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建涛帮村民做健康检查。
四川在线记者 兰楠
“廖爷爷，来测氧饱和度咯。”“大医生今天来得早呢！等会吃了饭再走？”近日，米易县白坡彝族乡滩脚村的“00后”村医罗建涛，像往常一样来到76岁的村民廖德兴家中，为常年受慢阻肺疾病困扰的他做检查。
别看廖德兴现在热情，罗建涛第一次上门随访时，廖德兴却满是怀疑：“这小年轻，能不能看好病？”
从小年轻到“大医生”，变化背后，是攀枝花加快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以数字技术和专家团队赋能基层医疗事业发展的缩影。作为攀枝花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中的“重头戏”，当地打出一套整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组合拳”，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
资源下沉
小年轻变成“大医生”
2002年出生的罗建涛，大学学的是临床医学专业，今年2月到滩脚村入职村医。滩脚村是雅砻江流经的一个彝族村，也是米易县最偏远的村落之一，村民如果乘班车去县城看病，往返要花6小时。
为了取得村民信任，罗建涛选择了“腿勤”这个笨办法。他每天骑着摩托车入户问诊，大半年来行程已近5000公里。每次随访结束，他都会认真整理出诊笔记，随时更新村民健康档案。
但罗建涛觉得，这些还不够——依靠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中的数字医疗和专家赋能，自己要真正做好村民眼中的“大医生”。
作为全国首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县之一，米易以县人民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支点、村卫生室为前哨，搭建起上联省市医院，下联乡镇卫生院的远程诊疗平台和“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推行“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
米易县白坡彝族乡滩脚村
滩脚村88岁的村民候兴碧腿脚不便，不方便到县里拍胸片，罗建涛便将她带到乡卫生院做检查。1分钟后，候兴碧的胸片就被传到米易县人民医院的影像诊断中心。很快，该院医学影像科医生范秀斌回传了诊断报告。
范秀斌介绍，这个影像诊断中心每天有10多名医师在岗，每年要完成近10万人次的影像诊断，其中大部分来自乡镇，“一般情况下1小时内回传报告，急诊只需20至30分钟。”
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罗建涛的医术变高了、医药包变轻了，村民经他初诊，在乡卫生院做了检查，就有县里医生在云端诊断，不用再跑县城。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同样成了米易县新山傈僳族乡新山村村医贺国欣的依靠。出生于1997年的她原本在乡镇卫生院工作，2024年8月主动申请回到家乡担任村医，“我们村有好些老人，跟他们交流只能用傈僳语，我去最合适。”
贺国欣走在出诊的路上
担任村医后，大学学习护理专业的贺国欣又产生“本领焦虑”。这时，米易县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将村医纳入全县卫生人才培训体系，实施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项目，为她送来“及时雨”。
一年来，药品管理培训、中医理疗培训等技能提升课程，让贺国欣信心大增，“我要让更多乡亲在村里就能把病看好。”
服务上行
老村医解决“新问题”
“曾大姐你最近瘦了，挺好的，对你控制血压有帮助。”近日，在盐边县红格镇联合村，村医程德聪跟村民曾元会简单交代几句后，就又跳上三轮车赶往下一家。
与罗建涛等“新人”不同，50岁的程德聪是村医中的“老兵”，在联合村当村医近30年，对村民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
但今年，本对村医岗位“游刃有余”的她，却有些“匆匆忙忙”，原因是“体重管理年”活动的开展。“这两年，村民对慢性病的重视程度大幅提升，但对于体重管理的观念还比较模糊，甚至觉得有些‘小题大做’。”
面对新挑战，程德聪直接把体重管理“搬”到了村民家门口。她把自己的电动三轮车改装为“流动医务室”，放上身高体重秤、血氧仪、血糖仪、血压计等。她不坐诊的时候，就到村民家门口，给大家做检测、搞科普，让村卫生室从医疗“末梢”变成健康“前哨”。
盐边县红格镇联合村
种种变化背后，是攀枝花群众看病就医习惯的悄然改变——基层“接得住”，百姓“愿意去”。
数据是有力见证：截至目前，攀枝花全市累计建成县域医疗次中心6个，基层临床特色科室13个，51家基层医疗机构“优质服务基层行”基本标准达标率100%。全市下沉中高级以上专家128名，设立延伸门诊、延伸病房40个，年均开展远程会诊16万余例。“空中120”救援航线达到23条，覆盖川西南、滇西北11个市（县）。
如今，在一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彩超、CT等设备已成“标配”，以往只能在大医院开展的检查检验项目逐步普及；越来越多专家号源、慢性病常用药，通过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渠道“流”向基层。“相比2022年，2024年全市基层诊疗量增长15.1%、住院次均费用下降15.4%。预计2025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较2024年增长6.64个百分点。”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展望“十五五”，更多暖心举措“正在路上”：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优化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和布局，成立知名专家工作站，持续推进健康城镇创建，打造一批卫生健康共富场景……
这些“硬举措”，将成为持续增强攀枝花群众健康获得感的“关键密码”。
受访者供图
