全以至国家安全的关切，需要由广义的经济政策来应对。而且，安全关切不仅是国内经济问题，更大程度上是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问题，涉及国际贸易、对外开放制度以及国家间技术竞争等。所以，经济工作往往须跨领域考虑，而非单纯的“在商言商”。特别是当前有些国家将经济问题和安全问题相混淆，动辄提升为“国家安全”威胁，必然会反映在国内经济工作中，更增加了应对经济问题的复杂性，须慎重施策。
六是从社会关系看，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都与社会问题直接或间接相关，从这一意义上，经济政策本质上也是社会政策。所以，经济工作的工具理性必须与价值理性相结合，才更具人类发展意义。例如，城镇化、乡村建设、生态环境、区域发展、民生福祉等，都是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所应考虑的。而且，仅就经济手段的功能而言，解决社会问题，既是经济政策本身的目标指向，也可以成为实现经济政策目标的功能性助力方式，如投资及财政。
总之，尊重规律，进取行稳为施策避险之定向航标。经济现象具有高度复杂性和系统关联性，涉及诸多经济和非经济领域，必须重视各方面关系和利益关切，从而进行有效决策和实践部署。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