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借学习培训、党建活动、招商参展等为名，变相公款旅游；有的声东击西，通过提前到、推迟回的方式，延长不必要的公务行程；有的“夹带私货”，带亲属、朋友一道出行，并用公款报销所产生的旅游费用……近年来，各种公款旅游问题顽固复杂、日趋隐蔽，明目张胆的公款旅游越来越少，但变相公款旅游等问题时有发生。
在一些专家和实务工作者看来，公款旅游反映出一些党员干部公私界限模糊，纪律规矩意识淡薄。事实上，无论以何种理由，无论穿上何种的“马甲”，都改变不了其以公之名谋取私利、违规违纪的本质，需要完善相关制度机制，让其无所遁形。
加强日常监督，破解“发现难”
“为什么你们单位外出培训，有好几次都在‘五一’‘十一’等重要节假日前后，而且有很多次培训都是在上海、江苏等地？”此前，四川省资阳市纪委监委对该市住建局开展监督检查时，发现其下属单位——该市市政处的外出培训资料及报销凭证中的几组数据有些不对劲。
在询问相关人员后，核查组得知，“该单位每年都要组织参加培训，时间、地点和人选都是领导确定的，费用也是严格按规定报销的”。
对此，核查组在调取该单位领导班子相关资料后发现，该单位原党支部书记李某借培训之机，“顺路”去探亲游玩，为了解决因私滞留的返程机票款，李某委托票务公司伪造机票，与同行人员一同报销。
对于这种借培训之机“夹带私货”的公款旅游，资阳市纪委监委进一步健全“发现问题、建立清单、定向反馈、跟踪整改”工作机制，对监督发现的问题线索，坚持严查快处，并督促推动涉案单位进行整改。
根据监督执纪中发现的典型问题，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纪委监委依据相关规定，结合本地情况，研究制定公款旅游负面清单，包括编造虚假行程、擅自变更路线、开展无实质性参观考察、预留大量时间“自由活动”等12个具体典型场景，为纠治公款旅游隐形变异提供了标尺。
在加强日常监督中，一些地方加强与财政、税务、审计等职能部门的沟通协作，对各级各部门的培训、考察等活动的票据进行统计分析，筛选相关问题线索。比如，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泸西县、昆明市西山区等地的纪检监察机关加强与财政、公安等部门的配合，通过相关平台的数据对比，发现违规公款旅游等问题。
此外，河北省纪委监委会同组织、财政、机关事务管理等部门，紧盯文件依据、工作方案、报销票据、实际路线、监管责任落实等，发现公款旅游问题。
破解隐形变异公款旅游“发现难”问题，关键就在于多渠道、全方位排查挖掘问题线索。对此，一些地方纪检监察机关还创新监督方式，利用大数据分析，做实日常监督。
海南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有关工作人员介绍，“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公务用车全省一张网信息平台、12345热线平台、审计整改平台等多个信息平台，做好数据碰撞，对公务出差的预算是否合规、资金使用情况是否与预算一致、公车节假日期间是否有热门旅游城市出行轨迹等重点筛查核查。”
依托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纪检监察信息化平台、廉政档案等系统平台，江苏省张家港市纪委监委对旅行社出游人员名单、出入境记录、税控发票等数据信息进行比对分析，深入排查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参与外出公务活动时存在的疑似违规旅游问题情形。
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
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看来，大数据和科技手段的运用，重点要实现相关信息平台的信息共享，对于出公差的情况进行实时监督，一旦发现风险问题，平台及时启动预警方案。使用大数据平台时，应注意信息的保密安全和法律的界限。
扎紧制度笼子，做实“后半篇文章”
“有的单位是因为对党员干部日常教育管理监督宽松软，相关制度没有落实到位，个别领导干部默许甚至带头搞违规旅游；有的单位是因为审核审批流于形式，没有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导致违规旅游费用能被顺利报销。”在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金涛看来，违规旅游问题出现，与一些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密切相关。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一方面在于部分单位还存在不少的制度漏洞、监管盲区。对此，庄德水指出，各级党组织应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完善财务报销制度和审计制度，建立健全公务出差审批制度，从严控制出差人数规模和经费支出。
在查处并通报了多起违规公款旅游案例后，云南省紧盯借培训考察、党建活动等名义进行违规公款旅游等问题线索，持续深入纠治公款旅游、变相公款旅游和借机旅游问题。对此，云南省委办公厅印发《云南省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提出公务接待规范，严防借公务之机违规公款旅游问题。
