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需要持续锻造红色基因与廉洁传统的政治本色。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长河奔涌向前，从南湖红船到全面小康，红色基因与廉洁传统交织成党的政治本色，既是抵御风险的精神盾牌，更是凝聚共识的价值基石。而“红”“廉”文化则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自身历史基因和历史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是红色文化与廉洁文化的有机融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迫切要求将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与“廉洁传统”熔铸为有机整体，栽育“红”“廉”文化的“双生花”，耕植“红”“廉”精神的“并蒂莲”，不断赋能思政引领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能。
一、“红”“廉”融合赋能思政引领力的三重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思政引领力居于“六大特质”之首，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思想政治教育首要地位和引领作用的高度重视。从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和理论逻辑三个维度，挖掘红色文化与廉洁文化的“融点”，推动“以红育廉”“以红融廉”“以红润廉”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实践，赋能思政引领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基因，在红色文化中实现了创造性转化。从《周礼》“六廉”到《论语》“政者正也”，从包拯“清心为治本”到于谦“清风两袖朝天去”，廉洁文化始终是中华政治文明的精神内核。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这一精神内核注入革命实践：井冈山时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延安时期“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作风，西柏坡时期“两个务必”的告诫等，正是这种精神传承的生动写照。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个军队有一个好作风，就是艰苦奋斗，就是廉洁奉公”。红色文化与廉洁文化共同蕴含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这是赋能思政引领力的历史逻辑。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指出：“历史上没有一次伟大的斗争不是为了某种理论而进行的”。从延安时期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到新时代的“反‘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艰苦奋斗始终是破除特权思想、抵制腐败侵蚀的精神武器。这种传统在新时代转化为“过紧日子”的要求，通过制度约束与文化熏陶相结合，补足“精神钙质”，构筑起廉洁从政的精神防线。
红色文化与廉洁文化的精神内核高度统一，都指向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这种精神在红色文化中体现为坚定的理想信念，在廉洁文化中具象化为清正的政治品格。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红”“廉”融合的必要性。红色文化和廉洁文化的精神核心都是理想信念，这是赋能思政引领力的价值逻辑。而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所在，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证明，正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坚定信念，使党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新时代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必须将红色文化中的信仰元素与廉洁文化中的为公精神有机结合，共同筑牢思想防线。
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无形较量，“红”“廉”文化融合展现出独特的战略价值。在内部维度，廉洁文化通过“三不腐”机制（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塑造政治品格，红色文化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凝聚精神力量；在外部维度，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彰显制度优势，廉洁文化的实践成效回应“中国之治”的质疑。这种双重作用，最终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既要有物质文明的积累，更要有精神文明的引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红色文化和廉洁文化都秉持人民立场，这是赋能思政引领力的理论逻辑。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红色文化中的“一切为了群众”与廉洁文化中的“防止脱离群众”形成互补：前者强调奋斗方向，后者规约权力边界。新时代践行人民立场，要求将群众路线融入廉洁文化建设，通过“阳光政务”“民主监督”等机制，使权力运行始终处于人民监督之下。红色文化与廉洁文化共同诞生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奋斗的伟大实践，共同为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总之，以“红”“廉”文化赋能思政引领力，本质上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索。它既强调对红色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又注重与新时代廉洁要求的“创新性发展”。
