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发布了一则“情况通报”，就网民盘某某反映的舆情通报了调查情况。盘某某陪父母到乡政府办事，遇工作人员迟到、缺岗，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该信息后，他又转发了关于此事的内部通报。民警夜访他家，待他赶回去的时候，看到家里老人要喝农药。

宁远县的情况通报中回应，民警全程佩戴使用执法记录仪，“双方交流平和”。

显然，双方说法差距较大，盘某某父母都拿出农药了，还配发了农药被他打碎后的图片，官方通报中却说“双方交流平和”。从常理上来说，这不仅无法化解网民的疑惑，反而在人们心中种下疑惑：双方交流平和的话，为何老人会想喝农药？

对此，盘某某建议公开或者允许他个人观看执法记录仪的视频。这个要求正是双方信息之间缺少的那一环，也是给公众留下疑惑的空白地带。

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普及，公众监督渠道日益多元，人们的监督意识也普遍增强，同时政府对民众意见的重视程度也在逐渐增强，双向合力下，政务公开透明化程度有了一定的提升。但从近年来的一些官方通报看，在如何回应公众监督，就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进行通报方面，还有着参差不齐的认识差距。以至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通报引发质疑，甚至又激起新的舆情。

有些通报留下一些没有讲清楚的地方，大概寄希望于后续的关注度会渐渐减弱，从而能够蒙混过关。另外，有些采取避重就轻策略，回避焦点、模糊重点，顾左右而言他；有些则弱化问题性质，淡化问题的严重性，定性偏弱；更有些事实不清，前后矛盾。

如2024年4月8日，河南省郏县长桥镇多名执法人员与村民发生冲突，现场监控显示存在抢夺手机、卡颈锁喉及抓扯头发等行为。事发后，当地通报中的表述为：长桥镇执法人员沟通不当、方式方法欠妥，显然有淡化处理的意图。

这类通报没有化解公众的疑问与不满情绪，反而增加舆情处置难度，得不偿失。在梳理相关案例时，记者发现，类似的舆情通报被质疑的例子，在近两年变得多了起来。

过去，出于对官方通报的信任，网民得到回应后，舆论往往逐渐平息。对于发出通报的一方来说，尘埃落定、万事大吉。而现在不一样了，网民对官方通报已经不是以前的心态，不是全盘接收然后“闭麦”。现在，人们对于通报越来越理性、较真，通报如有信息上的遗漏、无法自证的说明、语言上的模糊，甚至用词上的粉饰，网民都会不怯于继续追问。

这一方面是公众成长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说，是一些官方通报自己“作”到这个地步的。总有一些地方在回应社会关切热点时，自恃“官方权威”，在通报中半露半藏、半真半假、半实半虚，埋藏一些小心思，包括想要庇护涉事人员、维护地方所谓的“面子”、避免影响地方政绩等等。

时代日新月异，而有些人为官的心态还停留在旧时。官本位的思想惯性仍然存在于某些人的观念里，从而对公众监督心存抵触，回应起来自然无法付出应有的诚意。

调查通报最终目的不应是息事宁人，而是还民众真相。“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一旦陷入利弊权衡，必然无法达到应有的结果。面对舆情热点，放下自己的功利得失，让调查通报回归事实本身，收获理解和信任不是难事。

若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心态，不仅会持续损耗政府公信力，还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成为拖后腿的那个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