针对违规公款旅游暴露出的监管漏洞，江苏省常州市纪委监委督促32家单位完善公务差旅、财务内控等管理制度规定47个，推动组织、公安等部门健全完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出国（境）审批、登记备案等制度。
在四川省成都市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主任邓怡看来，除了堵塞漏洞，还要发挥好制度刚性约束作用，推动发案地区、部门、单位进一步完善内控机制，将责任落实到部门、岗位和具体责任人，严禁在制度执行上打擦边球、搞变通。对违规报销、虚假审批等行为实行“一案双查”，既追究当事人责任，也倒查相关领导的监管责任。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另一方面还在于个别党员干部在高压之下仍纪律意识淡薄，心存侥幸。这也反映出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仍有生存的空间。因此，光在“不能”上下功夫还不够，还要在“不想”上做文章。
在一些专家看来，对出现借培训考察、党建活动之名公款旅游等问题的单位，要督促其采取通报曝光典型案例、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和旁听庭审等方式，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个案中吸取教训，强化纪律规矩意识，实现“查处一起、震慑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
此外，辽宁省大连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李涛指出，除了推动发案地区及单位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还要推动各级各单位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通过廉政文化浸润，让党员干部树牢“公款姓公”的纪律自觉。同时，开展作风建设制度“回头看”，对制度执行不力的，严肃追责问责。
坚持风腐同查，深化标本兼治
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到景区游玩，还带着家属，旅游费用由企业支付；多次要求私营企业主以考察等名义，安排自己前往全国各地游玩；接受某私营企业主的请托，为其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事后该私营企业主为其多次安排游玩，相关费用由该私营企业主支付……在违规公款旅游中，还有一种现象值得警惕：一些公职人员借旅游之名，行权力寻租之实。
比如，湖南省衡阳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廖炎秋就是典型，他曾与私营企业主谢某等人相继到西藏、四川游玩，相关费用由谢某承担。甚至还带着情人到黑龙江游玩，相关费用由私营企业主唐某承担。2023年2月，廖炎秋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某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有关负责人看来，党员领导干部腐败堕落往往是从不正之风、享乐奢靡开始。“四风”和腐败问题相互交织，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旅游活动安排暗藏由风及腐、风腐交织的廉洁风险。“个别党员干部接受他人安排的旅游，表面上看没花公家一分钱、全由管理和服务对象买单，本质上也是变相接受他人财物的行为。”
“由风及腐问题具有一定隐蔽性。”庄德水说，领导干部离开工作岗位去其他单位调研或外出，都要进行报备。如果搞变相旅游，比较容易被发现和识别。但在变相旅游的行程中，是否发生收受礼品、礼金或者受贿的行为，这是较难被发现的。
对此，针对发现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旅游活动安排等违规问题，河北省纪委监委通过查报销来源、查培训天数、查实际路线、查公务行程等细节，深挖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权钱交易等问题。
此外，河南省纪委监委坚持把风腐同查同治理念贯穿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全过程，针对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旅游活动安排背后往往存在利益交换、请托办事等腐败问题这一特点，把“风必查腐”“以案看风”相结合，斩断由风及腐链条。
庄德水指出，在审查调查中，除了“由风查腐”外，还要“由腐纠风”，通过延伸调查和关联比对，揭开隐藏在作风外衣下的腐败问题，细查腐败背后的享乐奢靡等作风问题，严控风腐交织借势成患。
目前看来，“由腐纠风”有效拓展了防治公款旅游腐败的有效路径，在一些地方也取得了积极成效。比如，云南省纪委监委深挖彻查云南省交通运输系统部分单位以培训为名组织公款旅游问题，对3个党组织、121名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1人，追缴违纪款109.6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