二、“红”“廉”融合赋能思政引领力的实践路径
“红”“廉”融合赋能思政引领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任务。需以历史主动精神推进资源整合，以创新思维推动教育变革，以开放视野构建传播生态，形成“资源—教育—传承”的完整闭环，最终实现“红”“廉”文化从“历史资源”到“精神力量”、从“文化符号”到“行为自觉”的转化，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首先，“红”“廉”文化融合构建系统性的文化资料库。红色文化与廉洁文化的融合，需从物质、精神、制度三个层面构建“红”“廉”文化资源库，形成“三位一体”的支撑体系，实现“红”“廉”文化从“历史资源”到“精神力量”的转化。
物质资源的系统性整理需立足历史纵深，对革命遗址、文物档案、口述史料等物质载体进行数字化采集与标准化建档。汲取崇德尚廉、廉为政本、持廉守正等传统廉洁文化精华，发掘家风育廉、党纪清廉、社会倡廉的时代廉洁文化品质，通过建立跨区域、跨层级的资源数据库，实现红色遗址的虚拟重建、文物的三维展示、史料的智能检索，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可感知、可交互的物质基础。
精神资源的系统性提炼需聚焦价值内核，在物质资源整理基础上，从红色文化中提炼忠诚、为民、担当等精神特质，从廉洁文化中萃取公私分明、崇俭戒奢、克己奉公等价值准则。通过构建“历史叙事—理论阐释—现实观照”的分析框架，将碎片化的文化符号升华为系统化的理论体系。
制度资源的系统性整合需立足长远保障，充分认识制度是推动红色文化与廉洁文化二者深度融合、长久传承的坚实根基与有力保障。为此，要构建一套涵盖规范制定、监督执行、评估反馈的完备制度体系。规范制定上，精准把握融合规律与需求，因地制宜制定可操作的制度准则，明确行为边界；监督执行环节，建立全方位监督机制，强化动态跟踪，确保制度落地不打折扣；评估反馈方面，以科学指标评估制度运行，总结经验、查漏补缺，及时优化完善。
其次，“红”“廉”文化融合促进长期性教育创新。资源整合的最终落脚点是教育创新。需通过学校教育、公众教育、党政教育的协同创新，构建符合新时代“红”“廉”文化传承需求的教育范式，实现“红”“廉”文化从“文化符号”到“行为自觉”的转化。
学校教育是“红”“廉”文化传承的基础阵地，需将红色资源中的廉洁因子深度融入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体系。通过开发校本教材、设计红廉主题实践课程，在思政课教学中植入革命先辈廉洁故事，依托校内外廉洁教育基地开展现场教学。同时，创新“红”“廉”文化传播形式，推出廉洁主题短视频、互动展览等数字化教育产品，组织学生参与红廉故事宣讲、文艺创作等活动，构建“理论+实践+技术”三维教育模式，使“红”“廉”文化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学生扣好“廉洁的第一粒扣子”，高举信仰的“红旗”。
公众教育需以全民共建共享为导向，通过媒体融合与社会参与深化“红”“廉”文化传播。利用“报网端微屏”全媒体矩阵，推出“红”“廉”文化专题节目、短视频和互动内容，结合VR/AR技术设计沉浸式廉洁教育体验项目。在社区、广场等公共空间设置红廉主题雕塑、标语，开展“廉洁文化日”“红廉旅游研学”等活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红”“廉”文化作品创作。通过建立举报平台、反馈机制增强公众监督参与感，形成“线上+线下”“教育+实践”的立体化传播网络，推动廉洁意识融入日常生活。
党政教育应以制度化、常态化为核心，将“红”“廉”文化融入干部培训与党风廉政建设体系。定期开展专题讲座、案例分析研讨会，邀请专家解析腐败案例深层原因，强化党员干部纪律意识。依托红色资源打造差异化廉洁教育基地，制定分层分类教育方案，针对不同领域设计特色课程。建立考核机制，将廉洁文化建设纳入党建考评体系，通过“清廉单元”建设推动机关、学校、企业等领域协同联动。同时，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设计个性化学习路径，为干部提供精准化教育内容，推动教育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
最后，“红”“廉”文化融合持续性优化传播生态。教育创新需要文化传承的支持，文化传承的关键在于传播生态的优化。需通过文艺创作、社会参与、国际传播的协同推进，形成“国内—国际”“线上—线下”联动的传播格局，实现以文润心、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能。
文艺创作的时代化表达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动“红”“廉”文化与影视、文学、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的深度融合。通过创新叙事方式、丰富表现手法、拓展传播渠道，打造具有思想深度、艺术高度、传播广度的精品力作。
社会各界的协同化参与需构建“政府主导—学校主体—社会参与”的协同机制。政府需发挥政策引导、资源整合、平台搭建的作用；学校需承担文化传承、教育创新、人才培养的使命；社会需提供实践场景、传播渠道、反馈机制的支撑。通过建立共同参与制度、共建实践基地、开展联合研究，形成文化传承的强大合力。
国际传播的本土化适配需立足中国实践，讲好“红”“廉”文化的中国故事。通过构建“理论话语—叙事话语—传播话语”的转换机制，将中国经验转化为国际社会可理解、可接受的话语表达。这一过程需坚持“文化自信—开放包容”的辩证关系，既彰显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又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以“红”“廉”文化赋能思政引领力，本质上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索。它既强调对红色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又注重与新时代廉洁要求的“创新性发展”；既立足国内廉洁文化建设，又面向世界政党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这一路径的深化拓展，必将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更坚实的文化支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更强大的精神力量。
作者：文婷婷，西南石油大学副教授，博士；徐善意，西南石油大学2023级学生，刘启轩，成都中医药大学2024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